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刑事法库 来源：尚权刑辩 作者：陈文海 北京鑫兴（天津）律师事务所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自2018年1月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全国深入展开。三年多来，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盘踞各地的黑恶势力及犯罪组织相继破灭，许多曾经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黑社会违法犯罪分子受到了法律制裁，各地的整体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更加和谐稳定。与此同时，随着这场斗争逐步进入收官阶段，许多案件逐步步入法院审理程序，涉黑案件的刑事辩护工作也日益突出地摆在刑事辩护律师面前。相对于以往的许多普通刑事案件而言，涉黑案件的刑事辩护工作，往往具有时间紧、案卷多、罪名繁、任务重，甚至证据瑕疵增加、辩护难度加大等特点。回顾三年扫黑除恶斗争的刑事辩护工作，面对涉黑案件辩护过程中的艰难挑战，要让辩护工作卓有成效，笔者认为，尤其应当把握和处理好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严格把握将单独个罪列入涉黑犯罪的标准
众所周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个归纳罪名，是对多个具体犯罪主体所犯多种单独个罪（以下简称个罪）进行的抽象、总结和概括而形成的总结性罪名。之所以将多个个罪概括抽象为黑社会组织犯罪，把多个个罪列入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通过全面审查判断，这些个罪具备了法律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和要求。也就是说，这些个罪，在整体上和某个黑社会性质组织产生了一定的、事实和法律意义上的关联。这种关联，突出地表现犯罪行为系这个涉黑犯罪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事先所明知，或事中放任，事后认可，或者行为本身就是以黑社会组织名义实施，这是个罪入黑的基本前提。而实践中我们遇到的案件，有些公诉机关的涉黑犯罪指控，其中有的个罪，本身完全系基于行为人个人因素而起，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事先并不为“组织”所知悉，事后也未为“组织”所认可，犯罪时更不是以所谓的“组织”名义来实施，显然不能作为涉黑犯罪的构成案件之一。比如李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中，被公诉机关用来作为“组织”成立标志性事件的李某对某药业公司寻衅滋事一案，根据在案证据，事件起因是基于李某之子被药厂负责人亲属打成重伤，李某厂内有部分员工聚集到某药业公司门前，要求对方给个说法。李某得知后，在他人陪同下赴药业公司，找药业公司领导沟通协调，以求得问题解决。其间，虽然因为急躁，李对药业公司负责人有推搡动作，但也仅为情绪急躁所致，并非为暴力殴打或以暴力相威胁。这样的个罪指控，在没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李某有暴力或其他暴力威胁的前提下，不应该认定为构成寻衅滋事犯罪行为，更不应当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的标志性事件，更何况案卷中还有其他能够证明李某并非寻衅滋事犯罪的相反证据。笔者认为，类似事件，如果李某，对部分职工到场“助威”的行为并不知晓，也没有任何指使、认可或激励行为的话，对于此事件，不仅不能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更不能作为涉案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的标志性事件。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是黑社会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3）组织者、领导者直接组织、策划、指挥、参与实施的；(4)由组织成员以组织名义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认可或者默许的；（5）多名组织成员为逞强争霸、插手纠纷、报复他人、替人行凶、非法敛财而共同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认可或者默许的。……根据上述规定精神，如果某一个罪被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加以认定，组织者、领导者必须对这一个罪行为真知全知，且应当以积极的行为去追求犯罪结果发生。或者在事发过程及事发后得以确认，否则，就达不到认定黑社会组织犯罪所要求的“明知”的主观要求。如果被起诉入黑的个罪，是由游离于所谓组织之外的某一或某些个人实施，且行为事先没有让“组织”知晓，事后组织成员的“组织者”、“领导者”也确实不知，也没有对这一具体个罪行为以“组织”名义加以确认和维护，那么，这些入黑的个罪就不能认定为是组织所为，其根本不具备成为黑社会犯罪的条件。辩护工作中，这是一条重要的个罪入黑标准。
二、理直气壮地对涉黑犯罪的拔高凑数问题提出异议
