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疫情防控中适用刑法的重要意义。疫情期间故意传播病毒、造谣传谣等行为性质极其恶劣，后果十分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仅靠民事、行政手段不足以有效惩治这些行为。此时，如果不充分发挥刑法的惩罚功能，对之及时予以制裁，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犯罪行为发生，从而给防疫工作造成被动。刑罚是最严厉的制裁手段，除了惩罚功效外，还具有最高的道德否定性评价，能够对民众心理产生巨大威慑。一旦适用刑法定罪量刑，就会给社会大众传递出一种价值取向和是非评判标准，能够起到震慑与教育作用。因此，在疫情防控中适用刑法，能够为全力抗“疫”营造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疫情防控中适用刑法的重点领域。我国刑法对疫情防控中的相关犯罪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规定。具体而言，对于故意传播病毒，危害公共安全的，应当以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犯罪论处，过失传播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则构成相应的过失犯罪。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防疫、检疫、强制隔离等措施的，构成妨害公务罪等犯罪。对于殴打、伤害医务人员的，构成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等。对于生产、销售伪劣的防治、防护产品、物资，用于防治的假药、劣药，以及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的，相应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或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对于编造、传播有关的恐怖信息或其他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寻衅滋事罪等犯罪。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履行义务且拒不改正，导致违法信息被大量传播的，可能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疫情防控中适用刑法的基本原则。恪守谦抑主义。刑法既然拥有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完全可以成为非常时期所倚重的工具。但是，越是非常时期，越要尊重法治与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刑法虽然能够在抗击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却绝非唯一手段，更不是治本之道。应当摒弃刑法工具主义、万能主义的思维，恪守刑法谦抑主义原则，不能出于当前需要而将本属于民事纠纷、治安违法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否则，会引发社会恐慌，降低政府的公信力。

　　依法从重从快。在疫情暴发时期，维护社会稳定是重中之重。此时发生的犯罪行为较普通时期相比，危害程度更高、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更大、对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影响也更强烈，理应受到更为严厉的从重从快惩罚。在非常时期如果不能从快审理，等到疫情结束后再去结案，其警示教育意义无疑会大打折扣。当然，无论是从重还是从快，都必须严格限定在法治框架内，严守程序正义的要求，不能沦为“舆论审判”“媒体审判”。

　　注重宽严相济。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必须结合犯罪人的行为方式、危害后果、主观恶性、预防必要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分类处理。例如，对于明知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而四处流窜，实施向他人或公共物品吐口水等报复社会行为，致使多人感染；编造谣言恶意攻击党和政府，甚至借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引发广泛传播；将群众捐赠的抗“疫”款物据为己有或变卖牟利，造成恶劣影响等行为，应当从重处罚。对于因亲人难以就诊、确诊感染或因病去世而情绪激动，一时难以自控而实施的过激行为等，则可以从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