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强奸后通奸一般不宜以论处”的规定
1984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第一次性行为违背妇女的意志，但事后并未告发，后来女方又多次自愿与该男子发生性行为的，一般不宜以强奸罪论处。“这个司法解释显然是罪后情节影响定罪的最突出表现。根据现行规定，只要行为人第一次强奸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就成立了强奸罪，就必须提起。事后被害人意志的改变，无论是真正原谅了犯罪人还是出于其它考虑，仅能影响该罪具体量刑，而不能影响定罪。
    2、中“不作为犯罪处理‘的规定
    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但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2、情节轻微并主动坦白或者积极退赔的；3、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1998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2、全部退赃、退赔的；3、主动投案的；……”虽然根据刑法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而如果严格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当盗窃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情况下，罪后的投案、自首、坦白及退赃行为，是不能影响定罪的，即可以免其刑但不能免其罪。
    3、邪教犯罪中“不作为犯罪处理”的规定
    1999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两院”司法解释的通知规定》规定：“对于受蒙蔽、胁迫参加邪教组织并已退出和不再参加邪教组织活动的人员，不作为犯罪处理。”2002年5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提到的“因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又制作、传播的，不论数量多少，都要根据《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定罪处罚，但情节轻微，行为人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不作为犯罪论处。”这些规定是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把涉案人数众多，情节显著轻微的邪教信众排除出犯罪，以减少打击面，稳定社会，利于反邪教斗争的顺利进行。但和盗窃罪中“不作为犯罪处理”的规定一样，在刑法法理上都值得探讨。
    4、涉及民用枪械及危险品犯罪中“不作为犯罪处理”的规定
    2001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指出：“对于《解释》施行前，行为人因生产、生活所需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依照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作为犯罪处理。”而根据我国司法解释时间时间的一般原则，刑法司法解释和被解释的条文同时生效，即刑法司法解释对刑法颁布后，解释作出前的犯罪行为有溯及力。但这上述《通知》却有条件排除了《解释》在这类涉及民用枪械及危险品犯罪中的应用，笔者认为司法者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民间长期形成的“为生产、生活所需制造、买卖、运输（民用）枪支、弹药、爆炸物不为罪”的思想难以由于刑法的笼统规定，得到消除。在当事人确实无法理解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若严格按照刑事违法性来定罪，似乎缺乏主观归责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