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诈勒索罪，指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威胁或要挟的方法，迫使其交付财物的行为。很显然，敲诈勒索的对象，只能是财物，什么是财物，大体可以理解为，一是直接体现一定经济价值的物（包括无体物），如货币、汽车、电，二是财产性利益，如债权、股权。
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敲诈勒索，即“胁迫他人去办一件事情”，其对象为事务或者劳务，不能直接体现经济价值，就不属于刑法中的财物。笔者将这种使用胁迫方法让他人去干一件事务的敲诈勒索归纳为“事务性的敲诈勒索”，如，使用胁迫的方法，让他人去买烟、收账，就不是敲诈勒索罪。
实践中，还存在这样一种敲诈勒索，使用胁迫的方法，要权利或权力，如“必须让我当科长，不然就怎样” “施工权必须给我，不然就怎样”，虽然权利或权力，可能会产生经济价值，但不是必须的，不是确定的，也不是直接的，是否产生经济价值，还需依靠其他主客观因素，因此，这种敲诈勒索，就不是敲诈勒索罪，笔者归纳为“权益性的敲诈勒索”
下面的真实案例，戏剧性的包括了上述两种情况，但却判了七年有期徒刑，值得研究。
案情：
2014年2月25日，赵某与徐某就亚赤路工程签订协议，约定：共同找公司资质合作投标，费用均摊；若中标，徐某负责施工，赵某向徐某收取一定的费用。后，二人联系到河南公司，准备用该公司资质投标。
由于二人无投标保证金，后徐某找到被告人陈某，口头约定，由陈某负责筹集投标保证金，中标后由陈某施工，徐某向陈某收取中标总价的3.5％作为居间费。后陈某通过担保公司筹得投标保证金1120万，并实际支付担保公司过桥利息142万元。
后经过评标，河南公司为第三中标候选人。
为了让河南公司投标成功，陈某又联系到蒋某，约定：蒋某负责运作投诉，成功后，陈某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的运作费用。后蒋某委托招标公司代理投诉事宜。因第一、第二候选人本身存在业绩造假等问题，后投诉成功，河南公司成功中标，合同金额1.34亿。期间，陈某向蒋某已实际支付240万元运作费。
后，徐某、陈某、赵某、蔡某（河南公司成都负责人）约定，陈某向河南公司支付履约等保证金，赵某就把施工权转让给陈某。后陈某以对方提供的私人账户为由，未缴纳上述保证金等费用。2014年7月29日，河南公司独自进场施工。在此期间，陈某向徐某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徐某现金470万元整。注：此款当亚赤路工程进行正常施工后，该居间费一次性付清或预付款中同意扣除。
陈某以徐某、赵某导致自己未做成工程且造成巨大损失为由，委托社会人士被告人杜某帮其收账。2015年7月23日，陈某、杜某、徐某、赵某在茶坊1见面，杜某等人让赵某约见蔡某。赵某按其要求与蔡某约定在茶坊2见面。见面后，赵某、徐某愿意把河南公司口头承诺付给赵某的投标成本220万元支付给陈某，蔡某不同意。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遂报警。随后，警察将其全部带到派出所进行调查。次日早上，蔡某借故离开派出所。杜某、陈某在得知消息后，在派出所找到赵某后，以协商赔偿事宜为由将徐某、赵某分别带至茶楼3进行限制人身自由至2015年7月31日。同日，赵某、徐某出具《承诺书》，载明：本人赵某、徐某现承诺将河南公司所中的亚赤路S2标段现有的工程量（不低于6,000万元）交予陈某负责施工。如在2015年8月26日前没有将此工程交付陈某，本人赵某愿将河南公司所欠的220万元抵作陈某的前期费用。再由赵某、徐某承诺向河南公司追回剩下的费用500万元。如现有的工程已交于陈某并签订协议后，此事与赵某、徐某无任何关联。另因本着对此事的诚意，赵某、徐某向陈某交纳了诚信金30万元。待此事情圆满处理，陈某承诺将诚信金全额退还。其后，赵某将28万诚意金打到杜某妻子段某卡上，赵某、徐某离开茶楼3。此后，赵某、徐某未支付《承诺书》中载明的费用。事后查明，上述诚信金由杜某私自要求添加并实际收取，陈某并不知情。
判决情况：
陈某构成敲诈勒索罪，金额的认定上，以“承诺书”出现的数字220万元，500万元进行计算。一审判决，陈某构成敲诈勒索罪，有期徒刑七年。
研析一：
司法机关的认定是错误的。陈某的行为，简单说，就是使用非法拘禁的手段，让他人写了一个“承诺书”，内容是要工程施工权，否则就让他人负责收账。笔者认为，“要工程施工权”的行为属于“权益性的敲诈勒索”，“让他人收账”的行为属于“事务性的敲诈勒索”，均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通过全案分析，陈某的主观目的是“要工程施工权”，不是“要钱”，理由如下：
1、“承诺书”具体表述来看，第一段的前半部分“本人赵某、徐某现承诺将河南公司所中的亚赤路S2标段现有的工程量（不低于六千万）交予陈某负责施工”，明确可以看出，对于陈某来讲，其当时的意图是想要施工权。假如陈某的目的是索要第一段后半部分所指的720万元，其根本没有必要让赵某、徐某二人承诺工程量转交自己施工（谈判之时，大家均认可工程大致还有六千万未完工），岂不多此一举。
2、双方在谈判时，派出所自行调解时，调解意向方案是亚赤路现有的工程量交予陈某负责施工，赵某、徐某以及蔡某均表示认可，只不过陈某要求蔡某以河南公司的名义出具书面承诺时，蔡某表示拒绝。
