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文内容

第一百九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或者，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

(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五)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

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所列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第一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

罪名精析

释义阐明

本条是关于保险及其处罚的规定。

本条第一款具体规定了保险诈骗的犯罪行为及其处罚。根据近些年来发生在保险业中诈骗犯罪案的情况，针对保险活动各个环节可能发生的问题，具体规定了保险欺诈罪的五种表现形式：

(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这里所说的“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根据保险合同负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根据保险合同收取保险费，在保险事故发生或者约定的保险期间届满时，承担赔偿或者给付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一般情况下，保险合同还涉及另外两种人，即被保险人和受益人。“被保险人”是指在保险事故发生或者约定的保险期间届满时，依据保险合同，有权向他人请求补偿损失或者领取保险金的人。“受益人”则是指由保险合同明确指定的或者依照法律规定有权取得保险金的人。“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物质财富及其有关利益、人的生命或健康。保险标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订立保险合同的核心内容。可以说，保险活动的当事人所进行的保险活动都是围绕着保险标的而开展的，或者与保险标的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本款所称“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是指投保人违背法律关于诚实信用的原则，在与他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故意虚构保险标的的行为。从行为特征看，投保人是出于故意的行为，即明知这样做是违法的而故意为之。虚构保险标的，是指投保人为骗取保险金，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保险对象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本项所说的“对发生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主要是指投保人、被投保人或者受益人，为了骗取保险金，在发生保险事故后，对造成保险事故的原因作虚假的陈述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一般来说，保险合同中关于保险事故发生后的赔偿约定都是有条件的，不是对任何原因引起的保险事故保险人都负赔偿责任的。在我国有关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一般都明确规定了某种保险赔偿的责任范围以及除外条款，以明确保险人在什么情况下才负有保险赔偿的责任，什么情况下则不予赔偿。在许多情况下，发生保险事故后，引起保险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确定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责任，以及是否予以理赔的一个重要依据。“编造虚假的原因”，主要是指编造使保险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虚假原因。所谓“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故意夸大由于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从而更多地取得保险赔偿金的行为。应当明确的是，本项规定的“对发生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是两种行为，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其中的一个行为，就构成犯罪，就应当依本条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所谓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虚构事实，谎称发生保险事故，而骗取保险金的行为。

(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所谓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是指投保财产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故意人为地制造保险标的出险的保险事故，造成财产损失，从而骗取保险金的行为。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他人不负赔偿责任。保险人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是以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发生了保险事故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在没有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故意制造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就成为一些不法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骗取保险金的一种手段

(五)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这种情况发生于人身保险。因为人身保险是以人的生命以及健康为保险内容的保险。这类保险除个别的具有“两全”储蓄性质的险种外，一般都是以被保险人的死亡、伤残或者发生疾病为赔偿条件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投保人、受益人为了取得保险金，就会千方百计地促成赔偿条件的实现。这里所说的“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是指投保人、受益人采取杀害、伤害、虐待、遗弃、投毒、传播传染病以及利用其他方法故意造成人身事故，致使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生病，以取得保险金的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本款所列五项情形，从主体上看是有区别的。这里主要是根据保险活动的各个阶段的特点和保险当事人参与保险活动的情况来确定的。如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只列举了投保人，这是因为这类犯罪行为发生在保险活动的开始，一般只能由投保人所为；第二项和第三项所规定的情形则列举了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因为对发生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和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这三种人都可能有条件实施此种行为。第四项规定的情形列举了投保人、被保险人，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对财产的投保，被保险人就是受益人。第五项规定的情形比较复杂，虽然也涉及投保人、受益人和被保险人，但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通常情况下，多是投保人和受益人所为。当然也不排除实践中会发生被保险人为使受益人取得保险金而自杀、自残的情况。这类情况按照保险法的规定是不予赔偿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因此，本项只列举投保人和受益人为犯罪主体。掌握了本条所列五项情形中的有关主体的规定，对有效地防止和查清这类诈骗犯罪活动，有着重要意义。

