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庭立方产品中心 李庆瑜
保护这些人的权利
这是我的工作
是我要做的工作
是我喜欢的工作
美国当地时间2019年7月18日，历经长达768天的等待，章莹颖案被告克里斯滕森被判处终身监禁。
在美国，终身监禁意味着嫌犯不存在保释、假释、减刑或保外就医等任何离开监狱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克里斯滕森的下半生将在牢狱中度过。
（章莹颖男友）
作为被害者的家属，章莹颖的男友表示难以接受这样的判决结果。
“这一结果是在鼓励犯罪，意味着一个酗酒又孤独的人，可以用一切残忍的手段，想杀谁杀谁，而不用付出任何生命的代价。”
2019年7月17日，“为母复仇”的张扣扣被执行死刑，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在这个案件里，张扣扣虽然自首认罪，但始终不悔罪，很多网友替他“鸣冤”，认为在这个“血亲复仇”的故事里，张扣扣的快意恩仇的复仇行为，虽然与现代法治国家以刑法处罚代替个人复仇的精神相悖，但国家法应该适当吸纳民间正义情感，判处终身监禁，为张扣扣留一条生路。
张扣扣案主角死，章莹颖案主犯生，同样是故意杀人案，同样是为“坏人”辩护，这一死一生的背后，他们的辩护律师也承受着来自社会大众的不同评价——章莹颖案的辩护人被民众指责为魔鬼辩护，实在是“丧尽天良”，张扣扣案的辩护人却因一篇“精彩绝伦”的辩护词引发广发共鸣。
这不禁引人深思，刑辩律师究竟该不该为“坏人”辩护？
在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律师王赦是一位法律援助律师，他的工作是为经济困难或特殊群体提供法律服务。
其中包括社会大众最害怕和最想远离的人群：杀人犯和精神病患者。
他为造成九死二十一伤的“无差别杀人案”凶手李晓明辩护，被受害者家属泼粪，被网友称为“屎尿人渣代言人”。
他为杀死九个人的精神病患者陈昌辩护，被家人误解、质疑。
甚至一直理解他的妻子也提出反对：“如果你坚持给杀小孩的犯人辩护，我们就离婚。”
在大众“一命抵一命”的报复性正义逻辑下，辩护律师深谙法律规则，明白公理和正义的意义：
为什么要替“坏人”辩护？
良心何在？
“坏人”是哪种人？
1、无差别杀人案凶手
“无差别杀人案”是无仇怨，不认识，临时起意的随机杀人。
近年来发生的“无差别杀人事件”：
△ 2008年6月8日，日本秋叶原发生随机杀人事件，共造成7死10伤（无差别杀人一词最早的来源）。
△ 2016年3月28日，台湾省台北市内湖区，犯人持菜刀对一名四岁女童颈部猛砍，造成女童当场头身分离，当场死亡，轰动全台湾的小灯泡事件。
△ 2018年4月27日，陕西省榆林市米脂中学校外巷道，发生随机砍人事件，导致9人死亡21名学生受伤。
△ 2018年6月28日，上海市世外小学门口，一名男子持刀砍人，导致2儿童死亡2人受伤。
2、精神病患者
“精神病”在医学领域上被称为“心理障碍”。
指一个人由于生理、心理或社会原因而导致的各种异常心理过程、异常人格特征的异常行为方式，是一个人表现出没有能力按照社会认可的适宜方式行动，以致其行为的后果对本人和社会都是不适应的行为。
我国《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
患有精神疾病的陈昌杀了九个孩子，他一心求死，请求法官判处死刑。
王赦却在合法限度内想尽一切办法，为他争取合法权益，最终判处终身监禁。
“无差别杀人案”凶手李晓明被执行死刑后，没有人知道他为何会从“乖孩子”走向“杀人狂魔”。
也许是自恋型人格，也许是反社会人格。
也没有人知道还会有多少数不清的“李晓明”站在黑暗里。
（北大弑母案）
比如“北大学霸弑母案”，在残忍的手段，周密的计划，高智商的犯罪背后，有太多的问题没有答案。
如果吴谢宇不主动露出马脚，也许大众至今都难以知晓这起案件的发生。
受害者家属宋乔安说：
“真相永远只会怪我们的社会体制出了问题。”
“我们的教育体系，我们的社会安全网，永远控制不了那些加害者。”
社会大众对“精神病患”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
有暴力倾向的“变态”、“不定时炸弹”、“犯罪高发人员”。
人们带着偏见看待他们，
暴露出大众对未知与“异类”的恐惧。
没有人真正关心对精神病患者的“污名化”从何而来？
不负责任的媒体为了点击率和关注度贴上标签，
键盘侠化身正义使者煽风点火，路人不负责任的妄加猜测和评判：
