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大法律信息网；作者：金翰明律师，诈骗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广强律师事务所诈骗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秘书长。
2019年12月30日，接到法院电话通知，书记员告知8月份开庭审理的套路贷案件判决下来了。
我问书记员结果怎样？
他说拿掉了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判了寻衅滋事罪。
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法院真敢判！
套路贷案件的辩护难度，不用多说。
介入这个案件时，已经是一审阶段，当事人还有另一名辩护人，他和当事人说法院不可能给你拿掉诈骗罪，只有认罪认罚才能轻判。
之前和一个咨询的当事人讨论过这类案件的辩护，他说他的律师已经确认，套路贷案件根本没有辩护空间，尤其是司法解释出台之后，不用辩护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考虑要尽快将判决结果和辩护意见撰写成文，但因为忙于出差不得闲，总算在年前排上了，为的是给同类案件的辩护提供参考，让被错误定性为套路贷、错误认定诈骗罪的当事人，包括他们的辩护律师，重拾希望。
接受委托
3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家属电话过来咨询案件，说是看了我在网上发表的套路贷案件的辩护文章，觉得说的很有道理，想让我介入其亲属的案件，几分钟简单了解案情后，约家属律所面谈，家属次日从福建到广州。
了解案情，是一个线上的套路贷案件，利用App放贷，借1000到手700，7天之内再还1000；借1500到手1050；借2520到手1750等，逾期按天算利息，逾期前会短信、电话提示还款，逾期后会有电话、微信催收，《起诉书》认定构成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同时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当事人排在《起诉书》中第一被告人，被指控为恶势力集团首要分子。
我告知家属，这个案件确实存在砍头息，但砍头息不等于诈骗罪，这类案件能否定诈骗罪的关键，是出借人到底有没有骗借款人、借款人有没有被骗，核心事实是借款人在签订借条时，对于能够到手多少钱、存在砍头息、借款周期、还款日期、到期要还多少钱、逾期责任等事实是否都是清楚的。如果借款人对这些事实都是明知的，出借人也没有恶意垒高债权债务、恶意制造违约，那么这就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即使是高利贷、合同条款对借款人不公平，但不是诈骗。
和家属说明，这个案子的辩护难度也是有的，一方面是打击套路贷的整体趋势，而且一旦认定为恶势力，明显是想重判。
第一次会见
接受委托后去往山西会见当事人，小黑屋一样的会见室和当事人第一次见面，当事人的核心意思是：我们做这个生意，根本没想过要去骗人，现在说我们是诈骗罪、敲诈勒索罪，而且还定了涉恶，这个结果确实难以承受。电话、短信催收这一块确实有点过，定我们罪也就认了，但是说我们诈骗确实是冤枉，双方说得清清楚楚，客户自己愿意借，怎么就是诈骗了呢？而且很多客户借了钱之后连本金都没有还，这个又怎么说？
还是从头到尾给当事人分析案件的整体辩护思路，也同样提示难点，指导当事人自己如何应对，也告知他我后续的工作安排。
最终和当事人意见统一，确定整体的辩护思路，一定要打诈骗罪无罪，诈骗罪一旦定了必然是重判，另外争取拿掉涉恶定性等情节、争取自首情节，即使最终定了罪也要争取轻判。
我和当事人说，这个案件的具体辩护意见需要阅了卷之后才能最终确定，下一次来会见时会带上一审辩护词、质证意见、发问提纲、庭审流程等相关开庭文书，再来与他具体沟通。
当日会见沟通后，次日到法院阅卷。
庭前准备
因为中间也有其他的案件要处理，这个案件的庭前准备前后花了近一个月，前后两遍阅卷之后，更加确定了案件的辩护思路。
比较有利的发现是，这个案件的实物证据材料能够证明当事人不构成诈骗罪，公安机关搜集了大量的涉案人员与客户的微信聊天记录，目的是想证明本案存在诈骗行为，以及确定最终的诈骗金额。但是通过仔细查阅、核对、比对前后几百张截图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现其中部分证据能够证明涉案人员明确告知了客户，借1000到手700，7天后还1000，逾期会有催收且会按天收取逾期利息。