实践当中，涉黑犯罪集团往往人多势众，少则十几人、几十人，多的甚至一二百人。有些涉黑案件，在被指控的众多被告人当中，不仅有年长退休人员、长期患病的病号，还有与涉案被告相关的一般家务人员、学校老师、临时员工、实习人员，甚至和犯罪集团没有任何经济关系的相关社会人员。办案实践中，有过这样的案件，其中有些被认定为涉黑犯罪人员的涉案，有的是作为司机，开车搭裁相关人员去了一次涉事现场；有的是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了一次涉黑人员的聚会；有的是受人指使，打了一个讨债或者威胁性电话；还有的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涉黑犯罪成员携带了一两件物品，讲了一两句助威的话；更有甚者，是不知情地跟着走了一遭，就成为了黑社会犯罪组织的成员，有的还被认定为“黑社会犯罪组织”的骨干、积极参加者。尤其严重的是，有的涉案人员，系通过正当渠道被招聘到某单位，入职后每天按照公司正常要求上班下班，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大事”不闻不问，只是按照主管领导或直接负责人要求完成某一件具体工作，却不知不觉地一夜之间，祸从天降，在工作岗位上仍在劳动，就成了黑社会犯罪组织的成员。两高两部的指导性文件始终强调对涉黑犯罪的认定，必须要依法认定，严格标准；最高检、最高法的领导也都反复强调办理涉黑犯罪案件要尊重事实和法律，是涉黑犯罪的一个不能遗漏，不是涉黑犯罪的要做到不拔高、不凑数。按照这些规定和要求，上述列举的那些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员，显然有被拔高凑数之嫌。对此，在实际辩护工作中，对于这样的案件，作为辩护人，必须严格依照事实和法律。对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确实不知情、没有参与、没有实施具体犯罪行为的，应该提出清楚明确的否定涉黑的辩护意见。
三、准确认定涉黑犯罪的轻重情节
许多涉黑案件，公诉机关在起诉书和公诉发言中，大多习惯性地、不止一次地用“恶名初显”、“严重破坏”、“极其残忍”、“后果严重”，等表明事物性状和程度的词语来进行描述，以阐述涉案犯罪情节之严重。这样的公诉意见，听起来气贯长虹，大有泰山压顶之势。实践中，辩护人也不否认有些案件的犯罪情节的确如前所述，相当严重，但也确实存在着公诉机关的描述，或者与事实不符，或者有夸大其辞之嫌，甚至经不起基本的事实逻辑推敲。比如有的案件，公诉机关公诉发言说被告犯罪集团“恶名初显”，描述的年代背景是1996年。而那时，我国刑法还没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个罪名。更为重要的是，被指控的犯罪集团及其公司的发展，对当地的财政贡献，被告人所获得的“劳动奖章”、“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等荣誉和光环，甚至成为人大代表、政协主席等政治角色的时间，也是在1996年之后。在我们常人的思维中，怎么也不会理解一个恶名初显的犯罪集团，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是凭什么获得如此的殊荣？又凭什么提供了当地县域相当比例的财政收入。类似这样早就“恶名初显”的家族和企业集团，还要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秩序？那作为当地十几年、几十年的财税大户，长期以来，相关机构认定的，其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又如何解释？被告人头上的光环又该如何解释？把前述如此多的、严重恶劣的定性词语落在这样的涉黑犯罪相关人员的头上，是否符合事实真相和法律要求？辩护人必须明白，在有些涉黑犯罪案件中，公诉机关的慷慨陈词，作为哄托控诉气氛、增强公诉效果，毫无疑问会起到强化作用。但类似的慷慨陈词，本身并不能给合议庭成员提供清晰明白的案件事实和定性答案。涉黑涉恶犯罪集团，或者是其组织者、领导者，是否真的“恶名初显”、“无恶不作”、“极其残忍”，合议庭的最终认定标准，必须来源于在案的事实和证据，必须依照严格的法律标准。对此，辩护人必须在充分阅卷，准确全面掌握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言清事实，列出真相，依法明理，让合议庭更多地了解案件背景、证据，了解案件事实，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科学全面的综合性评判。
四、要把办理案件的政治要求和法律标准统一起来。
毫无疑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部署的一场严重的专项政治斗争。这场斗争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若干年之后会更加突显。对做好这项工作，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一员，全体辩护人都责无旁贷。需要说明的是，在实际工作和具体办案中，我们切不可因为严格政治要求和提高政治标准，而偏废或忽视法律规定，绝不能把政治要求和法律规定搞成两张皮，更不能对立起来。我们知道，从更高的层次看，党和政府依照相关程序制定了扫黑除恶的一系列大政方针政策，同时党也领导国家权力机关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在扫黑除恶斗争中，讲政治和讲法律，并不矛盾，本质上是统一的。这也是两高两部（2018）1号文件反复强调一定严格依法办案，一定要重视证据标准的初衷所在。笔者认为，在扫黑除恶斗争中，要讲政治，严格政治标准，体现在具体的办案当中，首先要坚持严格依法办案，遵守法定程序，坚决做到证据确实充分。从这一意义上讲，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要求和证据标准，办出一件件铁案，本息就是在讲政治。绝不能因为严格政治要求而降低法律标准，也不能因为片面、单纯地强调法律标准而忽视政治因素，这是二者的辩证统一。以这样的政治和法律思维，来代理涉黑案件的辩护代理工作，一定能富有成效。作为法律共同体重要成员的辩护人，我们坚信，只要坚持政治要求和法律规定相统一，我们的公安侦查部门，国家公诉机关，合议庭所代表的国家审判机关，一定会严格遵循办案程序，严格遵循证据规则，真正把每一起涉黑案件办成事实清楚明白，证据确实充分，判决公平公正，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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