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京都律师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京都刑辩八杰”这十年》系列报道之三
文:朱勇辉
前不久，一篇网络文章《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在法律圈里广为流传和推崇。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说明更多的法律人开始意识到，即便是以理性为基本特征的法律，也不能脱离常识、常理、常情；开始意识到，机械适用法条，在有些案件当中，是行不通的；更开始意识到，刑罚绝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为了减少、预防犯罪。除了惩罚犯罪的功能以外，刑罚还有更高的社会价值有待法律人去思考、去探索、去实现。
而作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对这一份职业的选择，我们注定会与很多人的人生发生重要的交集，不是萍水相逢，不是点头之交，而是我们注定会参与到他人人生的重要时刻，甚至是至暗时刻。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曾陪伴很多人走过他们人生的至暗时刻，其中一些案件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可以说是帮助他们成功走出阴霾，实现新生。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甚至长久无法释怀的，是那些没有取得预期结果的案件，尤其是那些我确信无罪，但当事人却被判处刑罚甚至是被处以重刑的案件。
讨薪竟成敲诈勒索
2018年年初，一起发生在某地的农民工因讨薪被指控敲诈勒索的案件，几经辗转，找到京都律所求助。
了解案件情况后，多年的执业经验告诉我，这是一起非常值得争取的案件。鉴于当事人家庭经济非常困难，当事人本人因为讨薪身陷囹圄，家属再负担律师费必定是雪上加霜，在充分考虑案件特殊性的情况下，最终我和同事聂素芳律师决定共同免费接手该案，为当事人提供无偿法律援助。
接手案件时，案件已经进入了一审阶段，随时有可能开庭。因此，接手案件后，我们便几经辗转，第一时间赶到当地法院递交委托手续、阅卷，并赶往看守所会见被告人马某。在会见、阅卷的基础上，我们了解了全部的案件事实，更加印证了我当初对案件的判断，也更加坚定了我做无罪辩护的决心。
全案共有8名被告人，除一人系工程承包人外，其余7人均为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因在两个涉案工程中上访讨薪，被指控敲诈勒索。案件既存在事实争议，也存在法律定性争议。
案件的事实争议焦点在于，各被告人讨要的工资数额究竟是否合法，这关系到各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公诉机关认为，各被告人讨要的工资超出了工人们按照实际工作天数应得的工资，因此属于非法工资，各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而各被告人辩称，工人们之所以会主张超出实际工作天数的工资，是因为大量工人到工地后，实际工作比发包方承诺的少，工人们在工地等了很多天都没有活儿干，存在误工损失，且工资一直没有结算，因此才要求误工补偿，要求支付至实际发放工资时间止。
案件的法律争议焦点在于，工人们的上访行为是否能够构成对建设单位的威胁或要挟，从而迫使建设单位支付本不应支付的工资。
公诉机关认为，建设单位系迫于维稳压力、公司形象及后续工程承包等因素，被迫支付工人们要求的非法赔偿。
但各被告人辩称，他们只是想通过上访进行维权，上访过程中，也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语和行为。
辩护取得难得效果
理清了案件争议焦点后，我们紧紧围绕上述两个焦点开展辩护工作。
首先，在事实层面，通过详细梳理全案证据材料，我们发现，工人索要所谓的“超额工资”确有合理事由。对此，我们从劳务关系的事实基础、停工原因、误工费产生的事实基础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证据梳理及法律论证，从而论证工人索要的“超额工资”并不属于公诉机关指控的“非法工资”，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尽管双方对误工赔偿究竟是否应该支付及支付多少存在争议，但该争议显然属于民事范畴内的合法争议，完全属于工人合法维权范围内的合法诉求，不论最终是否实际被支持，在劳务关系真实存在、误工事实真实存在的前提下，工人们并非明知不该索要而强行索要，工人对误工赔偿的要求不应被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其次，在法律层面，我们在梳理证据材料，论证工人们上访行为合理、合法、没有超出合法限度的基础上，同时结合说法释理，论证上访行为是合理合法表达诉求的方式，达不到敲诈勒索犯罪所要求的威胁、要挟，从而对被害人形成心理强制的程度，不属于敲诈勒索罪的客观行为。
