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法委明确：员额比例可扩至40%，涨工资方案调整，员额工资高于法警......

本文节选自孟建柱同志2016年7月18日在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上的讲话，原载《长安》杂志2016年第10期，发表时标题为《坚定不移推动司法责任制改革全面开展》。

坚定不移推动司法责任制改革全面开展

两年来，司法责任制改革推进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司法人员普遍关注的一些重要政策尤其是职业保障政策不完善、落实不到位。对此，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领导下，中央司改领导小组会同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在深入调研论证、广泛听取意见基础上，对相关职业保障政策提出了完善的意见，并已报请中央领导同志同意。

第一，完善员额制改革政策，适当增加基层法院检察院员额比例。试点情况表明，中央确定的以省为单位、以政法专项编制为基数的39%的员额比例，总体上是符合实际的。大多数单位反映，这一比例已经够了，不少单位最终入额比例远低于39%，有的还不到30%。同时，一些单位也反映，政法专项编制是多年前确定的，近年来虽有所调整，但增幅远低于案件增速，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为了缓解案多人少矛盾，不少单位招录了一些事业编制、聘用制人员，部分人员已成长为业务骨干。确定员额比例的基数时，对这部分业务骨干都不考虑，也不尽合理。这些意见，都有一定道理。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大，在确定员额比例和基数时不宜一刀切。对大多数单位，应当坚持39%的员额比例不动摇。

考虑到我国80%左右的案件在基层，对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区、县法院检察院，可考虑把事业编制人员纳入员额比例的基数，以留住原来在一线办案的业务骨干。在此基础上，如果这些地区仍存在案件多、办案人员不够的，可考虑把员额比例提高到40%左右。具体比例和基数，由各省区市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把握。员额配置时，要向办案部门倾斜。对其他主要业务部门，也可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配置一定数量的员额，以留住现有优秀人才。

对法院检察院领导干部入额问题，各地比较关注，希望中央司改领导小组明确政策。我们感到，对领导干部入额，要从工作需要出发，严格把握，形成正确导向。对从事审判检察工作的领导干部，以入额为宜，这有利于他们履行好领导职责。当然，领导干部入额，要按标准和程序参加遴选。如果遴选都不参加，谁会服你？同时，领导干部入额后，要亲自办理一定数量的案件。这样做，才能让领导干部自己有底气、广大司法人员服气，才能发挥好领导干部业务指导作用，带动全院办案水平的提高。

有的地方规定，庭长办案数不低于法官平均办案数的70%、副院长办案数不低于庭长平均办案数的50%、院长办案数不低于副院长平均办案数的30%。这有一定合理性。各地要积极探索领导干部既能抓好行政管理工作又能多办案、办好案的正确导向，树立领导干部行家里手的良好形象，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员额制是实现法官检察官专业化、职业化的重要基础制度，是实行司法责任制的前提，目的是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办案一线，以提高办案质量、效率和公信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保证入额法官检察官政治素养、专业素质、办案能力、职业操守过硬。这就要求各级法院检察院对具有法官检察官资格的人员进行遴选时，要以考核为主、考试为辅，在坚持政治标准基础上，突出对办案业绩、职业操守的考核。

采取考试方式时，要重点考察分析案件事实、归纳争议焦点、正确适用法律、制作司法文书等实际能力。这样做，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还是年轻业务骨干，都有机会通过遴选入额，既防止简单地以考分划线，又防止简单地论资排辈。

对未入额法官检察官，我们要保护好他们的积极性。在他们转为司法辅助人员后，原来享有的津补贴保留不变。同时，要加快完善录用、聘用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制度，探索建立法学专业学生、实习律师到法院检察院实习、担任司法辅助人员制度，尽快配足配好司法辅助人员，推动形成责任和分工明确、协作紧密的办案团队，提高办案质量效率。

第二，完善工资制度改革政策，形成向基层一线办案人员倾斜的激励机制。去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出台了《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明确了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工资水平分别高于当地其他公务员一定比例的相关政策，这对调动广大司法人员积极性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制定实施办法过程中，经测算，也发现一些问题。

