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立方：《解释》第一条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理解与把握“形迹可疑”，正确区分形迹可疑人与，关系着此条规定的准确适用。在词义上，嫌疑是指“被怀疑有某种行为的可能性” ，形迹是指“举动和神色”（参见《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版，第1247页、1289页）。按照词语的本义我们可以推知：形迹可疑是指特定人的举动、神态不正常，使人产生疑问，这种情况下对某人产生疑问没有也不需要凭借一定的事实依据，仅因行为人的举动、神态不正常根据常理、常情，通过心理判断即可产生怀疑；而犯罪嫌疑人是被怀疑可能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的人，该人是某种犯罪行为的嫌疑对象，这种嫌疑是侦查人员凭借一定的事实根据或者他人提供的线索，通过逻辑判断认为特定人有作案嫌疑。因此，作为法律用语的“形迹可疑”一词，在理解上不能超出其本身应有的含义，而将犯罪嫌疑人误作形迹可疑人，进而对其认定为自首，不当扩大自首的适用。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通常是在对公共场所的治安巡逻、例行检查或对重点人口的监控上发现形迹可疑人的。而犯罪嫌疑人，却需要侦查人员通过对有关事实或线索进行梳理、筛选才能确定。具体来说，除了本身词义的不同外，形迹可疑与犯罪嫌疑的具体区别可从以下几方面把握：

    1、产生怀疑的时间不同。所谓“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司法机关已经知道有该起犯罪，但是并不知道何人实施；二是司法机关尚不知发生了该起犯罪，也就是犯罪事件和犯罪结果均未暴露。因此，对形迹可疑人产生怀疑，司机机关既可能已经知道发生某起犯罪案件，但不知形迹可疑人是该起犯罪的实施者，也可能不知道已发生某起犯罪案件。而对某人产生犯罪嫌疑，却是因为发生了犯罪案件，有特定犯罪案件需要司法机关侦破，不可能先确定犯罪嫌疑人再去核实是否发生某种犯罪案件，即司法机关先行知道发生了某起犯罪案件，后通过工作发现犯罪嫌疑人。

    2、产生怀疑的根据不同。有关组织或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是偶然接触形迹可疑人中，因其举止、神态不正常而产生怀疑，即因形迹可疑人的外部行为特征不正常而引起相关人员怀疑。而侦查人员需要掌握一定的事实和线索，通过逻辑判断才能确定某人为犯罪嫌疑人。实际上，这些构成嫌疑的事实和线索在破案后往往也成为定案的间接依据。

    3、嫌疑人与被嫌疑人之间的关系不同。因他人形迹可疑而产生怀疑的人除了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外，还包括有关组织的工作人。这些人一般不是特定案件的承办人，即使是承办人，但并未掌握可疑人与特定案件有联系的事实或线索，因此不会将可疑人与特定的案件联系起来，对可疑人只是例行公事地进行盘问、教育，形迹可疑人的地位具有随机性。而对他人产生犯罪嫌疑的人是侦查机关中特定案件的侦查人员，这些人对有关事实或线索进行梳理、筛选，将某人纳入排查范围并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后，为侦破特定案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必然将犯罪嫌疑人与特定案件联系起来展开讯问，讯问的内容也针对特定案件，因此犯罪嫌疑人与怀疑他的侦查人员的地位不具有随机性。

    4、对形迹可疑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盘问、讯问的性质不同。对形迹可疑人的盘问，被盘问人应答没有破绽，盘问就可无法继续进行，原来产生的疑问就会被冲淡或打消；而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的目的，是要弄清事实真相，犯罪嫌疑人虽然否认犯罪但不能用事实说明、解脱其与特定犯罪的联系，讯问就将持续、深入下去。因此，盘问是有关组织、司法机关对可疑人的例行性问话，而讯问是侦查机关依职权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侦查工作。

    根据两者的上述区别，对于司法实践中失主根据被盗物品的藏放地点、被盗时间、家中有无翻动痕迹等细节，确定某人有盗窃嫌疑，进而将其扭送司法机关，经司法机关讯问，嫌疑人交代犯罪事实的不构成自首。

此外，司法实践中，还经常遇到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时，行为人身上、所携带的物品证实行为人有实施犯罪的嫌疑，如枪支、毒品等，被盘问人“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精神，也不能视为自动、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不能认定为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