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民警疫情期间执法刑事风险详解

监狱民警执法风险的历史变迁

（一）新生摇篮创立之初的刑事风险

新中国成立之初，公安民警负责监管改造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和刑事犯罪分子，当时，新生政权所存在的危机，也直接反映在监管场所的改造与反改造之间的斗争中。承担监管改造的公安民警更是面临着被暗害、遭诬陷的极大风险。

因此，其监管执法工作的危险性，曾被这样形容：干警们每天犹如坐在“火山口、炸药包”上。

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为落实“不让罪犯吃闲饭”的指示，各地监狱纷纷寻找能够既让服刑罪犯依法参加劳动，又能兼顾祖国建设和监狱经费的职责。

在组织罪犯外域劳动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曾走过不少弯路，监狱机关、监狱民警和服刑罪犯都为之付出了代价，这一段经历可谓“教训惨重”。但也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为监狱机关规范执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改革开放之初监狱民警的刑事风险

上个世纪，改革开放给祖国带来的经济生机和机遇时，监狱接到了落实国家整治社会治安实施“严打”的任务。无论监狱的收押条件如何，例如监狱警戒设施、监舍床位、相应物质储备、一线民警编制等，一律不能讲条件，先收入监。

1、监管执法的刑事风险。随着“严打持续深入开展，各地监狱相继“爆满”，直接给监管安全带来极大威胁。各地监狱（区），一旦发生罪犯“斗殴致伤（死）”“自杀”“脱逃”等事件，便會面临严厉的自下而上的追责。

那些年代里，部分省（区市）的监狱民警，甚至连工资都不能按月领取。相比之下，一些刑满释放人员，因为获得政策的优惠和改革开放的机遇，成为了各地首批“万元户”。

尤其是《监狱民警六条禁令》颁布后，一些尽职也不能免责的压力，让疲惫不堪的各级监狱领导和基层民警心存诸多疑虑。

2.财政保障监狱经费。1994年12月，我国首部《监狱法》颁布实施，监狱民警的待遇保障、服刑罪犯待遇保障才开始得到法律保障。然而，全国各省（区市）政治经济综合发展程度不同，各部门对执法保障程度各异。因此，监狱民警的“皇粮”保障也是经过极为曲折的努力才逐步到位。

个别监狱经济非常困难的时候，难以保障充足的培训费用，以至于去接受警衔培训（晋升警衔）的民警，毫无怨言地自己带上培训期间足够的方便面！这样的事实，让人们不得不对这样奉献精神的队伍、警员充满敬佩和尊重。

监狱民警执法普遍面临的刑事风险

（一）岗位职责特殊性带来的执法风险

近年来，涉黑、涉恐、涉毒、涉枪等罪犯律增加，“几进宫”和“累犯”罪犯增加的形势下，监狱如何保障执法公正、保障服刑罪犯合法权利行使，保障监狱民警执法的透明度，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当前，各地监狱的保障执法公正而实行的直接管理，对监狱民警的执法能力、识别、甄别罪犯人身危险性的要求提高，这使得一线民警的刑事风险成倍增加。

有这样的案例：当班民警集合收工的服刑罪犯列队走向饭堂，途中两名罪犯突然产生争执并迅速发展成斗殴。民警立即上前制止，面对互殴的罪犯，民警不得不使用一定的力量才能制止，这致使一名罪犯小拇指骨折。当天，该民警就被检察院带走。

（二）一线民警编制带来的刑事风险

监狱民警的编制，尤其是一线民警的编制，一直是长期呼吁却得不到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记得第一次去监狱的生产车间参观，我感到非常惊讶，一百多名罪犯的室内劳动现场，仅3名民警（那个年代还没有单警装备、没有齐备的监控设备）在值班。

我脑海里迅速闪过电影里罪犯暴动、袭警的画面，不知道该感激民警的威慑极大，还是该庆幸服刑罪犯们遵纪守法。总之，感觉一线民警们执法风险太大了，人身安全保障都成问题。

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劳动现场罪犯发生事故，追究监区民警的刑事责任时，其中一条理由是“当时现场民警不足3人”，不符合监狱的相关规定，就是监区领导失职的“证据”！

无论现场有三人，还是不足三人，都是监狱民警面临执法刑事风险的证据，都是监狱民警每天执勤时，明知可能冒着身体被伤害的危险而甘愿奉献、坚守岗位的证据。

疫情期间慎问监狱民警刑事责任  

（一）监狱民警刑事责任认定的界限

认定监狱系统各级民警在防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期间，履行职责时是否构成“玩忽职守罪”，应当遵循以下判断标准：

1、监狱系统（省局、基层监狱）正式收到文件或命令之初，是否存在延误传达或贯彻不力之举。

当官方宣告（1月21日）会发生“人传人”的警示之时，临近鼠年，监狱系统依照规定步骤启动重大节假日之前的安全防范。

只要监狱管理局或基层监狱领导，没有延误关于疫情文件的传达，只要没有故意贯彻落实不力，不存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此时，监狱系统领导，若真有什么过错，例如，若存在对病毒的防范认识不足（非医学界专家，当时仍然未能真正从是思想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措施不力，造成服刑罪犯被感染的严重后果，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比如：警告、撤职……）。

2、罪与非罪的严格界限。

即便是得知“人可以传染人”的信息之后，监狱（戒毒、看守所等）这样的封闭场所，领导只考虑到隔绝被羁押犯（嫌疑人、戒毒者、服刑罪犯），即阻止“大墙内外的接触”，就是当时比较妥善的考虑。

然而，监狱领导却忽略了另一个环节的预案和实施审查：忽略了对执勤民警感染后不知情、或者刻意隐瞒所能带来严重风险的认识。

那么，忽略了该环节，造成损害结果，就会涉嫌犯罪吗？

我们以渎职罪类别中的“玩忽职守罪”为例来分析，刑法第397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重大损失的。本罪主观上表现为过失。

2013年1月，实施的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从量化危害结果的标准，确定“重大损失认定的标准”。若仅从损害价值数量上看，目前发生罪犯感染监狱的损失，满足量化条件。

3、严格把握过失犯罪认定要件。

我国刑法理论和实务界，对过失的解释为两大类型：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所谓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应当预见，因疏忽大意而未能预见。

监狱系统的各级官员和基层民警，他们并非专业的医学界专家，在疫情突发的一个月之内（1月21日至2月21日），不能够深刻预见隐身降临的新型病毒危害和传播方式，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和常识！

直至今天，在刘良教授及其团队解剖了数具尸体（向捐献者致敬）之后，全国战役情数月之后，普通人，仍然不清楚病毒究竟如何传播的，无论是传说的15秒还是2秒……也只能做到戴口罩、勤洗手！

监狱系统各级民警仍然和普通公民一样，并不满足犯罪构成所要求的，因“疏忽大意”而未能预见，更谈不上“过于自信未能预见”。面对新型病毒，监狱民警既没有疏忽的基本知识，也没有过于自信的知识储备。是新型病毒！这是新型病毒！

（二）增强监狱机关刑事合规、风控能力

因此，无论是要求民警“应当认识”或者依法“推定认识”，都是强人所难，不符合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宗旨。主观上的“非难程度”远远超出监狱民警道德和履职底线！

我们认为，监狱民警履职刑事风险极大，应当加强对监狱民警刑事风控的培训指导，增强其防范意识和能力。

对于监狱系统各级民警，在本次事件中有过失、或过错的，分别给予行政处罚是应当的、妥当的。

除非故意犯罪、刻意隐瞒导致罪犯感染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之外。否则，不能依照玩忽职守罪追究各级监狱民警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