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山林（四川启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来源：刑辩律师2021.6.21
原题：醉驾入刑或成过“左”立法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先生提出议案，呼吁提高“醉驾入刑”的门槛。
我国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达到法定醉酒驾驶的标准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不管行为人驾驶是否正常或者是否能保证安全，均构成危险驾驶罪。
对此规定，周光权先生认为不妥，他的具体意见是：“醉酒后，在道路上不能安全驾驶机动车的”，才构成危险驾驶罪――笔者在想，若该意见（作为议案后）获得通过，将直接证明现行关于“醉驾入刑”的法律规定是一条过“左”的立法。
周光权先生认为应该修改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打击面太大，全国每年有30多万因“醉驾”被打上罪犯的烙印，属于司法和个人的“两败俱伤”；二是附随后果严重，包括开除公职、开除党籍、解除劳动合同、吊销特定职业资格、个人不能报考公务员和军校、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参军等等。
笔者认为，周先生的观点更能体现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一、绝大多数“醉驾者”都能安全驾驶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醉驾者都是无视法律、戏弄法律甚至挑战法律之人，是把他人生命和财产当儿戏的人。目前，人们一般都相信对醉驾者的下述描述：精神恍惚、记忆断片、反应迟钝、东摇西晃。在此基础上，人们更相信在这种状态下开车的人，发生事故是概率较高的事，对其处罚不仅应该而且必要。
然而，实际并非如此。从统计数据来看，这些描述都言过其实或者夸大其辞！笔者以2019年上半年全国统计的数据为例来说明“醉驾”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2019年上半年，全国交警共查处“酒”驾90.1万人，“醉驾”17.7万人，事故1525起，致人死亡1674人。
单从这一统计数据来看，“醉驾”发生事故近1%（姑且将发生事故的都算在“醉驾”头上），比例似乎很高，其实不然。
我们知道，“醉驾”发生事故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被统计到位。但是，由于公安交警实际查处的点少面小、时间不长等原因，实际“醉驾者”有很多并未被查处到,也即未被统计到位。占比多少呢?说1%不为过吧（含一人多次“醉驾”未被查处情形）。也就是说，“醉驾”发生事故的，实际只有不到万分之一。即便这不到万分之一中，还有疲劳、胆怯、技术、车况、路况、对方过错、第三者过错（比如避让来车）、担心“酒驾”查处致不能正常发挥技术等原因。换句话说，“醉驾者”几乎都是能够正常驾驶、能够保证安全的人。
本文前面那些描写“醉驾者”状态的用语，针对酩酊大醉者而言是合适的，但并不适合绝大多数“醉驾者”。按照目前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100毫克就算是“醉驾”的法定标准，它在民间小醉、中醉、大醉的划分中，只能算小醉而已。而在小醉、中醉状态下的人几乎都是能正常驾驶并能保证安全的。因此，修正现有关于“醉驾”的刑法规定，提高“醉驾入刑”门槛，是符合实际的。
二、附随处理是在饱受诟病指导下的二次伤害行为
一个人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受到刑事制裁自不待言。在被刑事制裁后，按照党纪、政纪，再受到相应处理（也即附随处理）也是理所当然。目前，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和官方观点均认为“醉驾”是故意犯罪，有关部门依据该理论对醉驾行为人进行一系例的附随处理。但是，笔者认为，“醉驾”是故意犯罪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广大“醉驾者”理所当然不该遭受此次生之伤害。
“醉驾”的主观方面是什么？自2011年入罪以来，就众说纷纭、争论不断。有的说是故意犯罪，有的说是过失犯罪，有的说是无主观犯罪或者客观归罪，还有的说是严格责任制下的犯罪。关于一个罪名主观上的争论，如此之热烈而不休，为中国刑法第一。并且，有关“醉驾”处理的官方文件、民间文章之多，也为中国刑法第一。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醉驾”是一个颇具争议并广受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持故意犯罪观点的人认为，行为人明知酒后驾车会产生抽象危险，仍希望或放任危险的发生，因此，是故意犯罪。
笔者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看似高深实则并无多少含金量的理论。如果“醉驾者”能够保证安全时就不会产生实际危险，当不产生实际危险时，就不存在产生抽象危险的问题。当“醉驾者”的行为不能产生抽象危险时，“醉驾”就是“故意犯罪”的理论就失去了存在基础。
有人会问，难道“醉驾”就不会产生抽象危险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就是那些不能安全驾驶的人。当我们将“醉驾入刑”限定于这些不能安全驾驶之人时，再用“故意犯罪”的理论去解释这些人的行为，就会使其含金量大幅提升。不能安全驾驶了，就会险象环生；当险象环生时，抽象危险也就随之产生。这种抽象危险让人看得见、摸得着并使人心服口服，如果认定能够安全驾驶的“醉驾者”也会产生抽象危险，就有强词夺理之嫌。
笔者就“醉驾不是故意犯罪”做过一些研究，称之为《醉驾漫谈》。其时，笔者将“醉驾”研究的对象限定于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人，这与周光权先生将“醉驾入刑”对象限定于不能安全驾驶之人，乃“异曲同工”。
笔者之所以认为“醉驾”不是故意犯罪，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醉驾者内心没有危害社会的主观故意，若“醉驾者”要危害社会，喝不喝酒都行，他们不过是“酒后开车”而已，当中有逞强的成份，更有自信的动因。
在这里，笔者旨在说明“醉驾入刑”给“醉驾者”和司法带来“两败俱伤”的原因，不仅仅是立法过“左”的原因，更有人们思想认识的原因。如果，法学界和官方观点均认为“醉驾”的主观方面不是故意的话，那么，“醉驾者”受到的附随处理就会因此减轻许多。这样，央视主播郎永淳可以再回到电视台工作，律师、医师、会计师一类人在服刑完毕后不被吊销执业证，可以重操旧业，过上稳定的生活，他们的子女也不会因此受到株连。
可以说，是社会的一种不科学的理论导致醉驾者受到了不应有的附随处理，而这些处罚对某些醉驾者来说，简直就是灾难性的，比如律师、医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员。
三、刑法之手不能太长
在“醉驾者”中，许多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的人，他们当中不乏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之士。现在，“醉驾者”受到刑事处罚后，又被再以曾经的“故意犯罪”为由，剥夺其从事某项职业的专业资格，是没有道理的。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将郎永淳一类社会优秀人士与具有反人类、反社会的盗窃、抢劫、强奸犯等人关押在一起，将其一概视为“故意犯罪”之徒，真让人啼笑皆非。对此，有人戏称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敌友不分”。
从历史上来看，“醉驾”行为经历了不是违法到行政违法，再到刑事违法的历程，这似乎可以说明对醉驾的法律治理过程有抬升过高之虞。法律人不都信奉“谦拟性”原则吗，在能用民事法律、行政法律解决的情况下，就不采用刑事手段。
笔者深信，现有的“醉驾入刑”规定是刑法的败笔，是国家操之过急了，它扩大了社会矛盾，伤害了数百万不该伤害之人。社会应该引起深思，尤其是认为“醉驾”是“故意犯罪”的刑法学家们。
我国自1997年制定刑法典以来，通过了11个刑法修正案，罪名、罪状不断扩充，“刑法之手”越伸越长。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长公布的数据表明，刑事犯罪从1999年的82.4万，增加到2019年的220万。是社会治安形势恶化了，还是刑法管得太宽了呢?
一个不科学的法律规定和法学理论，带给社会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最终承受这后果的，不仅仅是“醉驾者”本人，社会也是会为之付出巨量代价的。
但愿，“醉驾”能成为我国刑法“瘦身”的第一个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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