所谓的维稳压力、公司形象等，也都不属于敲诈勒索犯罪中因被威胁或要挟产生的压迫和恐惧。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又查找了多起“上访型敲诈勒索”被判无罪的案例，提交给法庭作为参考。
此外，在从事实和法律两个层面论证全案无罪的基础上，作为马某的辩护律师，我们还单独针对马某在整个案件中的行为和主观故意，论证了不论全案如何定性，马某都不应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犯罪。
但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对全案进行了详细、全面的事实梳理、证据梳理以及法律分析论证，一审法院仍然认定各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各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十三年至三年零五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被告人马某作为班组长，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一审判决后，我们决定继续在二审为马某提供法律援助。二审中，在征求马某本人及家属意见的基础上，我们改变了诉讼策略，在坚持有关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将辩护重点由无罪变更为量刑辩护，以在最大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上实现对马某权益的最大维护。
最终，经过二审庭审中的有效辩护和庭下跟法官的充分沟通，力陈本案法律争议和被告人马某的实际情况，二审法院最终采纳律师部分意见，对马某的刑期由一审的有期徒刑十二年改为有期徒刑八年。
尽管没有达到更理想的结果，但在这个案件的特殊背景下，可以说已经是难得的效果了。
缺憾值得深入思索
至今为止，该案已经过去三年多的时间，办案过程中的很多细节已经无法准确回忆，但至今仍令我无法忘记的，是马某和马某家属的殷切期盼以及他们对律师无限感激的眼神。直到现在马某的女儿仍会时不时向我们表达问候，从她的简短语言中，我们深切感受到她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尽管马某仍然在狱中服刑，但马某最放心不下的家人，生活也早已步入正轨。
偶尔从马某女儿处得知的消息可以感受到，马某一家人并没有因为这个案件丧失对生活的信心。我想，可能律师的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心中的伤痛。从这个角度，我又感受到了自身工作的巨大价值。
回溯我的整个执业经历，这个案件只是我20余年执业经历中的一个，但每每经历这样有缺憾的案件，都让我不禁思考，刑事司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从刑法教科书及相关理论文献中可以看到，关于刑罚的目的，古今中外可以说是百家争鸣。而我国目前刑法学界通说认为，刑罚目的就是通过惩罚犯罪来预防犯罪，具体又可以分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
但每每到了具体的案件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如果完全机械套用法条，而完全不考虑常识、常理、常情，对被告人的刑罚可能最终并没有达到所谓预防犯罪的目的，反而引发了公众的质疑。
近年来发生的天津大妈非法持有枪支案、大学生掏鸟窝案、药神案、农民收购玉米案、于欢正当防卫案等等，无一不在引发法律人的思考。
个人认为，这些严重背离社会公众认知的案件之所以会出现，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混淆了刑事司法与刑罚的目的。刑罚只是实现刑事司法目的的手段之一，但绝不应是唯一。刑事司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整个司法活动的总和，理应有更高层面的目的和价值。
从这个层面来考量，刑事司法的目的绝不能仅仅依赖刑罚来实现。有些案件，如果仅仅从形式判断，可能可以认定为“有罪”，但有罪判决的社会效果却适得其反，这样的刑罚是断然不能实现刑事司法终极目的的，甚至连刑罚目的都不能实现。
这个时候，作为法律人，就应该警醒，应该反思，是不是有哪些环节或情节被忽视了？抑或是不是有哪些出罪事由被忽略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作为法律人，我们可能往往习惯了在规范体系下理性地思考问题，却容易忽视“法理不外乎人情”。因此，我们要时刻警醒自己，每一个案件都应经得起社会和人性的检验。作为辩护律师，我们有幸参与他人的人生，更希望未来的十年，我们的参与给他人带来新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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