为了落实责权利相统一原则，增强改革的内生动力，中央司改领导小组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在深入调研论证基础上，对工资制度改革政策作了适当调整，已报请中央领导同志批准。总的考虑是，除司法警察外，法院检察院内部是三类人员、两种待遇。

其中，员额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工资收入分别高于当地其他公务员一定比例，司法行政人员工资收入在实际操作中按司法辅助人员的政策办理。实际上，司法行政人员大多是法院检察院的业务骨干出身，相当一部分具有法官检察官资格，从事的工作也是围绕办案这一中心工作展开的，从广义上讲，也是司法辅助人员。在此基础上，对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现有的审判检察津贴、办案岗位津贴、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额度，予以保留。在个别地区，如果改革后发现员额法官检察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低于司法警察的，要托到略高于司法警察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为了树立正确的分配导向，确保基层一线办案人员尤其是办案数量多、质量高的人员成为最大受益者，我们要合理确定绩效考核奖金在工资收入中的权重，建立与办案数量、质量直接挂钩的绩效考核奖金分配办法。这样，可以防止简单地按行政职务去套，造成原来工资收入高的增幅偏高、低的增幅偏低的状况。各地法院检察院要配合有关部门，在做好测算基础上，科学制定方案，精心组织实施，尽快把这些好政策落实好。

第三，完善职务序列改革政策，进一步拓宽基层一线办案人员职业发展空间。法官检察官职务序列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别于其他公务员的晋升制度，实行按期晋升、择优选升，从源头解决一线办案人员职级低、发展空间有限、职业尊荣感不强等问题。

去年10月以来，中组部牵头制定了《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及配套文件，体现了向基层和一线办案岗位倾斜的原则。在市、县两级法院检察院，提升了高等级职务比例，打破了职务晋升的“天花板”。

以县级法院检察院为例，法官检察官可晋升为三级、四级高级法官检察官，个别在基层长期任职、工作特别优秀的法官检察官还可晋升为二级高级法官检察官。晋升年限也比其他公务员缩短。同时，在县级法院检察院，司法辅助人员可以晋升三级、四级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

这些政策，为基层一线司法人员提供了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将从根本上改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争抢行政职务的状况。各级法院、检察院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政策解读，努力使广大司法人员形成良好的职业预期。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积极稳妥推进职务序列改革。要坚持向基层一线办案人员倾斜的政策导向，新增的高等级职务要严格选拔标准，确保长期在基层一线办案的人员受益，防止政策执行变味走样。

第四，在艰苦边远和民族地区，适当降低司法考试门槛。目前，在一些艰苦边远地区，一线办案法官检察官少，个别基层法院甚至连组成合议庭都困难。在一些民族地区，缺乏懂当地民族语言的“双语”法官检察官。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既需要居庙堂之高的“司法精英”，又需要扎根基层的“平民法官”。

近年来，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制定艰苦边远地区公务员录用意见时，对这些地区录用司法人员已给予一定的特殊政策，以解决当地人才招不进问题。在这些地区，我们要在抓好有关意见贯彻落实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实行与内地有一定差异的政策，适当降低司法考试门槛，让当地符合条件的人才进得来。

在一些民族地区，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对具有“双语”特长的法律工作者，遴选时可在法学知识要求上适当降低标准，以有利于吸纳当地优秀人才。当然，对按特殊政策招录的司法人员，在任职地域上应有所限制，主要在招录地任职。中央政法单位要注意发现、总结基层创造性探索，适时修改完善相关制度。

