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人使用伪造、变造的票据和金融凭证无论是用于兑付现金或抵顶债务，还是进行消费或接受服务，一般均为直接实现该金融票证上所虚拟的财产利益。这种情形在司法实践中易于定性，不会产生认识上的分歧。但一些人往往据此认为，金融票证诈骗，只表现为骗取他人的现金或财物，直接实现票证上虚拟的财产利益，这是错误的。事实上，使用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既包括直接向他人兑付现金或财物，也包括骗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或抵顶他人债务；其非法利益的取得既表现为直接获取，也包括间接地通过质押等其他金融活动来骗取财物。不管直接或间接，都无本质差别，最终都是侵犯公私财产所有关系。同时，由于行为人一经使用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不论直接骗取财物还是用于质押等骗取金融机构的贷款，则均会不可避免地侵犯了国家对票据和金融凭证的管理制度。因此，以伪造、变造的票据、金融凭证作质押骗取他人财物的，符合票据诈骗和金融凭证诈骗的构成特征。
    关于使用伪造、变造的票据或金融凭证作质押骗取金融机构贷款资金的行为，还有人认为，使用行为仅仅是骗贷的手段行为，而行为人的最终目的是骗取贷款，且各类金融票证很多都具有“资信”证明的效力，考虑到目的行为是骗贷，以贷款论处更能反映该行为的实质。这种观点，我们认为是错误的，有违立法的本意，现由如下：
    （1）从立法本意看，194条设立和金融凭证诈骗罪时，对该罪的规定是广义的，只要是使用虚假不实的票据、存单等进行诈骗，数额较大，不论采取何种方式、途径，也不论直接或间接，也不论骗取的资金是何种性质，是贷款还是现金、财物，都不影响该罪的成立。其目的是保护金融机构的信誉，严惩此类犯罪。而对的规定则有一定的限制，主要针对使用刑法193条所规定的“证明文件”，如“存款证明”，“经济合同”、“保函”等，不包括金融凭证；
    （2）从司法实践看，使用伪造的票据或金融凭证骗贷与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骗贷有所不同。前者可信程度更高，更易取得贷款方的信任，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更大因此根据刑法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对其应予以重处。这种将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用于质押骗取贷款行为与使用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直接骗取款项并无实质差别，因此，应以票据和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
    （3）从刑法理论上看，使用伪造、变造金融票证骗取贷款，同时触犯贷款诈骗罪的罪名和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的罪名，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刑法分则条文，而这两个条文的部分内容交叉属法条竞合。对法条竞合的处理，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应择一重处。贷款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票据诈骗罪和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是重罪，故应以票据诈骗罪或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
    （4）如有证据能够证明行为人因一时资金短缺，使用虚假的票证骗取贷款，事后的确准备归还，只是因客观原因未能归还或因意志以外原因造成不能归还的，即便不构成贷款诈骗，也仍然构成票据诈骗或金融凭证诈骗。因为行为人骗取金融机构的资金时明知是虚假的票据、存单等金融票证而使用，已侵犯了国家对金融票证的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数额较大且已即遂。但因其主观恶性较轻，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