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刑事正义
来源：刘哲说法 作者：刘哲
司法的文明程度比较模糊、抽象，不是特别好衡量。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指标可以作为参考的话，我想羁押率算是一个。
羁押率就是诉讼过程中羁押人数的占比。
是把绝大部分的嫌疑人、被告人都关在看守所里，还是允许其中相当多数人不用管里边，这不仅仅是管理能力的问题，也是司法的自信心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看，还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羁押率更低，而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羁押率也更高，因此羁押率似乎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有一定的关联性。
根本的原因是社会治理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司法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部分，当然也会有所体现。
比如我多次提到的杭州的“非羁码”，并不仅仅是因为杭州是电商之都，有更好的智慧城市管理配套，更是因为他们对社会承受能力更有信心，对社会治理能力更有信心，也更精细。
事实上，二十年来重罪比例持续下降，轻罪比例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达到80%以上，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趋势，并不是发达地区所独有的趋势。无论在哪个地区，这个趋势都是一样的。
但是不同地区在应对犯罪趋势做作出的司法反应并不一样，反应的速度也不一样。
有些地区的羁押率就已经下降到一半以下，有些还是绝大部分是羁押，这就是巨大的差异。
但是我们仔细算一样，80%以上的轻罪率，再加上80%以上的认罪率，两者一乘，就是60%其实是轻罪的认罪案件，这些人的刑期基本都在三年以下。
对这些人的态度，我们作何选择，其实反应了司法的面貌。
这些人如果不羁押，那就意味着更大可能的非监禁刑，而羁押就更多意味着监禁刑。
但这些明明是轻罪，真的有必要都关起来么？
有时候，我们也认为没有必要。
但是又能怎么办呢？
因为取保可能到不了案，那就意味着不能尽快的结案，不能尽快的流转，就会给自己造成麻烦。还有取保可能给自己带来职业风险，因为一般都羁押，你为什么要取保？你就要被猜忌、被复查、被问责。而一旦这个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再犯罪，你有可能就会被追责，即使现在没事，但是以后再犯罪，也会把责任算到你的头上来，就要质问你当初为什么没有从严处理。
所以一律的羁押，从严处理，是最安全的。即使他以后再犯罪，也和你没关系了。即使影响了他的一生，也是他咎由自取，即使可能影响到他的家庭，在看守所里染上恶习，也没有人会质疑你的羁押是不负责任的。
即使你就是不问青红皂白的一律羁押，也没有多少人说你错，即使捕后判缓，也顶多是逮捕质量不高，是小错。而错放，往往是大错，有着不可承受之重。
这看起来是我们对自己人没信心，其实是我们对整个司法体系没有信心。
因为一旦要取保，就没有可以有效的监控手段了，就无法有效保障诉讼顺利进行。这一方面是缺少诚信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也缺少精细化的社会管理手段。
一个被取保候审的嫌疑人我们都关不住，我们都还能管住啥呢？
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罪也太轻了。
我们只好形成了一些非常粗线条的内部把握标准，比如外地人羁押，本地人不羁押，但这显然有着一种地域歧视，不利于人才的吸引和聚集。而且这个标准往往体现为户籍标准，或者是否持有不动产。而且由于很多限购政策，正是因为没有户籍，而无法买房，那就意味着最终还是要回归户籍标准，这显然是非常落后和僵化的标准，根本不符合人员普遍流动的现实。
还有就是职业标准，无固定职业的羁押，有固定职业的不羁押。就算这比户籍标准要进步一些，但是由于对固定职业的定义过于狭窄，也具有很强的局限性。
所谓的固定职业往往只限于公务员、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现在逐渐过大到大型的民营企业，但是在中小企业就职，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或者农民工往往都被认为是无固定职业。这实际上还是一种保守主义的观念，将犯罪主要的归咎于流动人口，对外来移民不是包容和接纳，而是以一种怀疑的眼光进行审视，生怕一取保就跑了。