根据本款规定，有上述所列五项行为之一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条第二款规定：“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所列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这样规定是因为行为人在实施前款规定的保险诈骗犯罪的过程中，其行为有的还可能触犯的其他条款。如第四项规定的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如果行为人是采取纵火、爆炸等方法制造保险事故的，无论其保险诈骗行为是否继续实施，是否得逞，其所实施的纵火、爆炸行为已触犯了刑法关于的规定。又如第五项规定的“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如果行为人采取伤害或谋杀等手段，就同时构成和杀人、，对这种情况，根据本款的规定，应当数罪并罚。需要注意的是，在有些情况下，行为人为达到保险诈骗的目的，其采取的方法已构成独立的犯罪，如杀人、纵火等。其所要进行的保险诈骗行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或者未能继续实施下去，或者未能得逞，在这种情况下，其保险诈骗罪不能成立，但并不因此而影响对其实施的杀人、纵火等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本条第三款是关于的规定。根据本款规定单位犯第一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款的规定处罚。具体分为三档刑：对于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本条第四款关于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的规定。其中，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是指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参与保险事故调查工作的人员。他们所提供的鉴定、证明和财产评估方面的材料，直接影响保险事故调查结果的真伪，如果他们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了条件，则以保险诈骗犯罪的共犯论处。

在实践中，认定本罪要注意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只有在保险诈骗数额较大的情况下，才能构成本罪；数额不是较大的，则不构成犯罪。数额较大如何确定？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曾对保险诈骗罪的“数额较大”作过解释，在没有新的刑法解释公布实施以前仍可作为参考。该解释第八条规定：“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构成要件

一、概念

保险诈骗罪，是指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

二、保险诈骗罪构成要件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侵犯了保险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国家的保险制度，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即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制度是为了确保经济生活的安定，对特定危险事故的发生所导致的损失，运用社会和集体的力量共同建立基金以补偿或给付的经济制度，它具有共济互助和经济补偿性质，是一种个人危险的社会分散化。在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已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它对于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保障个人的生活安定，减少社会财富损失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保险业务也成为积聚建设资金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渠道。因此，保证保险制度不受侵犯，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全成为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任务。犯罪分子利用欺骗手段获取保险金的行为，不仅侵犯了保险公司的财产所有权，更侵犯了国家的保险制度，干扰了保险业务的正常发展。 

本罪的对象是保险金。保险金又称保险金额、保额，它是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如果行为人以其骗方法骗取保险公司保险金以外的其他财产的、不能构成本罪。 

（二）客观要件

保险诈骗罪在客观方面上表现为下述五种情形:

1.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

这种情形是指投保人为获取保险金，故意使用虚假的证明材料或虚构事实编造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后非法获取保险金的行为。所谓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 

2.所渭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根据《保险法》第 22 条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依照保险合同请求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保险人只对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承担赔偿责任或给付保险金。对于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保险事故，行为人编造发生事故的虚假原因以骗取保险金，或者虽属保险责任范围的保险事故，但行为人伪造证据或夸大损失程度以扩大受益金额的，都属于诈骗保险金的行为。这里所谓对发生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主要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为了骗取保险金，在发生保险事故后，对造成保险事故的原因作虚假的陈述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我国有关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一般都明确规定了某种保险的责任范围及除外条款，以明确保险人在什么情况下才负有保险赔偿责任，什么情况下不予赔偿。故一般保险合同中关于保险事故发生后的赔偿约定都是有条件的，也是有一定原因的，不是对任何原因引起的保险事故保险人都负赔偿责任。编造的虚假原因就是指编造那些使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虚假原因。如财产保险中的火灾险，如果火灾的原因是由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过错行为引致，按照财产保险条款的除外责任的规定，保险公司就不负赔偿责任。为了取得赔偿，弥补自己的损失，有的投保人在保险人调查事故原因过程中，不如实反映情况，而故意编造与事实相悸的虚假原因，例如声称是由于雷电所致等自然原因引起的火灾，使保险人承担保险事故赔偿责任、从而骗取保险赔偿。所谓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的，是指投保人、被投保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故意夸大由于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从而更多地取得保险赔偿金的行为。应当明确的是，该项规定的“对发生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是两种行为，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其中的一个行为，就构成犯罪，应当依照本罪追究刑事责任。  

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

保险事故，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能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以及保险人依合同约定的责任进行赔偿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发生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就不能借此索赔，否则以谎称保险事故发生而取得赔偿的，即属违反诚实信用、最大善意原则的保险欺诈行为。所谓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是指保险事故在实际没有发生的情况下，采取虚构、捏造事实的方法，欺骗保险人，谎称保险事故已发生而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如把并没有丢失的参加保险的财产谎称已经丢失；并没有发生保险财产被毁的事件，却谎称为因保险事故被毁。例如，某参加保险的汽车，在车库爆炸失火时被及时转移并未损坏，却谎称巳被爆炸完全被毁而骗取保险金的，就是这种编造保险事故发生而骗取保险金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27 条第 1 款规定，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没有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向保险人提出索赔或者给予保险金请求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即要行为人承担实施此项欺诈行为尚未骗得保险金的民事上的法律责任。如果利用此种谎称保险事故发生的欺诈行为实际取得了数额较大的保险金，则属本罪客观之行为，即构成本项所规定的此项保险诈骗犯罪。  

