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督办毒品死刑案件辩护实务

公安部督办毒品死刑案件辩护实务    

文：刑事法律事务部 毛成战律师

 

毒品是全人类的公敌，201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将禁毒工作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但是最高院少杀慎杀的立场也是十分坚定的，因此毒品犯罪也应该严格适用死刑，对于拟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在证据质量上要始终坚持最高的标准和最严的要求，以体现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辩护律师来说，公安部挂牌督办的死刑毒品案件，和普通的毒品案件是不一样的。笔者将结合日常承办案件情况和大家共同学习交流。

首先，地方公安为了将案件申报为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在侦查阶段，会夸大毒品犯罪的数量、人数、情节，以达到申报为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的目的。这就会导致地方公安，甚至于省公安厅禁毒总队都会采取一些特权、或者是特殊手段来破案，比如技术侦查、特情引诱、数量引诱、刑讯逼供、在看守所之外审讯。

其次，法院对公安部督办的案件，证据能力、证明力要求较低，地方公安的这些特殊手段，有些经过一定的审批程序还是可以使用的，有些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非法证据。虽然《刑事诉讼法》第53条对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作出了规定，即“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但是由于是公安部督办的毒品案件，法院对证据的证明标准、对死刑的掌握，其实是降低的，这给律师的辩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最后，公安部督办的毒品案件，公检法可能会配合办案，甚至配合判死刑。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多少会有一点偏差，在这样的的毒品案件中，公检法可能“互相”配合又多一点。这对于辩护律师来说，无罪辩护是极其艰难的的。

当然，上述情况的存在，也有其一定合理性，因为毒品犯罪隐蔽性强、侦查取证难度大，也是现实情况。对于辩护律师而言，在辩护实务中，笔者通过无讼案例库检索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9年作出裁判文书的涉毒品犯罪案件共计166件，其中维持原判案件162件，改判更轻刑罚4件，由此可见，安徽地区的毒品犯罪案件辩护的难度，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众多改判案例中，得到一些启示，找到一些规律。比如常见的辨点是毒品含量多少？有无毒品实物？是否流向社会？本人是否吸食？侦查程序的正当性？有无特情介入？是否控制下交付？而在毒品死刑案件中，以下3种辨点是改判死缓最有力的武器。

1、立功

在一审判处死刑的案件中，如果想改判成死缓，“立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立功”是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王牌，要充分引导被告人检举、控告他人的犯罪事实。

2、严格审查毒品的提取、扣押、称量、取样、送检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6年5月24日出台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程序上作出了非常严格明确的要求。在该规定出台之前，控辩双方对于程序问题的交锋也颇为激烈，苦于没有相关程序规定的依据，作为辩护律师往往更为被动。现在有了这个规定，如果我们发现涉案毒品的提取、扣押、称量、取样、送检程序存在瑕疵，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又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相关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或者判决的依据。

3、共同犯罪中，核实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关键行为、参与程度、投入成本、获取收益

根据《武汉会议纪要》，共同犯罪中，其次要作用的，一般不判处死刑；各共同犯罪人地位作用相当，或者罪责大小难以区分的，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二名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且均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也要尽可能比较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判处二人死刑要特别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