第五，坚持问责和免责相结合，完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制定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是确保办案质量、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必然选择。这既有利于增强司法人员办案责任心，又不会挫伤其积极性。去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关于完善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已非常清楚地明确了错案问责和免责的条件。对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因重大过失造成错案或其他严重后果的，特别是对因、打击报复、徇私枉法等情形造成冤假错案的，必须依法追究司法责任。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研究制定了《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明确规定由省一级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对法官检察官是否承担司法责任提出建议。这就提高了惩戒决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人的认知能力、科技发展水平往往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根据司法职业特点，对办案中存在的瑕疵，如果不影响案件结论正确性的，不宜追究司法责任。由于司法是衡平和裁断的艺术，因对法律的理解或对案件事实的判断不一致造成错案的，也不宜轻易追究司法责任。各级政法机关要加强政策解读、宣传引导，让广大司法人员全面、正确理解这些政策，防止影响办案积极性。

第六，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实行人财物统一管理。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初衷是为了减少外部不当干扰。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的推进、领导干部插手案件记录通报问责等一系列制度的实施，外部干预大为减少，司法环境明显改善。

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同地方司法保障水平差别大。比如，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自治区地域辽阔，辖区内不同地方司法保障水平也不一样，实行财物省级统一管理，确实存在困难。各省区市推进这项改革时，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强求步调绝对一致。条件具备的，由省级统一管理或以地市为单位实行统一管理；条件不具备的，可暂缓实行。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否实行省级统一管理，市、县党委及其政法委对政法机关的思想、政治领导不变，市、县法院检察院党组仍要向同级党委定期汇报工作，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仍是同级党委政法委员会成员。市、县法院检察院要正确处理与同级党委及其政法委的关系，确保党管政法的原则落到实处。市、县党委政法委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把握政治方向、协调各方职能、统筹政法工作、建设政法队伍、督促依法履职、创造公正司法环境上，更好地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保障宪法法律正确统一实施。

上述政策，事关司法人员切身利益，事关司法责任制改革顺利推进，事关司法事业长远发展。其中，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批准的方案、明确的政策，各地要结合实际，抓紧贯彻执行。随着司法体制改革深入推进，还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对此，我们要把中央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性探索更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及时予以研究解决。对属于地方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地方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认真研究解决；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要及时向中央深改办报告。

司法体制改革是系统工程，各项改革之间关联度高、耦合性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司法体制改革举措，各地要抓好贯彻落实。

第一，积极推进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进一步提高司法效能。目前，一些地方法院检察院一方面案件数量多、一线办案人员少，另一方面人浮于事现象突出。我到一些地方调研了解到，有的县级检察院，只有30多人，却设了15个科室，有的甚至一人一科、两人一科。有的同志说：“提了一名科处长，就少了一名办案人员”；“如果只选员额、不改机构，科处长占了员额而主要精力不在办案上，还要对案件进行审批，法官检察官就发挥不了主体作用，司法责任制就落实不了”。

吉林省检察机关作为第一批“吃螃蟹”的，敢于向这一痼疾开刀，由省检察院带头，全面开展内设机构改革，让一大批业务骨干回归办案一线，提高了办案效率。这种奋发有为、积极探索的精神，应予充分肯定。

中组部牵头制定的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拓宽了司法人员职业发展空间。我们不应再为司法人员争取行政职级而设置很多的机构。最近，中央编办也已明确，内设机构改革中，原有编制、领导职数及待遇不核减。这解除了内设机构改革的后顾之忧。

各级法院检察院要立足于挖掘内部潜力，把内设机构改革作为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以县级法院检察院为重点，积极推进内设机构改革试点。有条件的省、市法院检察院，可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开展内设机构改革试点。改革中，要坚持扁平化管理和专业化建设相结合，统筹考虑内设机构改革和办案组织建设，进一步优化司法职能。

原有的机构要减少，但法定的工作程序不能减少，确保既提高司法效率，又提高司法质量。鉴于各地情况差异大，上级法院检察院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尊重、支持基层创造性探索，不得要求他们对口设置机构，不得以划拨编制、经费、装备等办法变相施压。

第二，探索推动司法业务管理监督由微观向宏观转变，提高管理监督科学化水平。向法官检察官放权后，有的同志担心会不会产生更多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试点的经验表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际上，改革后，法官检察官权责一致了，其承担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重了。

