1、关于“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
    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交通肇事逃逸或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逃逸”是指交通事故发生后，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责任故意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是交通事故既成后的后继行为。“逃逸致人死亡”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作为定罪情节也可能作为量刑情节出现。例如，司机甲冬夜违规驾驶，刮倒路人乙致其腿部骨折（属轻伤），甲看见乙既未流血，也未昏迷，为了逃避责任，慌忙驾车逃走。乙小腿骨折不能行走，因天气异常寒冷，被冻死。根据的构成要件，甲的行为认定交通肇事罪无疑，甲“逃逸致人死亡”这一潜在的交通肇事罪的罪后情节便成了决定先前交通肇事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定罪情节；而当交通肇事本身就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这一罪后情节为量刑情节。
    2、关于戴罪立功的规定
    刑法第449条规定：“在战时，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宣告的犯罪军人，允许其戴罪立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这种通过罪后的立功行为来否定犯罪的成立，实质是罪后情节（行为）决定定罪。对这一刑法上“特殊缓刑”的规定，一般均认为这是战时的特例，对其存在的法理依据研究甚少。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是认为这种规定是：“军事指挥官介入军事司法程序对实体问题的处理，……不仅可能使原判刑罚不再执行，甚至可能使判决归于无效，因而军事指挥官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审判的最终结果。军事指挥官介入军事司法过程，虽然影响了军事司法的程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军事司法裁判的最终结果，但并不因此意味着战时军事司法权就具有军事指挥权和国家司法权的双重属性，其本质上仍是国家司法权，只是在此呈现出更为浓厚的军事指挥权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