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发过一个朋友圈，说自己对法律援助案件有抵触心理，并不是因为律师费少，而是因为准备的时间只有两三天，在这两三天的时间里，律师要完成会见、阅卷、庭前辅导等一系列的工作，扪心自问，真的觉得没有这种能力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实现有效辩护。
很多律师同行都表示有同感，看来对法律援助案件有抵触心理并不是我一个人
还有各种说法，“法律援助无非是个形式”，“只是走个过场”，“去开个庭就好了”......甚至法律援助机构的朋友，也常常对法律援助表达无奈。
但作为一名专业刑事辩护律师，我相信任何一个刑事案件都有辩点，只是我们有没有去用心寻找。
不能做无罪辩护，我们可以做罪轻辩护。不能做程序辩护，我们可以做证据辩护或量刑辩护。我们甚至可以从犯意形成、犯罪目的和动机、犯罪的社会因素等细节中寻找辩点。
所以我很赞同田文昌老师的一句话：在刑事辩护中，律师与其怨天尤人，倒不如认真研究刑事辩护的经验和技巧，力求挖掘出每个案件的“辩点”，争取在辩护工作中做到不留遗憾。
所以我认为，法律援助不应只是走个过场。
说说近期办理的一件盗窃罪的法律援助案件，这个案件，对于盗窃手机的事实，辩护人基于证据不足做了无罪辩护。
案件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手机店盗窃案，起诉书指控三名被告人盗窃八台手机（价值8000元）和一条金项链（卖了6000元）。
我是在上周四中午收到这个案件，因为工作忙碌，只能安排在本周一上午会见，并预约了周一下午到第二法院阅卷，开庭时间是周二上午10点钟。
会见的时候，着重了解的盗窃的具体经过，对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被告人并没有太多异议。被告人称当时从手机店的柜台里偷了几台手机，又从保险箱里偷了一条金项链。但是强调他偷的几台手机都是模型机，并不是真机。
他的陈述我都记入了会见笔录，但是说实话，当时我是半信半疑的。因为案件还有另外两名同案犯，所以我打算阅卷的时候核对一下另外两名同案犯的供述。
因为只有一两个小时的阅卷时间，为了保证阅卷效果，我和助理两个人开车一个多小时到了小榄阅卷。
阅卷时，我们也着重关注受害人陈述和同案犯的供述。
果然，另外两名同案犯的供述与我的当事人一致，都说当时从柜台里偷的手机只是手机模型，并且在发现是手机模型后已经丢弃了。
纵观全案的证据资料，能够证明三名被告盗窃真手机的证据只有被害人陈述，这显然属于孤证，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达不到证明标准。
接下来，我便确定了对于这一事实的无罪辩护思路。但我觉得单纯以未达证明标准作为无罪辩护的理由还不够，我必须找到其他的辩点来影响法官对这一事实真实性的判断。我想到了对被害人陈述真实性的质疑和对价格鉴定的质证。
庭审中，在法庭发问环节，首先通过发问的方式提出盗窃的手机是模型这一事实。因为涉及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是否有异议，所以法官的注意力也就放在对这一事实的核实上。法官分别向三名被告人核实了以上情况，三名被告也都一致供述盗窃的是手机模型。
在质证环节，辩护人也主要围绕对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鉴定意见真实性的质证上。
在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质证方面，辩护人提出根据到案经过显示，三名被告人是分两批，先后在同一天不同地方被抓获的，所以三个人串供的可能性不大，其供述盗窃手机模型是真实的。
在被害人陈述的质证方面，辩护人提出盗窃犯罪的受害人大都有夸大损失的心理倾向，同时手机行业的惯例都是在柜台里摆放手机模型，所以其陈述的真实性存疑。
在鉴定意见的质证方面，辩护人对价格鉴定的来源、过程和结果都进行了质证，尤其强调本案的涉案物品都未缴获，并无检材，鉴定的依据都是被害人对丢失物品的陈述。
在法庭辩论环节，辩护人主要围绕本案未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发表辩护意见。并进一步强调被害人陈述称涉案手机有发票，但后来又未见提供手机发票。也就是说没有其他物证或书证对盗窃手机的事实予以佐证。能够证明三名被告盗窃真手机的证据只有被害人陈述，属于孤证，不宜认定该事实。
庭后，结合庭审情况，我又整理了本案的书面辩护意见，这会刚刚做完修改，准备明天寄到第二法院。
说句题外话，周一下午阅卷的时候，我发现本案三名被告人，另外两名被告人都有前科，属于累犯，我的当事人也有因吸毒被行政拘留十五日的经历。说句心里话，对于为“吸毒仔”辩护，我的抵触心理更严重，尤其是当我知道他们都有吸毒史以后，我也会怀疑他们供述的真实性，我相信法官也会有这种心理。
但是对此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这是我作为一名普通公民的正常心理状态，而不是作为法律人应该具有的理性状态，我相信法官也会以一个理性的心态评价这个案件的事实和证据问题。
我也在积极争取三个人退赃和缴纳罚金，而且这一情节对于我的当事人最终能否被适用缓刑挺重要。但是现在看来，因为被告人家庭经济情况困难（只有母亲一人在广西老家种田，并与妻子分居多年），虽然被告人在庭上表示愿意退赃和缴纳罚金，但事实上很难获得该情节。
不过案件的三名被告人从2018年3月7日被关押至今，已近9个月时间。案件的最终结果，就交给合议庭认定吧。
犯罪学上有种理论叫犯罪标签论，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因犯罪被判了刑，就像打上一个标签，在大家的眼里他永远就是犯罪人。这种标签思想也会在他们自己心里种下烙印，别人的歧视，加上自我意识的强化，很容易促使他们重新犯罪。三名被告人在最后陈述阶段都表示要好好改过自新，今后好好做人，不再犯罪。但是我们这个社会是否能否接纳他们，看看盗窃罪如此之高的重犯率，或许我们就明白了。
我想这才是这个案件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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