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步文：实质性推进庭审实质化

就庭审实质化问题，我谈以下几点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以审判为中心，有学者认为是小问题，我们认为是大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我们庭审不具有“实质化”意义，这个问题挺好回答的，但是很难回答。所以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真正推进庭审实质化，必须真正推进以审判为中心。但是，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分工合作”原则，与党的法治国家建设决定要求的“以审判为中心”不完全协调，这是个大事，需要考虑和处理。真正要实质性实施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必须实现庭审实质化，这就要修改以前不适应审判为中心的原则，甚至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某些原则。

第二，在刑事司法权力的配置、运行上要以审判为中心。今天上午也有专家提到这个问题。你不管怎么分工，分工来，分工去，不管怎么合作，合作来、合作去，法律上的“配合”“制约”，最后要落脚到审判为中心，不能损耗、掣肘“审判中心”。可是，在刑事司法中，作为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大原则，虽然全面的表述是“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即公检法相互间都有分工，都要“互相”合作、配合、制约，可是，一旦从制度上要求法院“配合”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在制度上有权要求法院“配合”，有权“制约”法院，这无疑不利于“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架构和建设，而庭审实质化是这个“审判中心”当中的核心，也无疑不容易落实。这是个浅显自白的道理，但是，几十年来，理论上都着重论证的是“合作”“配合”“制约”的正确性、合理性。如果刑事司法改革依然坚持“合作”“配合”“制约”的基本架构，这样的基础性设计，再多的“具体”改革也难以落实“审判中心”，庭审实质化的效果也不会好。

第三，司法改革，如果从八十年代初就算起步，到开始认真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不管是“法治”还是“法制”，我们司法就走着一条边改革边建设，边建设边改革的路。究竟什么才算“改革”，尤其是将来应该以什么方式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实现庭审实质化的改革？每次改革都提出许多大项目，下面包括更多小的具体改革项目，甚至把一些十分细微的司法操作方式的变化也列入改革清单或者“成就目录”，但是，一些长期困扰司法活动、违反司法规律、为社会高度关注的体制机制性东西，却没有纳入改革“项目”，而这里面不少因素是有碍“审判中心”和庭审实质化的。我们其实需要始终扭住几个妨碍司法公正、影响司法效率、不符合诉讼法规定的若干个大问题，改革项目不宜过多过细，更不宜把主要精力放在司法技术细节、具体操作程序改革上，从真正管用这个大方向，去改革（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就是“审判中心”，庭审实质化。

第四，进而言之，我们很多具体的体制机制变化，不一定都是司法改革，而是司法技术的改良。司法技术改良是人人都可以去创新的，包括每个法官、检察官都可以创新的东西。比如说，有些具体司法操作手段方式会随着技术的发展，天然要改革和发展的，比如，审判当中的计算机、网络技术运用，例如远程作证、远程审判等，就是随着技术发展自然而然来的，把现代科技用到司法当中来，这是技术改良。不宜把有太多细节上的改革，把司法技术发展，作为我们“司法改革”主攻方向，不宜把裁判文书调一下格式、改变写作方式也叫改革。否则，我们的改革会“失焦”，会“因小失大”。总之，改革是大事，要通过改革解决司法体制中的大问题、难题，久拖不决的问题，不要使“改革”太过技术化、细小化、生活化。我个人的不成熟的看法是，法官改变一下坐姿，改变一下仪表仪态，使用法槌、传上法袍，不算大的改革，甚至说不上是改革。几十年来，我们乐于规划、实施这样的“具体改革”，媒体乐于报道（因为生动），也有学者乐于论证这些“改革”（因为不费劲）。但这不是良性的、应当持续的状况。

第五，我的主张是，司法改革要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空见惯、人人都知道不合理的体制机制着手。比如新中国建立不久，上下级法院之间就有请示批复这类制度。但是，按照三大诉讼法的要求，都各级人民法院都应当依法独立审判。什么时候能做到下级法院不就个案审判（层层）向上级法院汇报请示？哪个首席大法官决心真正这样做，把“法院内部”和“上下级法院”的请示汇报给改革掉，我就认为我们的司法改革真正开始见效了。再比如说，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那些自挖陷阱、自陷于陷阱的“考核指标”，许多人都知道不合理，却不敢怒不敢言，一些明显不符合司法规律的东西，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强化，这种状况如果真的改观了，我们的司法改革就算得上见效了。这些东西都阻碍“以审判为中心”和“庭审实质化”。所以庭审实质化也好，审判中心也好，还是要回到规规矩矩地承认法官是每个案件的证据的最终审查、判定和采信者，事实的认定者，法律适用的最终决定者，刑事裁判也好，民事裁判也好，那个裁定结论、判决结论的作出者、宣告者，只能是法官。另外，改革成功不成功，改革项目完成没完成，完成了多少改革项目，主要不是靠“在清单上画√”，也不是靠数清单上面的项目数量，还是要看司法体制的弊端解决没有，要看司法队伍的活力激发出来没有，要看党和国家规划的那些改革“大项目”真正落地、改了没有，要看人民群众对司法是否公正的满意度。

司法改革，不能只寄希望于法官的高薪。关于证据，我认为，发现客观的案件事实肯定应该作为证据制度建构的基本点，出发点。控辩平等性的加强，不应当影响证据标准和证明标准。证据标准、证明标准仍然要掌握在法官那里。中国几千年的案件裁判，都掌握在“判官”手里。我以为，证据、证明标准的把握，最终要把这个权限交给法官。侦查中心会影响审判中心，检察中心会影响我们审判中心。当然，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检察中心”，但是现在的“检察主导”还是有点这个味道。为什么卷宗中心不会影响到我们审判中心呢？学界对卷宗中心主义有所批评，但是我是始终坚持三个观点：一，咱们的司法传统就是案卷传统，法官通过案卷事先了解情况，会有预判，但“预判”不等于偏见，不等于有最后的决断，它叫做预断。只要法庭上法官善于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真正把意见挑准了，真正能够兼听则明，凡是预则立，不能说有预断就很糟糕。作为辩护人，律师看案卷，卷宗里面如果有很多问题，辩护人就高兴，法官也不会不明白。恐怕侦查机关、检察院、法院不会有几个人说卷宗真是个什么坏东西，不会的。尤其是，卷宗里边虽然有风险，但真正最大风险就是事实认定的风险，是案卷材料不真，以及不能正确识别判断案卷材料的风险，如果严格贯彻审判中心，庭审实质化，这些案卷带来的风险，会被化解，案卷与庭审实质化有什么冲突？没有，哪有什么冲突。

想说的话很多，我们真要改革，要真改革，要扭住牛鼻子不放，不要在技术性的问题上纠错“改革”，不要把改革“大文章”给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