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

我听说，控辩审三方都不喜欢“认罪认罚”？

2021-04-30 15:27:22 4356次查看

作者：任远

江苏省淮安市检察院

公诉处检察官

自2018年10月，认罪认罚制度正式载入刑事诉讼法，打通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通道，同时也描绘了在现有司法力量情况下的，力图通过繁简分流实现简案快办、疑案精办的模式。

但实施了这么长时间，效果到底怎么样？我有幸和一圈法律人进行了一次交流，除了常规吐槽会外，我发现，大家似乎对这个制度表现出越来越不喜欢的情绪。

作为一名法律人，结合自己为数不多的司法实践，我想和大家谈谈现在对认罪认罚制度的看法。

公诉人为何不喜欢“认罪认罚”

根据现有的司法制度安排，认罪认罚制度的重点就是在审查起诉阶段，由检察官就起诉指控的事实和量刑建议听取辩方意见。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程度的量刑减让，和辩方达成认罪认罚协议，签订具结书，进而在提起公诉后，案件得到快速审判。当然也包括在认罪认罚基础上的不起诉。

在公诉机关承担主导责任的情况下，公诉人除了承担传统的审查起诉工作外，还承担对量刑建议的提出，以及和辩方商讨的过程。传统的审查起诉工作的认为并未简化，包括对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审查、遗漏事实和遗漏犯罪嫌疑人的审查，公诉人的主要工作还是对审查认定的事实进行认定。除此之外，和辩方单纯的商讨过程，也无疑大幅增加公诉人的工作量。

在传统工作模式下，量刑建议作为求刑权依附于公诉权，最终要经过法院的审判。而在认罪认罚模式下，控方的量刑建议权并未发生变化，相反难度反而大幅增加。

首先，在两高三部的指导意见中，原则上公诉人需要提出确定型量刑建议。虽然最高法院和地方省高院分别针对常见罪名制定了量刑标准，但千变万化的案件事实还是给“精准”二字增加了难度。

其次，在某些数字考核的指挥大棒下，一定比例的认罪认罚率，也增加了协议的难度。借用我国知名诉讼法教授陈瑞华老师的话，你需要有交换的砝码。而我们的认罪认罚制度是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易言之在事实上控方无法作出减让。减让的部分只是集中在量刑阶段。这个砝码有多重？特别是没有法定从轻、减轻的情节下，只能从诉讼经济的角度下，寻求认罪认罚的正当性。从宽无疑成为一个最稳妥的选择。趋利避害，人之本能。被告人总是希望刑期越低越好，在这种背景下。双方如何达成协议，难度可想而知。

再说，一个公诉人手里不可能只有一件案件，合规或者不合规的协商手段也就应运而生。一位检察官诉说，曾和最低判处十年以上的犯罪嫌疑人谈认罪认罚。嫌疑人的期望值是十年以下，但检察官确实无法做到在法定刑下建议刑期。前后，这位检察官提讯四次，均无果而终。辩护人也知道检察官有认罪认罚的考核要求，明确表示尊重犯罪嫌疑人意见。最终，检察官甚至提出了自己的父辈和嫌疑人是老乡，犯罪嫌疑人才勉强在具结书上签字。

如果说认罪认罚的正当性依据是司法成本的节约，通过上述实例的判断，司法成本有多少节约？几乎没有。甚至让检察官从内心有一股职业挫败感越演越烈。

其次，确定量刑建议提交法庭后，并非必然被法庭采纳。虽然符合司法要求，法庭对具结书应当表示尊重（参见刑诉法第201条），但法庭的审判权毕竟是最后的司法屏障。法官仍然必须对案件事实进行确认，这也是法官的当然职责。这和我们理解的美国诉辩交易中法官的职责是不同的。正因为法官对具结书的实质审查，必然给量刑建议的认可增加了不确定性。

在传统模式下，审查起诉的一些固有问题并未真正解决，而在认罪认罚制度和案件比的双重考核下，公诉人协调公安、协调犯罪嫌疑人、协调律师、协调法官成为必然。所以被吐槽，也在所难免。

律师为何不喜欢“认罪认罚”

请原谅我的不严谨，这里的律师泛指辩护方包括被告人。不过因为被告人往往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依托专业的辩护律师是必然之选。

这里的辩护律师又包括两大类，一是值班律师，二是委托或者指定的辩护人。无论是值班律师或者委托辩护人都是指导、协助犯罪嫌疑人作出恰当选择的重要参与者。但在一个完整的诉讼过程中，因为委托先后时间或者工作衔接的原因，往往产生这样的现象：最先介入案件的是值班律师，而由于对值班律师权利和义务界定的不明确，值班律师的指导作用虚化，往往成为具结书的“橡皮图章”。

而后续才有可能委托律师介入，一旦委托律师看到具结书的意见和自己的设想不一致，必然可能导致原本的协商过程重启。

还有就是当事人委托了辩护律师，因为相关律师函没有及时提交检察机关，公诉人会误认为没有辩护律师而安排值班律师，这样也会造成无效协商的产生。

除了程序不满以外，很多律师朋友不喜欢认罪认罚的主要原因是认为，这种协议不能体现控辩平等，更多的是控方主场，信息不透明。

我想这里面有这样几个原因：

1.辩护介入时间，导致辩方无法及时有效获取案件信息。

2.辩方发现自己的意见无法被控方有效采纳，最终导致不能达成协议。

曾经有位律师朋友抱怨，在一起酒驾案件中，发现血液送检不及时，血样保管条件不具备，高度怀疑血样变质。这样的辩护意见被控方轻易否定，而产生严重的挫败感。但出于对当事人权益的尊重，虽然在认罪认罚具结书上签字，但内心无比纠结。

3.对量刑建议和控方一样缺乏一个明晰的预期，但又无法提出有效的建议，也一定程度上对这一制度有抵触心理。

4.量刑建议的最终不确定性，让辩护人心生芥蒂。如前述原因，认罪认罚具结书只是初步达成了控辩协议，最终需要法院的认定，这就增加了量刑的不确定性。一旦判决由轻到重，失望情绪溢于言表。自然会对审查阶段的具结书失去信心，一定程度上也冲击了检察机关的公信力。

5.传统对抗司法观念的影响。传统对抗司法，催生了一批名律师，也博得了公众的眼球。而合作司法，很难发挥对抗司法的表演作用，视觉冲击力不强，甚至给人以投降公权力的倾向，律师无用论一度泛起，甚至影响了自己的荷包，这样的辩护方式自然不愿意采纳。

法官为何不喜欢

一场诉讼，一场庭审，都有多个诉讼主体的参与，但控、辩、审三方永远是不变的主角。

在传统模式下，法官当然是法庭的国王，居中裁判，威风八面。但在合作司法模式下，审判权在非例外情况下要对具结书的尊重。庭审的重点往往是对被告人供述的辩解是否自愿的确认。审判权一定程度上被消减，一部分让渡给检察官。由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和辩护方达成协议。这样的权威减损，自然是不开心的。

我们在控辩审三人谈中，学习了张军检察长和姜伟院长对这个问题的一段精彩论述，检察权和审判权并行不悖。但更多的法官对于检方提出的确定型量刑建议，仍然感到难以适应。主要原因是一个具体判决的产生，往往不是一个法官能够作出，往往要经历合议庭讨论、专业法官会议、甚至审委会决定，其中变数均难以预测。如何一定能得出量刑建议必然是适当的结论。再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司法水平并不一致，同样数额的盗窃，量刑都可能千差万别，如何判断量刑建议的适正性也是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