（图片略）
实物证据刚好能够与我之前和当事人沟通的辩护思路契合，能够使得辩护意见更有说服力。
准备好一审辩护词、质证意见、举证意见、发问提纲等辩护文书，并与当事人充分沟通后，庭前准备基本完成。
庭前会议
接到法院电话通知，6月19日这个案件开庭前会议，之后案件会退回补充侦查，庭前会议的目的是要听取公诉人、辩护律师对案件证据方面的意见。说白了，对证据有意见在庭前会议一起提，后面补侦时一并解决，防止律师庭审时再提收集、调取证据申请，影响庭审效率。
当天上午我是第一个到法院见到法官，早到的好处，是可以和法官沟通案情、交流辩护意见。法官很坦诚，说这个案件证据中有大量的电子数据，之前审理这样的案件不多，提前沟通、听取意见，防止庭审时对证据争议大，法官问我对这个案件有什么看法。
我告诉法官这个案件我是做诈骗罪无罪、敲诈勒索罪罪轻辩护（本案若定敲诈勒索罪，量刑会更轻于寻衅滋事罪）。
这个案件的庭前会议针对程序性问题，辩护律师的发言极少，都是回归到证据问题以及案件的定性，多位律师均提出本案认定诈骗罪存在重大争议。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也都是功利主义，法官不打断，我们也不想纠结于程序问题，都扑到了定性的辩护上。
针对本案的证据情况，以及退回补侦的意见，我作为第一被告人的辩护律师首先发言，主要内容为以下三点：
1.本案中涉案人员通过网络平台发放高利贷的过程中，没有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在案大量微信聊天记录等实物证据材料，以及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材料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借款人对于存在“砍头息”的情况，以及能够实际取得多少款项、承担多少利息、逾期利息、借款周期、续期费用等事实都是明知的，没有产生认识错误，没有基于认识错误而支付高额利息，柯某某等人依法不构成诈骗罪。
2.《起诉书》指控的诈骗数额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3.辩护人将本案能够证明涉案人员不构成诈骗罪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了整合，作为证据单独向法庭出示。
庭审过程
案件经退侦后于8月份正式开庭，期间又再次会见当事人，庭审共两天，针对发问、质证（举证）、辩论逐步展开。
针对发问环节，会见时已经和当事人充分沟通，包括预测公诉人、法官对当事人发问的问题，以及我会向当事人发问的问题，当然律师的预测不可能面面俱到，也反复和当事人强调应对发问要牢记的中心思想。
质证环节仍是要求当事人针对事实部分发表质证意见，辩护人针对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随后将辩护人庭前整合的能够证明当事人不构成诈骗罪的微信聊天记录再次以举证的方式向法庭出示。
法庭辩论环节是本案的重点，因本案的关键问题并非是事实，而是法律定性。
公诉人揪住司法解释进行入罪，反复提到本案存在砍头息、虚假银行流水、虚高债权债务，因此是典型的套路贷，应成立诈骗罪，同时因软暴力催收构成敲诈勒索罪，成立恶势力集团。其后公诉人提出本案的建议量刑：两罪并罚后对当事人的建议量刑超过10年。
针对上述问题，辩护人提出本案核心事实就是一个砍头息，无论是所谓虚假银行流水（因砍头息转回的300元），以及虚高债权债务，其实质就是一个收取砍头息的问题。
公诉人提出套路贷案件不需要满足司法解释规定的全部五个特征，只要满足部分特征就可以构成诈骗罪。
辩护人提出司法解释的目的，是为了司法实务更为精准的识别真正的套路贷，如果满足全部五个特征，往往会构成套路贷犯罪、成立诈骗罪；但是在满足部分几个特征的情况下，到底是否成立诈骗罪，其核心仍是要根据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判断，不能跳出犯罪构成要件，而根据套路贷这样一个概念性的词汇，对涉案人员进行入罪，本案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涉案人员有没有骗借款人，借款人有没有被骗。
庭审细节，不一一详述了。
一审判决
这个案件8月份开完庭，一直到12月30日才判下来，期间辩护人多次联系法官，法院均告知本案要向上级人民法院请示，之后才能出判决。
