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立方：被告人朱永林与苏四荣一起购买日月城小区22号商务楼，然后加价180万元卖给邱小根，朱永林因此共收受110万余元，其中投资50万元，其余为投资收益。关于该行为是否构成，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即机关的指控意见，认为朱永林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第二种意见即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朱永林与苏四荣合作投资商务楼，系正常的投资行为，且朱永林有实际出资，其行为不构成受贿罪。

    我们同意第一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1．朱永林利用职务便利，为苏四荣谋取利益，具备了受贿罪的前提条件。受贿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另一种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前者为索贿，后者为普通受贿。本案中，开发商日月公司对环渚乡西白鱼潭地块进行城建开发，朱永林身为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负责拆迁工作。朱永林为苏四荣厂房的赔偿数额问题，利用自身职务便利，与日月公司进行协商，经过多次谈判，最终确定赔偿数额。朱永林与苏四荣等人经过协商，还借用他人姓名，与苏四荣签订虚假的房屋转让协议，以达到在拆迁时享受安置房的目的，虽然未能得逞，但在最终的安置补偿中，苏四荣所在的融达公司通过签订虚假协议得到了240万元的赔偿。因此，朱永林已经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2．朱永林以“合作投资”为名，却未实际投资，在项目获得利润后收受“合作者”苏四荣的投资本金，属于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合作投资的名义收受他人财物，是近几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对此种情形能否认定为收受贿赂或索取贿赂，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据此，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收受财物，是否构成受贿，关键在于国家工作人员本人有无实际出资。

    本案中，从表面来看，朱永林曾经付给苏四荣30万元，但实质上，其在合作投资房产中并未出资，也未参与管理和经营，更未承担投资风险，其行为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出资合作投资行为。

    第一，朱永林未按约出资（交付定金）。日月公司与苏四荣约定，购房须付定金100万元。虽然苏四荣与朱永林就投资房产约定每人出资50%，但朱永林没有按约支付定金，第一笔定金60万元，全部由苏四荣支付，第二笔定金40万元也全部由苏四荣支付。

    第二，朱永林与日月公司谈价格的行为不属于合作投资中的管理、经营行为。苏四荣有意购买日月公司的日月城小区22号商务楼，让朱永林（时任环渚乡副乡长）出面与日月公司谈价，最终确定价格为1280万元。朱永林在与苏四荣合作投资之前，已谈定了购房价格，而且朱永林是利用自己的身份为苏四荣购买房产取得较低的价格，该行为不属于合作投资中的管理、经营行为。

    第三，朱永林虽然向苏四荣支付由苏四荣垫付的30万元，但是在苏四荣已找到下家邱小根，并谈妥由邱小根加价180万元购买房产之后支付的。因此，朱永林在合作投资中的出资行为是不承担投资风险的，其在已经明确可以取得巨额利润时，才给付苏四荣“垫付款”。当邱小根因资金短缺，未能及时支付苏四荣相应的款项时，朱永林又多次向苏四荣催讨并得到“本金”和“利润”。朱永林的“出资”不符合投资的本质，其从苏四荣处要回的投资款性质上属于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其所谓的“利润”也不是“也资”的合法收入。

    3．朱永林主观上具有受贿的故意。本案中，苏四荣在日月公司陆续支付240万元补偿款后，为感谢朱永林、朱海毛的帮助，提出对朱永林、朱海毛日后购房时各补贴30万元，朱永林未予拒绝。之后，苏四荣看到日月城商务楼比较好，认为如果买得便宜肯定有钱赚，于是想借机分给朱永林利润，以感谢朱永林的帮助。通过朱永林与日月公司谈价，苏四荣以较低的价格购得商务楼，从而转手倒卖获利。朱永林明知苏四荣与其“共同投资”、分享利润，是感谢其曾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苏四荣谋取利益，仍多次向苏四荣催要“利润”款，符合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