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认罪认罚制度 的“罪与罚”。文章的表述可能有些偏颇，但主要思想观点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即：
1、根据我国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认罪认罚制度中，并不存在量刑协商的基础。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本质上也不会是协商的结果，只是司法权的一种柔和的手段。类似于行政协议行为，只是行政执法的一种比较温和的手段，本质上还是强制的。
2、目前的认罪认罚制度在实践中确实出了不少问题，造成了一定的不公正和混乱。但并不能否认该制度的价值追求，即提高刑事案件的诉讼效率。
最高院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一组数据，截止2021年11月15日，全国法院收案3051.7万件，结案2391.9万件，员额法官12.7万人，人均结案188件。188件只是个平均数，如果考虑到员额制中的院长、庭长的数量，员额在中院、高院以及最高院占的比例，基层法官实际结案会更高。有专家测算，一名法官在法定工作时间内一年最多结案134件。如果每天加班2小时，一年也最多可结案168件，可实际情况是，许多法官结案数达到了三四百件。
可见司法办案人员的负担是很重的。诉讼效率，在当前案多人少，办案压力重的情况下，是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该制度在设计上我觉得可以改进。
我觉得认罪认罚完全可以设计成独立的诉讼程序，不需要再转为其他程序。
我的构想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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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具结书在签署之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可以据此制作裁定书或判决书，该程序即已结束。
即便被告人要反悔，或者觉得存在不公，只给予申诉的救济渠道即可。这样可以保证效率的实现。
现行制度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认罪认罚之后还要进行法庭审理，一审后还可以上诉或抗诉，二审后可以申诉再审。我觉得这是低效率的、不合理的，是诉讼程序上的浪费。（我觉得，劳动仲裁制度的设计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仲裁之后还能进入诉讼程序，进行一审二审再审，就是浪费资源，而且拖延最终会导致不公。）
有人会说，为什么签署后不许反悔？本来签署也是要看当事人自愿不自愿。是的，因为签署是自愿的，所以要限制救济。而对救济权利的限制，会迫使当事人更慎重的考虑认罪认罚。认罪认罚的案件大多数是争议不大的，刑期不长的，如果像普通程序那样，可以一审、二审、再审，有多大意义呢？当然这个救济途径也不一定是申诉，也可以设计成其他的途径。但不能像普通审判程序那样，否则就失去了对效率的价值追求。
有人会担心，只给予申诉救济，这个是否会限制了当事人权利，出现冤假错案、司法不公怎么办？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即使审判也会有不公，也会出现冤假错案，所以不是这里要解决的问题。
2. 如此，认罪认罚具结书在签署前，就应该写明具体的量刑期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量刑建议。
目前的实践中，量刑建议很多都是在签署认罪认罚之后，检察官后来才给出的。认罪认罚制度的前提没有被保障，所以存在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以认罪认罚不自愿、不真实、不合法为由予以反悔的情况。如果当事人在签署之时，就对后果有比较明确的认识，那么他后来反悔的可能性也就小了。
3. 如何给出具体量刑期限？法官要参与认罪认罚的过程，直接作出类似于判决的意见，并最终体现于认罪认罚具结书中。
目前的问题是，实践中认罪认罚制度的前提没有被保障。怎么保障自愿性？首先要确保“知情权”。要保障嫌疑人对权利义务，法律规定，对认罪认罚和不认罪的法律后果要有充分的了解。
制度设计上，目前主要是通过值班律师来给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但效果并不好，流于形式。因为值班律师只是例行公事，没有激励。当然，对此目前我也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如果没有委托律师的话，可能也只能通过指派律师来解决。
检察官本来也应该对嫌疑人进行详细地说明阐释，但检察官并没有这个动力。首先，检察官的职业倾向就是追究犯罪；其次，像此前所说，在我国检察官不存在量刑协商的意愿。
所以，我的设想是，法官应该参与到认罪认罚具结书形成的过程中。有几点理由：
（1）法官可以监督律师、检察官的工作是否到位；
（2）因为法官要对案件负责，那么他要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做出审查。而这种审查是事前的，不是像现在的程序是事后的；
（3）法官可以对律师、检察官工作不到位的地方作出补充；
（4）法官的参与也能让嫌疑人减少顾虑，更容易接受量刑的结果。
这种程序设计，可以较好地解决目前制度中的，检察院主导案件，滥用量刑建议权的问题。在此，还应当明确律师的独立发表辩护意见的权利。因为该制度中，嫌疑人认罪认罚可能并不是完全从法律角度来考虑的。所以，律师应当提出自己的独立意见，尽到职责。
检察官在其中的工作，是要进行认罪认罚的沟通和初步确认。此过程中可以形成量刑建议，供嫌疑人参考，而且检察官本身也要评估诉与不诉的利益。
法官负责审查、协调、确认，形成最终的认罪认罚具结书，以及裁定或判决。
以上是我个人的初步设想。当然，具体的制度设计应当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才行。我先记下这样一个想法。欢迎评判、转发、建言，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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