这也说明这个案件一旦判下来，基本确定不用上诉，即使检察院抗诉也无济于事，一审判决已经是中院的意思了，二审也跳不出这个结果。
最终一审判决拿掉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判了寻衅滋事罪，当事人虽仍排在第一被告人的位置，但因为成立自首，判了三年十个月，在四名主犯中量刑最轻。
（一审判决书略）
总结
这个案件辩护的最大收获，是打掉了诈骗罪的定性，也打破了套路贷案件定性无法辩护的错误思维，对于套路贷案件的司法实务有比较重要的意义，证明法律上能够站得住脚的事实，在司法实务中也应当得到支持。
附庭审发言版本辩护意见
之前金律师已经将本案庭后详尽版本的辩护词，通过技术手段予以公开，下面是本案庭审发言版本（简要版）辩护意见部分内容，供参考：
经过法庭调查，我们再来看《起诉书》的指控事实，起诉书使用了套路贷案件司法解释中的砍头息、虚增债务、签订虚假借款协议、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转单平账这样的表述，来证明涉案人员成立套路贷犯罪、构成诈骗罪。
但是法庭调查阶段已经查明，本案明显不存在转单平账的事实，对于砍头息、虚增债务、制造资金走账流水，其实可以概括为一个特征，就是收取了砍头息。
无论是所谓的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虚增债务，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砍头息，在借款人实际到手700元的情况下，涉案公司通过砍头息的方式收取300元利息，最终让借款人还1000元，这就是本案的核心事实。
所以本案的借贷事实并非是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法律定性问题，即借贷双方均心知肚明的情况下，收取砍头息是否成立诈骗罪。
首先，本案在对涉案行为进行定性时，要明确两点问题：
第一，单纯的高利贷虽然涉嫌违法，但并不构成犯罪。
第二，本案在认定涉案人员构成什么罪名时，极容易出现错误的入罪逻辑，即办案机关先将整个案件定性为套路贷，再因为套路贷的定性，得出涉案人员构成诈骗罪的结论。
这是脱离了刑法犯罪构成要件理论，而依据套路贷这样一个概念性的词汇，对涉案人员进行入罪。
辩护人认为：对于任何被指控为“套路贷”的案件，在认定诈骗罪时，必须严格依据诈骗罪构成要件进行判断。其核心是涉案人员到底有没有实施，足以导致借款人产生认识错误的欺骗行为，以及借款人到底有没有真的被“套路”。
何为套路？具体到本案，如果涉案人员对于借款人能拿到多少钱、借款周期、还款数额这些关键的事实，对借款人进行欺骗，比如涉案人员出借给借款人700元，告知借款人7天后要还1000元，到期后却通过虚假借条让借款人还2000元，那我们可以说这是诈骗。
但根据本案的现有证据，借款人在借款时很清楚能借到多少钱、要还多少钱、借款周期、逾期责任。事实上我们不应看形式上的借条，而应该看涉案人员与借款人具体约定的实质内容，涉案人员是和借款人约定了出借700元、7天后还1000，利息通过砍头息的方式收取，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因为借条上的出借金额与借款人实际到手金额不一致，就认为是诈骗罪，否则司法实务中所有的阴阳合同都要定性为诈骗罪。
从实质层面分析，借款人明知道是借700还1000，涉案人员没有欺骗行为、借款人也没有被骗，本案不可能成立诈骗罪。
辩护人具体辩护意见有以下几点：
第一，涉案人员通过网络平台向借款人出借款项、收款过程中，即使存在“砍头息”以及约定过高利息的情况，但在放款之前已经告知借款人实际可以取得多少款项、还款数额、还款周期、逾期责任，在此情况下，应认定双方对于借款与还款均已达成合意，即使约定利息过高，也应当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涉案人员也是按照事先约定收回款项，根本没有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
第二，借款人对于存在“砍头息”、以及能够实际取得多少款项、承担多少利息和逾期利息、借款周期、续期费用等事实都是明知的，并没有产生认识错误，借款人没有基于认识错误而交付财物，涉案人员依法不构成诈骗罪。