4.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

显然，这项犯罪行为只限于财产保险活动中。根据《保险法》第 270 条第 2 款的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作为一种经济补偿的法律制度的保险，其意旨是为了抗御并防范灾害。保险人进行保险经营，就是要为了避免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与意外事故的发生或少发生，即使发生了，也要尽量抑制其蔓延而造成损失的扩大。如果本来没有发生保险事故，却通过人为的故意办法而加以制造，致使财物遭受损失，无疑是一种为法律所禁止的不法之行为，构成犯罪的，还应依法追究其有关的刑事责任。倘若又借此向保险人索赔而骗取保险金，显然又有悸于保险制度的本质与宗旨，因而亦为保险法律制度所不容。实施制造保险事故而故意造成财产损失所骗取保险金的，不仅要承担此行为造成实际损失所应负的各种法律责任，如制造火灾、爆炸保险事故的，应分别承担、爆炸罪的刑事责任；如违反交通法规，故意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的，则应分别承担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的刑事责任等等。不仅如此，而且还应承担由此行为骗取保险金的各种责任、如《保险法》第 270 条规定的经济责任，刑事规定的本罪之刑事责任等。所谓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是指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限内、故意造成使保险标的出险的保险事故，致使保险财产损失，从而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如因违章导致翻车，为索取保险金，使用炸药使其彻底破坏并谎称是他人炸毁而骗取保险金的，就是这种犯罪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制造保险事故发生的犯罪行为，只有出于故意时才能构成本罪，如果是由于过失，尔后又骗取保险金的，对于保险法律制度来讲，则属于编造保险事故发生的原因骗取保险金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构成犯罪时，只承担民事责任、如不能获得保险赔偿等。构成犯罪的，则构成本罪，同时也不排除过失致财产损失的这一行为而应负的其他刑事责任。  

5.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

所谓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是指投保人、受益人采取杀害、伤害、虐待、遗弃、爆炸、放火、投毒以及其他方法故意制造人身保险事故、致使被保险人死亡、伤害或疾病、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对于过失致人死亡、伤害或疾病的行为，如过失引起爆炸、水灾、失火、交通肇事、重大责任事故、过失致人伤害等行为致人死亡、伤残或疾病、即使骗取保险金的，一般亦不为此项行为的犯罪。此时构成本罪，往往也是编造保险事故发生的原因那种情况的犯罪。当然、不管是否以此行为而骗取保险金、都不排除可以构成因过失行为致人死亡、重伤或疾病的有关犯罪，如、过失投毒罪、过失爆炸罪、、、、等等。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只能由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构成。这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既可以是具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所谓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成为被保险人；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成为受益人。另外，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单位也可构成本罪，因为单位也可成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上只能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保险金的目的。如果行为人出于过失行为而引起保险事故发生，或因认识错误而认为发生实际未发生的保险事故，或计算错误而多报了事故损失等，并因此获取了保险金的，均不构成犯罪。至于本罪的故意，既可以产生于投保前，也可以产生于投保后；也既可以产生在保险事故发生前，还可以产生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犯罪故意产生的时间先后不影响本罪的定性、但在量刑时可以作为情节适当予以考虑。 

认定要义

一、罪与非罪的认定

下列情形下，不以犯罪处理：

（1）虽然实施了保险诈骗行为，但数额未达到较大起点标准，即个人诈骗数额在1万元以下，单位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下的，不以保险诈骗罪处理，而是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公安机关进行行政处罚。如行为人只是因为担心发生保险事故后不能获得足额赔付，而故意多报、虚报保险标的损失程度，并未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者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没有实际获取保险金的，或者虽然获取了保险金，但数额较小的，均不宜以犯罪论处。

（2）行为人不具有保险诈骗的目的。如果行为人虽然造成了保险事故但其采取的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并没有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并且行为不是为了诈骗保险金，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诈骗的目的，不符合保险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二、一罪与数罪的认定