同时，实行司法责任制，不是片面强调“去行政管理”，更不是“去管理监督”，而是院庭长行政管理的内容、方式、方法要作改革：从微观的一般个案审批、文书签发，转向宏观的全院、全员、全过程的案件质量效率监管和把握。这样，司法质量效率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

我们要进一步转变观念，通过健全类案指引、案件质量评估、司法业绩考核、错案责任倒查等制度机制，并充分运用信息化平台，对案件办理做到全程留痕，推动由人盯人管理监督向制度机制约束转变，促进管理监督科学化、程序化、公开化，从整体上提高司法质量和水平。

第三，推进繁简分流，努力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相统一。解决案多人少问题，不能简单寄希望于通过增加编制、人员来解决，而是要通过改革，从制度机制上研究采取措施。对案件实行繁简分流，是许多国家应对“诉讼爆炸”、兼顾公正效率的共同选择。我们要根据案件难易、标的额大小、刑罚轻重、认罪与否等情况，推进繁简分流，完善小额程序、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相配套的多层次诉讼制度体系，努力实现诉讼程序多样化、精细化。

正在试点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是刑事诉讼的“快车道”。据统计，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检察院审查周期平均缩短至5天，法院10日内审结的占92.3%，庭审一般10分钟内完成，当庭宣判率达96.2%，上诉率仅为2.1%。两年试点期限即将届满，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全面总结试点经验，完善取证、举证规则和证据标准，适当扩大适用范围，推动从侦查、起诉到审判全程提速，努力使公正更快实现。

第四，试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一步提高刑事诉讼效率。从一些国家实践看，实行辩诉交易制度，是刑事案件数量剧增、证据标准更严背景下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的重要途径。我国未建立辩诉交易制度，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举措，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仁爱理念和现代司法的宽容精神，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修复社会关系。

中央政法委会同中央政法单位，研究制定了试点方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后将尽快开展试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要依法合理设计从宽处罚幅度，既明确预期，鼓励、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又规范检察官量刑建议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和值班律师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兼顾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合法权利，加强监督制约，防止发生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问题。

第五，积极稳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努力实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以审判为中心，是审判程序的最终裁判功能决定的，是实现程序正义、防范冤假错案的关键举措。最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推进这项改革，不是要改变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格局，而是要按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建立科学规范的证据规则体系，促使侦查、起诉阶段的办案标准符合法定定案标准，确保侦查、起诉、审判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

要正确理解和贯彻罪定、、非法证据排除等原则制度，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处理好庭审实质化和庭审方式改革的关系，既确保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又不搞庭审繁琐主义，让有限司法资源和宝贵庭审时间用于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提高庭审质量效率。

第六，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引导更多纠纷以非诉方式解决。近年来，一些地方积极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使大量矛盾纠纷通过非诉方式解决，缓解了司法渠道的压力。我们要善于统筹各方资源，完善诉调对接机制，构建和解、调解、仲裁、公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和诉讼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方式。拓宽社会力量参与纠纷解决的制度化渠道，更多地吸收律师参与信访、调解等工作，吸收专家参与技术性领域纠纷解决工作。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构建开放灵活、高效便民的矛盾纠纷在线调解、协商机制，推动矛盾纠纷网上解决。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既事关司法人员切身利益，也备受社会关注。我们要统筹好政法资源和社会资源，加大对党中央精神的正面解读、引导，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对广大司法人员，要说清、说透相关改革的政策取向、主要内容，澄清模糊认识。每项改革启动前，要精心做好动员部署、专题培训、政策解读工作，把为何改、改什么、怎么改向广大政法干警讲清楚，以赢得理解支持，确保改革蹄疾而步稳。

同时，要把与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改革讲清楚，增强他们对改革的知晓度、认可度。对容易引发社会误读、误判的改革，要有针对性地做好舆论引导工作，讲清楚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性质、目标，推动全社会形成拥护支持改革的良好氛围。

全面推开司法责任制改革，使命神圣、任务艰巨。我们唯有勇往直前、攻坚克难，才能赶上时代脚步、拥抱美好未来。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努力创造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司法文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