而事实上，虽然这些人不具有如此狭隘的固定职业，但其实也在一个城市生活了很长时间，虽然其所从事的工作流动性大一些，但也没到随时更换的程度，尤其是其在一个地区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也不是说变就变的。有些配偶也在同一个城市，孩子也在这个城市上学，这些能是说走就走么？
一个一两年刑期的轻罪，甚至像危险驾驶的罪名，最高也不过六个月的拘役，谁能老婆孩子都不要了，就亡命天涯？
我们现在流动性是大了，人口的迁移也增加了，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社会的纽带也在增加，随着网络化、大数据的普及，我们所留下的信息痕迹也增加了，我们也变得更加透明了。疫情的管理很大程度上就证明了这一点。
也就是我们正在从一个固守乡土的农业社会，经由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业社会，逐渐向人人互联、万物互联的信息社会过渡。
如果我们的司法理念还是停留在农业社会时代，或者工业社会早期，还是固守于户籍、体制内工作等传统的管理模式，那我们注定会与社会的发展脱节，无法适应这个加速运转的社会。
我们的高羁押率其实体现为一种社会管理的静力学模式，我们所能够接受的是一种非常低速的社会运转速度，放在看守所里就安全，放在社会就危险，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概念。
但是我们社会的运转速度早已开始加速，人是流动的，社会是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之所以社会可以承受这种高速运转，就是因为我们设计了更多的制度设计，比如移动通讯技术、移动定位、移动支付、社交网络、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等。你可以拼命的奔跑，但是大数据尽在掌握。
而刑罚的目的并不是隔离，最终还是要复归社会。你把这个人隔离几年，他就很容易与社会脱节了，从而阻碍了他融入社会。而他与社会格格不入，就更容易让他引发对抗的情绪。
而且本来他就有一份工作，一旦羁押就他的工作就没有了，而他家里的房租还需要他来交，他家里的房贷还需要他来付，把他抓了不要紧，他的老婆孩子谁来管呢？我们考虑过这个问题么？
而一个缺少父亲的孩子，一个居无定所的孩子，一个无法得到适当教育条件的学生，对他的影响我们可曾想过，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对社会的影响我们可曾想过？一个羁押，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个家庭的解体，一个社会网络的撕裂。由于他进去了，无法可以与别人正常联系了，微信朋友圈不更新了，微博停更了，他的社会信用也会随之崩溃，他出来也很难接上了。
轻罪羁押对司法所能够带来的微小便利，远远比不上羁押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其实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司法行为。但是这个负面效应却无人考核、无人问责、无人追问的。
但是越是文明的司法制度，就越应该追问，司法的意义何在？
我们到底是在弥合社会，还是在撕裂社会，我们到底是惩罚犯罪，还是在埋下社会隐患？
我们不能仅仅考虑当下的方便，省事，还要关注长远的司法价值和潜在的社会影响，要以更加包容的态度看待社会的变化，对社会的运行有信心。
就像我刚刚讲到的维系社会高速运行的信息技术，也可以帮助我们在取保的状态下，最大程度的约束嫌疑人的行为，让他在不脱离社会网络的情况下能够保证诉讼顺利进行。当然一旦违反取保候审规定，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并有能力采取措施。
对于这一点嫌疑人知道得也很清楚，在了解到技术能力的情况下，规则也变得更加严肃，所以也就更加容易被遵守，法律的威严是与其执行的必然性紧密相关的，而我们也就没有那么多好担心了。
因为我们拥有了更加强大的社会治理能力，我们也会变得更加宽容和包容，因为我们知道即使宽缓的措施也没人敢冒犯，而宽缓的强制措施可以让教育与惩罚，强制和复归，打击和保护能够更好的平衡，从而让司法变得更有自信。自信其实也是一种能力，体现了更高的文明程度。
在这里我大胆的预测，审前羁押率很有可能在五年内降到50%以下，而那将是司法文明的又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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