“为什么精神病患者不能强制医疗？非要出来祸害社会？”
有时候舆论和偏见包围着他们，直至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
人们开始口诛笔伐：
“加害者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为什么这种人不判处死刑？”
“如果加害者和他们的家属不为犯罪行为付出代价，那受害者算什么？”
在伤痛面前，
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的伤口。
却很少有人会关心，
“坏人”犯罪行为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面对犯罪行为，被害者家属该如何自处？
加害者家属该不该被原谅？
犯人、精神病患者有没有人权？
在社会偏见和“坏人标签”如此根深蒂固的情况下，
刑辩辩护律师很想问这样一个问题——
没有人生来是加害者，
在成为加害者以前，
他们是否也是受害者？
解决伤害最好的办法不是杀了站在黑暗里的人，
而是善后和预防。
“坏人”有没有权利？
《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
在这项权利面前，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一旦进入刑事诉讼程序，都享有自我辩护和委托辩护人代为辩护的权利。
在审判阶段，如果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法院可以指定法律援助律师为其辩护。
如果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
为“坏人”辩护 是刑辩律师的职责
罗翔教授曾在澎湃问吧发起一个问答：
下面的评论是这样的：
在社会大众的认知里，
给“坏人”辩护的刑辩律师是法律商人，
他们玩弄善恶，颠倒是非，是用知识包装出来的恶棍。
就像剧中的王赦，在很多观众看来，他并不是一个讨喜的角色。
有人问他：“你一个月赚很多钱么？”
他说：“一个庭审挣不到很多钱，还要除去被屎尿泼脏后洗西装的钱，和被民众误解的心理压力成本。”
可他又是一个近乎理想的人设：
他近乎执拗地相信公平正义和司法权威，
他不顾所有人反对，为杀人犯辩护。
他的目的很简单：
追寻犯罪的杀人动机，预防同类案件的再次发生。
人们希望看到公正的判决，期待坏人获得应有的惩罚。
当民众在铲草，政府在除根，媒体在浇水的时候，
他必须去了解、去研究土壤——
“为什么犯罪？动机和理由是什么？”
他们也会有迷茫、动摇的时候，
失去信念，失去正义感便会失去温度，
他们会辗转反侧，会害怕迷失自我。
或许刑辩律师在执业生涯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
像王赦一样望着法院高高在上的天平，
心中五味杂陈。
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不是社会民众，不是舆论媒体的代言人，
他只是一个刑辩律师。
在所有人都关注审判结果的时候，
他想要知道的、他必须要做的事情是：
如何在合法限度内最大程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就像张扣扣案的代理律师邓学平说的那样：
“简单的喊一句正义或邪恶口号很简单，
难的是如何用法律人的理性和细致去勾勒和勘察，
守护法律的边界。
如何在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话语体系的前提下，
发现并兼顾被忽略的民间法，
用法律人的良知怜悯去斟酌、去界分刑罚的合适重量。”
很多人看到的是“刑辩律师”的光鲜亮丽，
却很少人能体谅他们的辛酸、苦恼和坚持。
总有一些人坚守着，
就算有人叫他们“死磕派律师”
就算只是为了心中的那簇火苗，
就算撞垮南墙，
他们依然具有战胜偏见的勇气和力量。
其实每一个刑辩律师都曾经“死磕”过，
他们对“真正的正义”的标准和界定无比清晰，
他们相信程序正义、罪刑法定的规则，
明白规则背后所给予的启示是一种正义的感情。
这种情感无法被禁止，
它将带着我们遵循先例，
围绕着它不断前进。
与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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