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精神
21.明知他人拐卖妇女、儿童,仍然向其提供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健康证明、出生证明或者其他帮助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论处。
明知他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仍然向其提供被收买妇女、儿童的户籍证明、出生证明或者其他帮助的,以的共犯论处,但是,收买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除外。认定是否“明知”,应当根据证言、、被告人及其同案人供述和辩解,结合提供帮助的人次,以及是否明显违反相关规章制度、工作流程等,予以综合判断。
22.明知他人系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仍然利用从事诊疗、福利救助等工作的便利或者了解被拐卖方情况的条件,居间介绍的,以拐卖儿童罪的共犯论处。
23.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共犯应当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分工、地位、作用,参与拐卖的人数、次数,以及分赃数额等,准确区分主。
对于组织、领导、指挥拐卖妇女、儿童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犯罪环节,或者积极参与实施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等犯罪行为,起主要作用的,应当认定为。
对于仅提供被拐卖妇女、儿童信息或者相关证明文件,或者进行居间介绍,起辅助或者次要作用,没有获利或者获利较少的,一般可认定为从犯。
对于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区别不明显的,可以不区分主从犯。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 关于依法惩治拐15日),载《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法发〔 2010〕7号,2010年3月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