《人民法院报》2019年6月20日刊登的《<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使用》指出：民间借贷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息收益，借贷双方都对实际借得的本金和将产生的利息有清醒认识，出借人通常希望借款人能按时还本付息。在民间借贷中，虽然常会出现出借人从借款本金中预扣利息、收“砍头费”的现象，但在这种情况下，预扣的利息、收取的费用是基于借贷双方的约定，借款人对于扣除利息、收取费用的金额也心知肚明，出借人后续亦不会实施故意制造违约、恶意垒高借款等行为。因此，区分“套路贷”和民间借贷，要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综合评判，不能只关注某个因素、某个情节。
本案中涉案人员与借款人之间微信聊天记录的实物证据材料，是认定涉案人员是否实施了欺骗行为，以及借款人到底有没有产生认识错误的关键证据材料。
因此辩护人整理了控方收集的证据材料中，能够直接证明涉案人员已告知借款人可以取得多少款项、还款数额、借款周期、逾期责任等事实，证明本案诈骗罪不能成立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作为辩护词附件提交至法院。
第三，类似高利贷模式的案件，全国其他地区办案机关并未认定成立诈骗罪，可以作为本案审判时的参考
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2019）浙10刑终96号、（2018）浙1081刑初1708号、（2019）浙1081刑再2号三份刑事判决书。上述判例中的高利贷模式与本案具有高度相似性，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并未认定涉案人员成立诈骗罪，辩护人认为上述判例对于本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恳请法院在审判时予以参考。
第四，本案《起诉书》认定的涉案数额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此情况下，依法不能对涉案人员进行定罪处罚。
其一，本案没有提供《起诉书》认定涉案诈骗金额为X万元的依据，即使按照公安机关制作的魏某某、施某某、吴某某、范某某等诈骗数额的统计表，也无法得出数额为X万元的结论。
其二，公安机关制作的魏某某、施某某、吴某某、范某某等诈骗数额的统计表中，仅有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没有被害人陈述相互印证的数额，无法证明与涉案的借贷行为有关，不能排除其他的合理怀疑，该等数额依法不能认定。
其三，本案仅收集了十几名被害人的询问笔录，这些笔录内容不仅无法证明《起诉书》的指控数额，甚至无法证明涉案人员实施了诈骗行为，以及被害人对于还款数额、周期、逾期责任等关键事实产生了认识错误。
其四，《起诉书》指控的敲诈勒索罪共涉9名被害人、金额共计Y万元，但公安机关并未收集上述9名被害人的询问笔录，没有被害人陈述相互印证的数额，不能证明该等数额属于敲诈勒索行为的犯罪所得。
第六、退一步说，即使办案机关认定柯某某成立犯罪，根据侦查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以及法庭查明的案件事实，柯某某在W月J日晚上主动到达案发现场，其归案具有自动性，应认定为主动投案，且其投案后能够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应认定为自首，恳请法院依法对柯某某减轻处罚。
第七，本案属于“单纯为谋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的行为，不应认定为“涉恶”犯罪。根据2019年4月9日两高两部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的‘黄、赌、毒、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
本文是金翰明律师在办案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以期对维护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和司法实务作出有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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