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怡
邛崃市人民检察院
员额检察官
作者按：
这是我写的第三篇关于认罪认罚的文章。
为什么我会“认准这一只羊薅毛”呢？
原因是这样的，“认罪认罚制度”是法律制度中的新事物，推行时间不长，司法实务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法律人普遍关注和热议的问题。
今天，我想从我的自身经历讲讲认罪认罚制度。
01
从我的一辆7座SUV讲起
第一件事儿是这样的，我的车是一辆7座SUV，按照规定，必须上线审车。为了方便用户，现在各大保险公司都提供各种增值服务，所以我就提前下单，选择了年审代办业务。
我在手机APP下单后，很快就有承办人员跟我联系，告知我要在周六早上九点之前，在东华检测站门口等。（各位同仁请看，这像不像承办检察官通知辩护人：“明日早上九点，过来做认罪认罚手续”？）
周六早上九点，我按照约定时间来到检测站，先把车交给代办人员，之后代办人员拿出一沓厚厚的纸，里面是各类合同和委托书，让我确认无误后签字。
作为一个检察官，出于职业敏感，看到法律文书的第一反应是：“仔细审查，看看有没有不利条款！”
我正打算认真审查的时候，代办人员居然和我说：“这有啥好看的，都是格式文本，赶紧签吧！”
“今天上午有八个客户要审车呢，你别耽搁人家……”
“哎呀，看啥看，都是一样的，我们XX保险那么大个公司还会坑你不成……”
嗯？这些话术怎么听上去如此熟悉？我在哪里听过？
仔细想想，忽然发现，代办人员说的话，跟我平时在做认罪认罚时对值班律师或者辩护人说的一毛一样。
回到我们的工作本身，在办理认罪认罚的案件时，相关程序的启动机关是检察机关，对辩方特别是委托辩护人而言，基本都是在一种被动和被催促的情况下完成的。
在已经形成流水化作业的认罪认罚程序中，任何一点超出控方预先设置轨道的行动，不仅给控方增添额外工作，还对其他当事人和辩护人造成时间上的侵占。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承办检察官不催你，后面的其他当事人和辩护人也会像审查车辆的工作人员一样，说你多事儿，浪费大家的时间。
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上看，法律规定要求控辩双方在审查起诉阶段开始便可以充分协商，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值班律师（委托辩护人）的权益，法律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
但是各位不妨想一想，认罪认罚制度是基于个案模型而设置出来的制度，在面对案多人少的实务困境下，究竟能落实几何？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在自己家里炒一份小炒肉，炒出来一定是青椒爽脆肉片酥嫩，但如果换成让你在食堂工作，中午要炒一百人份的小炒肉呢？
如果你在集体大食堂或者在路边买过盒饭，吃过那种饭盆里“底层油发腻，中间盐打堆，上层半生熟”的小炒肉，你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你发现这和我们自己在家吃的小炒肉，或是饭店里点菜炒的小炒肉味道迥然不同。
我想，这就是实务的真实写照。
简言之：炒一份肉和同时炒一百份肉，炒法绝对不是简单复制100次的关系，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
同理，司法实践中，当我们面对在短时间内，必须做多个认罪认罚案件的客观现状时，就像炒小炒肉，其办案模式绝非是按照制度设计那样，以个案为模板的简单累加。
02
为什么有的检察官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说完SUV的故事，我来给大家讲第二个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在南方某省执业的律师朋友，周末时跟我吐槽了自己办案过程中，做认罪认罚的遭遇。
这哥们儿说，他阅卷后，认为要认定其当事人A构成犯罪的证据显得比较牵强，用四川话来说就是“二甩二甩”的，但是承办检察官坚持认定A就是构成犯罪，只是刑事责任轻重的问题，一点都不松口。
好吧，那就尊重承办人意见，先不说罪与非罪。
于是辩护律师提出：“本案先期已经判决的两个主犯刑期都很轻（各10个月），A即使构成犯罪，其责任也明显要更轻，更何况还有自首情节，能否先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呢？”
答案依然是：“NO！”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当地规定，变更强制措施要组织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再向分管检察长汇报确定，这一套流程走下来很麻烦。
好吧好吧！那就再退一步。我们就说量刑——辩护人提出“既然主犯都很轻，A在基准刑就比他们更轻，再加上自首情节，本罪是个经济犯罪，能否在量刑建议拘役甚至单处罚金呢？甚至可以在罚金刑上从重都可以……”
承办人的答案依然“NO！”理由很简单，前两个都是有期徒刑，凭啥你就要特殊点整拘役或者单处罚金？你事儿多么？
好吧好吧好吧，辩护人再退一步。“那就同意您建议的有期徒刑6个月，但是能不能同时建议适用缓刑呢？”答案你们应该能猜得到，必须还是“NO”。
“我们这边法院比较反感这个，所以不写明建议缓刑，再说了，已经关了近三个月了，判六个月很快就出来……”
“咋就你们事儿多呢？”
最后，这哥们儿给我提了一个灵魂之问：
“宝哥，关于量刑我是认认真真算出来的，差不多就是拘役四五个月的样子，我有理有据，但是承办人就是不听我的，那你说我要怎么办？”
这问题让我想起了一个寓言故事，一个号称无事不知的美女宣称“有男士如果能提问难住她，就以身相许。”
最后的获胜者问的问题是：“我要提什么问题才能难住你？”
无解。
在认罪认罚指导意见的第49条中这样规定的：被告人当庭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没有认罪认罚，但当庭认罪，愿意接受处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就定罪和量刑听取控辩双方意见，依法作出裁判。
乍一看这条没什么问题，但是细细分析逻辑结构，就不难发现：
在审判阶段进行认罪认罚的，实际上是三方结构——法院主导，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然后法院审理后做出判决。
但是在实务中最常见的审查起诉阶段进行认罪认罚，却是两方结构——往往都是检察官提出，然后听取辩护人和当事人意见，最后由检察官作出量刑建议决定。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承办检察官“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对于与其意见相左的辩护人量刑意见，如果不听且又强行要做认罪认罚，还真就没什么制约机制，甚至还听说，有不少地区还绕开委托辩护人，直接安排值班律师进行见证完成认罪认罚工作的。
也许有人会说：就算审查起诉阶段不听，等案子送到法院后法官还是会依法裁判啊，还是可以在审判阶段来争取啊！
在实践之中，不管嫌疑人是否认罪认罚，原则上检察官都应当出具量刑建议。但是要在审判阶段去再争取量刑何其难也，且不说浪费时间，最起码在法官看来，既然在审查起诉阶段你都没有做认罪认罚，那第一印象就很容易认定“这人的认罪态度不好吧……”
当然，办法也不是没有，但是却太另类了，我记得在一次律师队伍对于“认罪认罚”的研讨活动上，有前辈指出，可以利用当下检察机关内部对于认罪认罚案件比例的考核制度，来作为与公诉承办人讨价还价的资本……在当下诚然不失为一有效之道，但是这样的协商与立法本义相比，是否已经变味了呢？
所以啊，认罪认罚制度作为刑诉制度改革和检察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无疑是巨大的，但是在实践中其所面临的困境和制约也是巨大的，必须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探索和改进。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