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行为人为索取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而实施绑架、拘禁他人的行为，只要债务是客观存在的，也应以定罪处刑。如被告人陈某和被害人陆某赌博，陆输给陈10万元人民币，陆某因为没有带足够的钱，遂向陈写下5万元欠条。陈某多次向陆某索要，陆某均以无钱偿还为由拒不归还。后陈某纠集吴某等人将陆某绑架到某宾馆客房予以非法拘禁，并威逼陆某叫其家人送来5万元人民币。在此类案件中，行为人的主观上是索取债务为目的，客观上实行绑架他人、非法拘禁的行为，但其债务显系非法债务。有人认为应定，因为赌博本来就是一般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与赌博有关的财物均应由国家机关没收上缴国库。因为赌博中的债务关系是非法债务，对于非法债务，法律不予保护，行为人也应清楚知道非法债务的性质。因此，借口存在非法债务以索债为目的扣押、拘禁他人的，应认定行为人主观上以索债为目的，定绑架罪。王宗光：《勒索型绑架罪认定中的疑难问题》，《刑事法判解》第2卷，第212页，而有关司法解释也已对此类犯罪作出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注释（2000）19号）中规定“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博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第238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精神是符合我国刑法第238条第3款的立法原意的。首先，刑法中的非法拘禁罪和绑架罪，在法定刑的规定上具有相当大的不同：非法拘禁罪“处3年以下、、或者。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绑架罪则“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并处或者。”两者比较而言，绑架罪的法定刑远远高于非法拘禁罪的法定刑。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立法者的原意是对绑架、拘禁他人的行为要区别行为人是否“事出有因”，以正确定性。正如此，非法拘禁他人虽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但往往行为人与被拘禁人之间具有各种各样的经济纠纷和生活矛盾，许多拘禁案件确实是“事出有因。”而绑架他人的行为虽然也有“因”，但这种“因”仅仅是行为人“勒索财物”的目的，显然这种绑架行为不属于“事出有因”的范围，而行为人与绑架人之间往往不具有所谓的“矛盾和纠纷”。对于“事出无因”的绑架罪规定较重的法定刑，而对于“事出有因”的非法拘禁罪规定较轻的法定刑，这无疑是立法者区分两罪的立法原意。其次，虽然高利贷、赌博等非法债务法律不予保护，但是它们确实是现实中存在的债务。这种债务同样也反映出行为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损害之间实际存在一定的关系（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条件关系，以区别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且法官对这种关系的过错只需站在一般人的角度来理解。），这种关系也就是上述所谓“事出有因”中的“因”。就此而言，司法解释将高利贷、赌博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放入第238条第3款债务范围之中，无疑是符合立法原意的。因此，只要行为人以索取为目的，且该债物是现实存在的（至少依民间习惯认为是确实存在的），无论债务合法与否，其绑架后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行为仍以非法拘禁罪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