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7日，厦门警方在“云剑行动”中，发现背负7人命案的逃犯劳荣枝(女，45岁，江西九江人)在当地出现。11月28日，警方在厦门某商场内将逃亡已20年的劳荣枝抓获。12月21日上午，劳荣枝案开庭，法庭审理中，劳荣枝对罪名不认可。并且劳荣枝案仅有合肥被害人小木匠家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约135万元，劳荣枝家属表示愿意赔偿，但仅有3万元。

7条人命难道只值3万元吗？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到底如何获得最优救济？

一、最优救济之一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现今的中国法律制度下，能够为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提供刑事和民事双重救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范围

包括为人身、财产遭受的直接损失和必然损失，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合理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包括丧葬费等费用，但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费。非常遗憾的是，在笔者长达10年的法律从业经验中发现，刑事案件中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比例非常低。如果不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民事诉讼，诉讼时效经过，诉讼请求将不能得到法院支持，被害人将不能得到任何赔偿。例如，上述劳荣枝案件中7名被害人中，仅有一名被害人的家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就导致刑事案件被害人遭受侵害后，身体、财产遭受巨大损害，并支出了巨额医疗费甚至背负大量债务，更有甚者其家庭失去顶梁柱，家庭生活陷入无限困顿的可悲境地。

这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固然是因为刑事案件被告人往往没有能力赔偿。但更令人心酸的是，大部分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都不知道自己享有请求民事赔偿的权利，更加不知道如何争取。虽然现在的刑事案件办理流程中，检察机关和法院一般都会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因为刑事律师稀少等原因，被害人一般不知道如何主张权利、收集证据，最终得到法院支持的也比较少。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家属如何争取利益最大化？

    刑事案件发生后，伤害结果已成事实，一般难以挽回，只能通过物质赔偿抚慰伤痛。被害人如何获得最多的赔偿是其中关键。其中，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通过达成调解、和解协议来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就涉及到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最能左右被告人刑期的一个关键证据“谅解书”。“谅解书”在刑事案件办理，特别是量刑过程中具有非常神奇的作用。2019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第二项、第9小项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不仅如此，如果被害人出具“谅解书”，被告人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还能优先考虑判处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甚至是“免死金牌”的重要作用。

    以最著名的“玛莎拉蒂女司机谭明明危害公共安全案”为例，谭明明醉酒驾车危害公共安全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造成的社会影响恶劣，按照一般经验谭明明被判处死刑的概率非常之大。但案件判决前，谭明明家属和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并出具“谅解书”，谭明明最终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该案件出现重大逆转的关键就是“谅解书”。因此，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一方来说，“谅解书”是最重要的筹码。

3.形式附带民事案件如何进行赔偿谈判

如何达成和解协议，能够争取到多少赔偿并无法定标准，刑事实务中同样的案件可能获得的赔偿千差万别，非常考验谈判人的个人能力和经验。所谓“神枪手都是子弹喂出来的，好律师也是案子喂出来的”。不同段位的谈判者采取的策略不同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样以谭明明案为例，该案的被害人一方就采取了比较高明的策略，在案件判决前绝不松口要进行和解，并任由舆论发酵，通过舆论力量给谭明明家属施压，不断摧毁其心理防线，自身则不用付出任何代价，除了一点点耐心。最终在案件即将判决前，才达成和解协议。以被害人一方比较好的家境推测，虽然数额保密，但赔偿数额想必非常“可观”。

二、被害人家属还可以申请司法救助

除了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果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确实因为遭受刑事侵害生存困难，可以向检察机关、法院申请司法救助。我国各级救助机构管辖案件的划分应以救助金的数额为标准，救助金不超过5万元的由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员会管辖；5万元以上不超过10万元的救助决定由中级人民法院核实证据后报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员会决定；救助数额超过10万元的应逐级层报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的国家救助委员会决定。

司法救助的数额虽然不多，名额也非常有限，但司法救助有时候也许是刑事案件被害人冬日里的最后一缕阳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