行为人实施了《刑法》第198条规定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行为的，仍构成保险诈骗一罪。但是，依照《刑法》第198条第2款的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或者投保人、受益人实施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骗取保险金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则应当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如果犯罪行为人在实施保险诈骗过程中，保险诈骗行为没有得逞，但保险诈骗过程中所实施的其他犯罪，如放火、毁损财物杀人等行为已经实施完毕；即使保险诈骗行为不构成犯罪，但其方式行为或手段行为已经独立构成他罪的，不影响他罪的成立。可以按照行为人已经实施终了的行为定罪处罚。

三、正确认定保险诈骗罪的特殊共犯

依照《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此外，根据刑法共犯理论，除上述人员外，只要为保险诈骗行为人提供帮助或教唆实施保险诈骗犯罪，符合刑法共犯成立要件的，亦应成立保险诈骗的共犯。

四、正确区分此罪与彼罪

根据《刑法》第193条的规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以定罪处罚；国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和国有保险公司委派到非国有保险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以定罪处罚。上述规定，针对的是就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单独实施保险骗行为的情况，对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与非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内外勾结共同实施保险诈骗行为的，依法成立

一般而言，如果是非国有保险公司人员或非国有保险公司委派到非国有保险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与外部人员相勾结共同实施保险诈骗的，因职务侵占罪轻于保险诈骗罪，一般应以保险诈骗罪的犯论处；如果是国有保险公司人员或国有保险公司委派到非国有保险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与外部人员相勾结共同实施保险诈骗的，因贪污罪重于保险诈骗罪，一般应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

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公通字[2010]23号）第56条的规定，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1.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2.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量刑标准

根据《刑法》第198条的规定，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罪进行保险诈骗活动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具体情节与量刑的对应情况，列表格如下（自然人）:

 

适用《刑法》第198条时，应当注意：

1.正确把握信用证诈骗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关于保险诈骗数额的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32号）（自1996年12月16日起实施以下简称《诈骗案件司法解释》）曾作过明确规定。现因该解释所依据的979年刑法已经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已经被1997年刑法所吸纳，故解释的依据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仅1997年刑法的诈骗罪作出解释，对其他类型的许骗犯罪解释，均未作相应的解释。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32号）时，所有的诈骗犯罪均统一称为诈骗罪，因此，该解释中关于保险诈骗犯罪的有关规定，在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前，依然可以司法实践中参照适用。

《诈骗案件司法解释》第8条规定，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2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关于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目前没有司法解释予以规定但根据司法实践，一般认为，其他严重情节，是指因其诈骗行为造成他人巨大经济损失的；给保险公司声誉造成严重损害的；多次保险诈骗的；保险诈骗的犯罪集团之首要分子；等等。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应当综合分析行为人的行为方式、行为后果等诸多方面后全面加以认定。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则是指因其诈骗造成受害人的特别巨大的经济损失的；造成特别严重的声誉、经济影响的；属于惯犯、累犯或多次作案的；具有多个严重情节的；等等对于多次进行诈骗，并以后次诈骗财物归还前次诈骗财物，在计算诈骗数额时，应当将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扣，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量刑时可将多次行骗的数额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2.注重财产刑的适用

保险诈骗犯罪是图利型犯罪，惩罚和预防此类犯罪，应当注重同时从经济上制裁犯罪分子。刑法对金融犯罪都规定了财产刑，人民法院应当严格依法判处。罚金的数额，应当根据被告人的犯情节，在法律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对于具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对于本应并处的罚金刑原则上也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

对财产刑的适用应当注意，对自然人犯本罪和单位犯本罪处罚直接负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时，主刑方面两者没有区别，但是财产刑是有区别的。对自然人必须并处罚金。而单位犯罪，对直接负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则没有罚金的规定。这是金融诈骗罪中，唯一对单位犯罪不对直接负责任的主定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人员处罚财产刑的情况。3.关于规范化量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对保险诈骗罪的量刑并未作出规定，这主要是由于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的发案率不高，最高司法机关还未能总结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量刑规范化方案，有待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作出详细的规定。在此之前，各高级民法院可以根据各地的社会治安状况、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制定适合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实际情况的量刑规范化标准。在有关规定出台前，司法人员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处刑罚。

解释性文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10年5月7日施行）

第五十六条 [保险诈骗案（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二）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公安部侦查局关于对一起保险诈骗案件有关问题的批复（2009年9月14日答复 公经金融〔2009〕248号）

1998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保险诈骗未遂能否按犯罪处理问题的答复》中指出：“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保险诈骗行为，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获得保险赔偿的，是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目前对“情节严重”尚无具体司法解释。本案中，张某隐瞒其妻子已患癌症的事实，向中国人寿保险开封分公司和中国太平人寿保险开封分公司共投保43万元，并在其妻死亡后申请理赔，其行为已涉嫌保险诈骗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48条规定，应予追诉。

