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新闻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刑满释放仅仅7个月的北京郭某，在疫情期间（3月14日）进超市购物结账时摘下了口罩，一老人劝其戴上口罩时，因争执而大打出手（将70多岁老人摔倒在地，双手击打其头颈部），郭某在逃跑过程中又打伤两名超市员工。最终老人因颅脑损伤，医治无效，6天后不幸去世。
鉴于行凶者郭某刚刑满释放7个月，2004年曾因犯故意杀人罪（杀害其恋人），被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入狱。这次事件的发生，让监狱罪犯的减刑制度，以及具体如何操作运行，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笔者大体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最低坐牢年限是多久？
其二、监狱为什么给杀人犯数次获得减刑的机会（被称之为如同“大姨妈般准确！”），是否有什么猫腻？要求彻查。
其三、服刑十五年，释放7个月后，又被以故意伤害罪立案，改造效果情何以堪？
其四、本案给我们什么启示和教训？
被判处无期徒刑入狱的最低服刑年限
普通大众的心目中，“无期徒刑”是一个极为漫长的概念，通俗的解读就是“被判无期徒刑，这辈子完了！”
这次，看见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郭某，服刑十五年走出监狱大门，普通大众无疑会感到非常惊讶，进而会联想是否存在司法腐败之嫌。
（一）无期徒刑减刑后，实际服刑年限不低于十年
那么，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是否存在最低服刑性年限的规定呢？回答是肯定的，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最低服刑年限，是有法律依据的。
1997年11月8日公布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无期徒刑罪犯在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刑。减刑幅度为：对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一般可以减为十八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2007年6月25日，即郭某服刑两年四个月后，得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
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的实际服刑年限，不低于十年。
（二）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提升了最低服刑年限
2012年7月1日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升了减为有期徒刑的年限。
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减刑幅度为：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一般可以减为二十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减为有期徒刑的实际服刑年限，不低于十三年。
也就是说，在郭某服刑期间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规定，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最低服刑年限提升为十三年。郭某被判无期徒刑后，经过数次减刑，实际服刑年限接近十五年，符合刑事法律的规定。
监狱为什么给杀人犯数次获得减刑的机会
通常情况下，我国罪犯进监狱服刑，存在几种走出监狱的方式：
其一，刑满释放（经过减刑）；
其二，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附条件地回归社会，接受社区矫正监管、教育和帮扶；
第三，特赦，以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的方式，走出监狱。
很显然，郭某是属于经过数次减刑，直至刑期届满，释放回归社会。
（一）郭某服刑期间获得数次减刑符合法律规定吗？
人们会问，杀人犯也能够减刑吗？减刑应当符合什么条件？回答是：当然能够减刑，因为法律有明确所有的罪犯，只要符合规定（除了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可能限制减刑之外），适用减刑并不受具体罪名的限制。
《刑法》第78条1款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
（二）何谓“确有悔改表现”?衡量标准是什么？
“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每一位服刑罪犯的具体表现是可以核算的，即学习综合分和劳动综合分的衡量，再结合《服刑人员行为规范》通过日常的“计分考核”标准来进行具体核算。
（三）何谓“减刑间隔”？如同“大姨妈般准时”是否有法律依据？
郭某自2007年被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之后，第1次至第8次减刑的减刑间隔为一年两个月左右，其减刑幅度最高为一年。其期间适用的是1997年最高法的规定，并无明显不妥。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提高了惩戒力度，最高法也及时颁布了新的规定，2011年11月21日《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2年7月1日）实施。
但是，并未对判处无期徒刑的减刑间隔作新的规范，所以郭某的减刑仍然适用先前的规定（1997年）。
直至2015年10月29日，郭某第8次获得减刑一年后，2016年9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93次会议通过《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2017年1月1日实施）：
无期徒刑罪犯减为有期徒刑后再减刑时，减刑幅度依照本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执行，即两次减刑间隔时间不得少于两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应当执行两年以上方可减刑。
于是，为贯彻上述规定，郭某的第九次减刑间隔了三年，2018年10月22日，通过减去余刑六个月的方式，结束了刑期。
综上，监狱为服刑罪犯郭某提请的九次减刑建议，人民法院的审理均有法律依据。
服刑十五年，释放七个月后
又被以故意伤害罪立案
改造效果情何以堪？
至于我国监狱为何大量适用减刑制度？最高法的答复是非常明确的，2017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1条：减刑、假释是激励罪犯改造的刑罚制度，减刑、假释的适用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功能，实现刑罚的目的。
由于我国监狱的假释适用率仅2%左右，只能够通过减刑制度的适用，调动广大服刑罪犯自动、自觉改造的积极性。
尽管郭某所获得的九次减刑合规合法，却暴露出监狱刑罚执行的惩戒教育功能之尴尬。15年的教育改造，罪犯可以在遵守监规纪律方面、学习劳动等方面满足减刑的条件，获得人民法院的减刑裁定，却并未真正从内心得到矫正。
仅从郭某的思维和行为定势看，当年杀害自己的恋人，可谓认知和行为存在问题，不善于处理人与人之间意见不一致的矛盾。服刑15年中，以他能够在大学当班干部的才干和能力，达到减刑的条件并不难。然而，郭某出狱后再次遇到与人的意见不一致时，他仍是缺乏与他人沟通的能力，其实他完全可以解释：我结完账就会戴上口罩，根本不至于酿成大祸，发展至夺取他人生命，让自己再次沦为犯罪之人。
可怜苦盼他出狱的家人，可怜善意劝解他的遇害老人及其家人，本以为战胜疫情，就能够获得平安幸福的生活，却遭遇如此祸事。
郭某本人作为大学学生犯罪，不仅剥夺了恋人的生命和其家属一生的幸福，自己也随之丧失了青春应有的欢乐和生活。
本案给我们什么教训和启示颇多：
人民法院定罪量刑时，考虑的是“罚当其罪”“罪刑相适应”而确定的刑期，并非考虑需要多长时间，监禁生活才能够将该罪犯改造为守法公民。
服刑期间，监管教育制度，能够将多数人教育改造成守法公民复归社会，却难以在具有各类特殊情形的罪犯身上取得满意的效果。
以郭某为例，他自幼的生长环境和所受的教育，深刻影响了他的人格形成、思考定势、行为定势。如果郭某这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的王顺安教授也有这样的考虑），监禁生活也未必能够促进其好转，出狱仅仅7个月，再次重蹈覆辙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整个社会应该重视“如何预防和减少犯罪”，这才是从根源上降低犯罪率的上策。犯罪一旦已经发生，便会威胁到大众的人身安全和造成财产损失，带给社会恶劣的影响和惨痛的教训。国家通过适用刑罚加以惩戒和矫正，成本极高，手段和效果也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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