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怡
庭立方产品中心实习生
我们都习惯了律师作为辩护人的身份，在法庭上侃侃而谈。当有一天位置交换，律师也坐在了被告席上，他们的自我辩护会成功吗？
说起民国的大律师，章士钊必须拥有姓名。
章士钊
章士钊在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当过秘书长，在段祺瑞的执政府当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教育部部长）。上世纪三十年代，他成为一名执业律师，曾为多位名人进行过公开辩护,四十年代中期力促国共和谈；直到晚年，八、九十岁的章士钊还在为祖国统一而奔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先生回到上海正式挂牌当律师，时谓上海四大律师之一。他辩护过的名人比比皆是，最著名的两次义务辩护是给陈独秀、周佛海的辩护，最后均使两人成功免死。
就是这样一位民国上海滩著名的大律师，也曾经坐在被告席上，并且最后还输掉了官司。
鲁迅杠上大律师
这是民国史上一场名人之间的“法庭之战”。
民国时的一个大文豪和一个时任高官，谁也想不到，一场诉讼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课本中的鲁迅总是用笔杆“怼天怼地”，现实生活中的鲁迅也是一个十足的“杠精”。这一次，他杠上了大律师章士钊。
◆鲁迅
这场“法庭之战”的起因源于1925年的“女师大学潮”。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师生合影
1924年至1925年间，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直接动摇了北洋军阀政权。任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的章士钊下令停办女师大，甚至派军警武装接收女师大。女师大被解散之后，为了维持校务，成立了校务维持会。当时鲁迅还是章士钊的下属——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科长，本是在女师大教书的他“恰好”就做了维持会的委员。章士钊“深恐群相效尤”，致使“此项风潮愈演愈烈，难以平息”。（《章士钊致平政院的答辩书》），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二日以“鲁迅忤逆犯上，不服从教育部命令”呈请北洋政府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的头衔。第二日，段祺瑞政府便明令照准。就这样，这位在国家教育部工作了14年，多次受到嘉奖的科长，被免职了。
被免职的鲁迅迅速执笔反击，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便在这种背景下诞生。除了撰文斥责章士钊是一只必须穷追猛打的“落水狗”，鲁迅转头就交了30元诉讼费把章士钊给告了。
程序？实体？
一个小小的科长，何以起诉大权在握的部长？重点是最后还告赢了。
准确的说，鲁迅告的是教育部。
民国主管行政诉讼的部门是平政院，根据当时的有关法律法规如《文官惩戒条例》、《文官保障法草案》等，鲁迅所任的佥事一职，属于“荐任官”（在官阶中列为第三至五等），如果要惩戒，须由主管上级备文申述事由，经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审查后始得实行；章士钊自然明白这样的程序，但他太急于打击鲁迅了，想于事后再补办这一手续，所以他在具文呈请段祺瑞时，特地在文末用括号说明“（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这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已经构成违法。鲁迅便抓住这一点展开猛烈攻击，指责章士钊“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
收到鲁迅诉状副本后，章士钊作了书面答辩，答辩状甚长。章士钊罗列了鲁迅的许多不端行为，陈列了一通处置有理的辩说，但却丝毫没有诠释程序违法。
他的意思是说鲁迅免职“实体”上是“合法”的。
而鲁迅又反驳说自己固然是教育部的官员，同时又是女师大的教师，“在部则为官吏，在校则为教员。两种资格，各有职责，不容牵混。”在教育部，自己是社会教育司的科长，所以对于章总长停办女师大的命令是否合宜从不过问；而作为女师大的教师，则维持校务乃属应有之义。
他的意思是说教育部管不着。
三月二十三日，裁决书下达，主文是“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理由是：
“依据前述事实，被告停办国立女师大学，原告兼任该校教员，是否确有反抗部令情事，被告未能证明。纵使属实，涉及《文官惩戒条例》规定范围，自应交付惩戒，由该委员会依法议决处分，方为合法。被告运行呈请免职，确与现行法令规定程序不符，至被告答辩内称原拟循例交付惩戒，其时形势严重，若不采用行政处分，深恐群相效尤等语，不知原告果有反抗部令嫌疑，先行将原告停职或依法交付惩戒已足示儆，何患群相效尤？又何至迫不及待必须采用非常处分？答辩各节并无理由，据此论断，所有被告呈请免职之处分系属违法，应予取消。兹依《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裁决如主文。”随后，教育部颁布了鲁迅的复职令。
◆平政院裁决集
“先服从法律后服从上司”
至此，一场下级告上级的诉讼以鲁迅的完全胜利告终。
深究胜诉背后的原因，还是得益于民国时期的文官制度，它们从原则上斥责了下级是上级奴仆的状态，用法律捍卫了“先服从法律后服从上级”的文官准则，用条文确定了上级处分下级的法定程序。这就使得此类的行政诉讼，做到了有法可依。
所以说，鲁迅赢了官司，牛的不仅仅是鲁迅，更是民国的法律及审判。章士钊漏掉了一步看似可补救的程序，却因此输了官司，殊不知程序违法同样是违法，在违法的程序中就奠定了败诉的基调。
辛亥革命，正如鲁迅所说，只是革掉了一条辫子，法律法规，在当局者看来，不值半文，仅仅是可以根据需求“灵活变通”的工具而已，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情形比比皆是。连章士钊这个曾经主管全国司法工作的司法总长，也不遵照法律办事。但是“法律至高无上”不是一句口号，民国司法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法律扬起它那正义之剑的时候，能让一个普通文人，一个“区区佥事”打败堂堂总长。
在法庭上经历过侃侃而谈、挽救他人生命的辩护，也曾坐在被告席上输掉官司，章士钊的律师生涯可谓是“精彩绝伦”。“胜败乃兵家常事”已经是老生常谈，百年后的我们从别人的人生中或许能明白，积极适应每次角色，拿得起放得下可能会更“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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