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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贷款强索高额服务费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精神
2：以暴力、胁迫手段索取超出正常交易价钱、费用的钱财的行为定性从事正常商品买卖、交易或者劳动服务的人，以暴力、胁迫手段迫使他人交出与合理价钱、费用相差不大钱物，情节严重的，以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买卖、交易、服务为幌子采用暴力、胁迫手段迫使他人交出与合理价钱、费用相差悬殊的钱物的，以抢劫罪定罪处刑。在具体认定时，既要考虑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的绝对数额，还要考虑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的比例，加以综合判断。
― 最高人民法院《 印发＜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法发〔 2005〕 8号，2005年6月8日），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5年第7期。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诉朱波伟、雷秀平抢劫案（判决时间：2006年1月27日，一审法院：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裁判摘要：出租车驾驶员在正常营运过程中，为牟取非法利益，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强行向乘客索取与合理价格相差悬殊的高额出租车服务费，情节严重的，其行为构成《》第226条规定的强迫交易罪，不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二罪比较，犯罪的前提条件不同，犯罪侵犯的客体不同，犯罪目的不同，犯罪的客观方面也有所不同。抢劫罪无需任何前提条件，而强迫交易罪则必须在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一笔交易；抢劫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和公民人身权利，强迫交易罪侵犯的客体是交易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和商品交易市场秩序；抢劫罪的目的是将公私财物非法占有，强迫交易罪的目的是在不合理的价格或不正当的方式下进行交易；二罪客观方面虽然都有暴力、胁迫内容，但由于犯罪侵犯的客体不同，决定了抢劫罪使用的暴力、胁迫手段，一般都足以危及被害人的身体健康或生命安全，其强度要大于强迫交易罪使用的暴力、威胁手段。
被告人朱波伟、雷秀平都是出租车驾驶员，被害人皮广思、杨建国都是出租车乘客。朱波伟与皮广思、杨建国之间，建立了服务与接受服务的交易关系，也因为存在这种关系才相遇在一起。朱波伟从事营运业务过程中，雷秀平与朱波伟相聚，明知朱波伟正在为乘客提供服务。在朱波伟为乘客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朱波伟、雷秀平使用暴力和威胁手段，强行从皮广思、杨建国身上搜取钱财。从表象上看，朱波伟、雷秀平使用的这些手段与抢劫无异。但是，朱波伟、雷秀平实施的暴力和威胁行为，其强度不足以危及被害人的身体健康或生命安全。结合二被告人使用证照真实、齐全的车辆作案，作案后将乘客送抵目的地，到目的地后主动把密码箱交还给乘客，给乘客退还一部分钱财等情节分析，朱波伟、雷秀平不是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而是要以不合理的价格完成交易。因此，朱波伟、雷秀平的行为，不符合抢劫罪构成要件，而是强迫交易。朱波伟、雷秀平身为出租车驾驶员，为牟取非法利益而无视国法，在出租车正常营运过程中违背被害人意志，单独或伙同采取暴力、威胁手段，强行索取与合理价格相差悬殊的高额出租车服务费，严重侵犯了交易对方的合法权益及出租车市场交易秩序，强迫交易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刑法》第226条的规定，构成强迫交易罪。
― 《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6年第4期。
附录3：刑事审判参考案例
郑小平、邹小虎强迫交易案
裁判摘要：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迫他人提供贷款的行为，如果不能证实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就不能以抢劫罪或者定罪处罚。强迫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贷款的行为，是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应以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罚
（一）不能证实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就不能以抢劫罪或者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作为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行为人主观上都必须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如果不能证实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不能以抢劫罪或者敲诈勒索罪对行为人定罪处罚。
（二）强迫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贷款的行为，是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应以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罚
强迫交易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行为。为了维护公平的市场交易秩序，《刑法》 第226条规定了强迫交易罪，不仅意在惩处发生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强买强卖行为，也为了惩处服务行业中的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的行为。金融服务业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贷款是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一种有偿服务，也是金融市场的一种商业行为，借贷双方都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强迫他人提供贷款或者强迫他人接受贷款，情节严重的行为，都是《刑法》第226条强迫交易罪的打击对象。
强迫交易罪在客观上表现为采取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一方面侵犯了公平的市场交易秩序，另一方面也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如果强迫交易过程中采取的暴力手段致人重伤、死亡，则应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定故意伤害或者。但《刑法》规定强迫交易罪的立法本意主要在于打击那些破坏市场交易秩序的行为，因此，只要存在交易，在交易过程中其中任何一方采取了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提供或者接受服务的，如果暴力手段本身不构成犯罪，情节再严重也只能按强迫交易罪定罪。不能因为行为人采取了暴力、威胁手段，就不管双方是否存在交易的事实，一律按抢劫或者敲诈勒索等定罪处罚。当然，如果行为人以市场交易为借口，以暴力或者威胁的手段索取、强拿的财物，远远超过正常买卖、交易情况下被害人应支付的财物，可以根据《刑法》关于抢劫罪的规定，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 2。。1年第6辑（总第17辑，案例第109号），法律出版社2。。1年版，第17一23页。执笔：薛淑兰；审编：杨万明。
李洪生抢劫案（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使用暴力强行向他人当场“借款”并致人轻伤的行为，由于被告人主观上根本不具有交易的目的，客观上实施的也不是交易行为，而是以借款为名行抢劫之实，其行为构成抢劫罪。
准确区分强迫交易罪与抢劫罪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把握强迫交易罪的客体。犯罪客体往往决定犯罪性质，影响罪名的认定。强迫交易罪属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人通过不公平的交易来牟取非法经济利益，因此，只有在经营或者交易活动中才可能发生本罪。如果行为不是发生于商业经营活动中，则缺少构成强迫交易罪的前提条件。第二，注重法定刑对定性的制约。强迫交易罪的法定最高刑只有三年，而抢劫罪的法定最低刑为三年有期徒刑，说明抢劫罪的危害程度比强迫交易罪大很多，因此，强迫交易罪的行为人所使用的暴力、胁迫手段应当轻于抢劫罪，一般不能造成致人轻伤以上的后果，否则，以强迫交易罪定罪就会造成处刑上的不平衡。第三，行为人所付出对价的不公平性应有程度限制。行为人强迫对方进行交易，往往可能以不公平的对价买卖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但这种对价的不公平程度应当有限度，不能与正常市场情况反差过于悬殊。如果采取暴力、胁迫手段，以交易为名行侵犯他人财产之实的，则应认定为抢劫罪或者敲诈勒索罪。
本案中，被告人李洪生当场使用暴力手段，强行向被害人孙焕然借款100万元，并逼迫孙焕然当场筹借部分款项。虽然其书写了借条，并书面承诺无报酬替孙焕然解决孙与有关公司之间的纠纷，形式上有一定交易性质，但并不符合强迫交易罪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为强迫交易罪，而恰恰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抢劫罪。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编：《刑事审判参考》 2009年第l集（总第66集，案例第520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8一13页。执笔：杨晓琪、陈锦新；审编：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