3、“承诺书”签订后第二天，陈某的合作伙伴和赵某一起去工程现场，发现工程已经完工。该及时现场查看行为，进一步佐证，陈某的主观意图是针对工程，而不是钱。
4、“承诺书”签订后，陈某并没有按照“承诺书”的内容向徐某、赵某索取220万或者500万。其后续行为，也再一次佐证陈某的主观意图并不是索取220万或者500万。
因此，无论是“承诺书”的具体内容，还是出具“承诺书”事前、事中、事后的具体行为，可以看出，陈某自始至终都是想要剩余工程施工权。“工程施工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有金钱价值，或者说通过施工权最终可能会有收益，但是最终要获取收益，通常要组织工人施工，提供施工材料，包括人力、物力、技术投入等，且这些要素若组织不当，亏损也是正常现象，因此“工程施工权”不能视为“财物”，换句话说，“敲诈勒索工程施工权”不是“敲诈勒索钱”，属于“权益性的敲诈勒索”，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承诺书”中的针对的500万，司法机关的认罪逻辑是：有条子吧，有；条子上有具体数字吧，有，500万；是被非法拘禁的人出的条子吧，是，赵某、徐某。就简单得出事实认定：陈某敲诈勒索赵某、徐某500万。笔者，初看，好像是这么回事，反复研究“承诺书”，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反复逐字逐句朗读后，发现事实不是这样的，从文字解读来看，关于“500万”，就是“让他人收账”，是一项事务，不具有财产属性，属于“事务性的敲诈勒索”。具体理由如下：
“承诺书”关于500万元表述的原文为：如在二0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前没有将此工程交付陈某，本人赵某愿将河南公司所欠的二百二拾万元抵作陈康的前期费用，后再由赵某、徐某承诺向河南公司追回剩下的费用伍佰万……。
500万元约定的含义与220万元约定的含义明显不同，对于220万元，有债权人（赵某）、债务人（河南公司），勉强可以看作是赵某对债权的处分，债权作为相关财产类犯罪中的财产认定，有一定法理基础。
但是对于500万元，其承诺的内容是“由赵某、徐某承诺向河南公司追回剩下的费用伍佰万”，其属于“事务性承诺”，换言之，是赵某、徐某承诺去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追款的事情。向谁追款？向河南公司追款，即是说这500万元由河南公司支出，并不是由赵某、徐某支出。追不回来怎么办？没说（无论如何都得不出“如果追不会来就由赵某、徐某承担500万元”的结论）。如果说非得认定该500万元是敲诈勒索，在认定谁是被害人的问题上，其逻辑是矛盾的，被害人是河南公司或者蔡某吗？显然不是，因为该意思表示并未向其传达。被害人是赵某、徐某吗？显然也不是，因为只是让其追款，让其向他人（河南公司）追款。
研析二：
本案的典型之处还表现在，即便在案行为被认定为敲诈勒索行为，其附有一定条件，属于“附条件的敲诈勒索”，在条件是否成就尚不确定时，直接认定敲诈勒索720万元，也是不妥的。理由如下：
1、“承诺书”关于720万元表述的原文为：如在二0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前没有将此工程交付陈某，本人赵某愿将河南公司所欠的二百二拾万元抵作陈某的前期费用……。从条文可以看出，抵220万元以及承诺追回500万元均设置了前提条件，即“在二0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前没有将此工程交付陈某”。
2、该条件，大体符合徐某、赵某的意志范围。第一，双方一直有合作基础，且陈某在积极履行，积极付出；第二，派出所调解时，至少徐某、赵某是同意让剩余工程交付陈某的；第三，“承诺书”出具后，双方及时到现场查看施工状况，进一步表明对该条件的认可。
3、该条件在“承诺书”出具时，是否能够成就，是待定的，且有成就的极大可能性。虽然在“承诺书”出具后，双方去现场查看，工程已经完工，条件至此无法成就，但是，在“承诺书”出具时，双方内心确信的是还有剩余工程。
在条件是否成就不明确，且有成就的极大可能性的情况，直接认定或推定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就是置条件于不顾，就是敲诈勒索，都是不妥的。当然，如果“承诺书”出具后，陈某设法阻止“条件”成就，另当别论。
实践中，通过暴力、胁迫等手段让被害人打条子，如“欠条”、“收条”，被认定为抢劫、敲诈勒索的，并不少见，笔者也赞同，本案中虽然出现了条子“承诺书”，也有一定胁迫因素，“承诺书”上也出现了具体金额，但有本质区别，不能混淆、漠视。
所谓的 “附条件的敲诈勒索”，并不是一个法定概念，也不是通说的学术概念，实践中也不常见，笔者从民事领域中的“附条件合同”所启发，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旨在论证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上，能更直观、形象，从这个角度讲，这种区分或许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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