（2010年5月7日废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2001年4月18日施行 公发〔2001〕11号）

四十八、保险诈骗案（刑法第198条）

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2.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保险诈骗未遂能否按犯罪处理问题的答复（1998年11月27日 〔1998〕高检研发第20号）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你院《关于保险诈骗未遂能否按犯罪处理的请示》（豫检捕〔1998〕11号）收悉。经研究，并经高检院领导同意，答复如下：

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保险诈骗行为，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获得保险赔偿的，是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复。

（2011年4月8日废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16日施行 法发〔1996〕32号)

八、根据《决定》第十六条规定，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构成保险诈骗罪。

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1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 万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2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25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10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证据规格

第一百九十八条 证据规格

保险诈骗罪：

（一）供述和辩解

1.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包括：

（1）自然人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

（2）单位犯罪嫌疑人（含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2.犯罪客观方面。包括：

（1）犯罪预备情况（①诈骗起意的时间；②为诈骗所做的准备；③拟用的诈骗手段；④作案后逃跑、毁灭罪证的方式）。

（2）涉案保险具体情况（①具体险种；②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情况；③保险单位、投保时间、保险标的、保险旗舰；④保险费及保险金；⑤保险金赔偿或给付办法；⑥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

（3）犯罪嫌疑人提供的用于投保的证明材料及来源

（4）保险诈骗的作案手段（①故意虚构保险标的；②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③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④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⑤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

（5）故意虚构保险标的进行保险诈骗的具体情况（①被虚构保险标的的情况；②虚构保险标的的过程及具体参与人员）。

（6）编造虚假的保险事故的原因进行保险诈骗的具体情况（①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及造成保险事故的真实原因；②犯罪嫌疑人编造的造成保险事故的原因；③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

（7）夸大保险事故损失程度进行保险诈骗的具体情况（①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原因及造成的实际损失；②犯罪嫌疑人夸大的损失数额）。

（8）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保险诈骗的具体情况（①编造的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及原因；②编造的损失数额；③编造保险事故的过程及具体参与人员）；

（9）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进行保险诈骗的具体情况（①财产损失的时间、地点、数额；②犯罪嫌疑人损坏财产的手段、过程、具体参与人员）

（10）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进行保险诈骗的具体情况（①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具体参与人员；②被保险人的治疗过程、身体恢复情况）

（11）犯罪嫌疑人提供的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及来源。

（12）保险单位对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证明和资料的审查情况（①如何陷入错误认识；②如何赔付保险金）；

（13）骗取的保险金数额及保险金的去向

（14）保险诈骗造成的后果（①人员伤亡；②财物毁损；③资金被骗）。

（15）单位涉嫌犯罪的情况。

3.犯罪主观方面。包括：

（1）犯罪时的主观状态，即犯罪目的（非法占有保险金）。

（2犯罪原因、动机（债务缠身、追逐享乐等）。

4.共同犯罪情况。包括：

犯意的提起、策划、联络、分工、实施、分赃等情况。

5.影响定罪量刑的情况。包括：

犯罪嫌疑人对有罪无罪，法定、酌定加重、从重、减轻、从轻情节的供述与辩解。

（二）被害人陈述（含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残或者疾病的情况）

1.被害人基本情况。

2.遭受损害的情况。包括：

（1）被害人受伤或起病的时间、地点、过程。

（2）被害人治疗伤病的过程及康复情况。

（三） 证言

通过询问现场证人及有关知情人，调查了解：

1.保险单位工作人员证言。包括：

（1）涉案保险的具体情况。

（2）保险工作人员对投保及相关材料的审查情况。

（3）保险工作人员接到保险事故报案后出险、勘查、定损等的情况。

（4）保险工作人员对理赔及相关材料的审查情况。

（5）涉案保险理赔及保险金的支付情况。

（6）被骗取的保险金数额及资金流向。

（7）保险诈骗造成的后果。

（8）其他与案件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2.有关知情人员证言。包括：

（1）犯罪嫌疑人投保的过程及提供的证明和资料。

（2）涉案保险的具体情况。

（3）犯罪保险诈骗的作案手段及具体作案过程。

（4）犯罪嫌疑人提供的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及来源。

（5）保险理赔及保险金的资金流向。

（6）共同犯罪的，犯意的提起、策划、联络、分工、实施、分赃等情况。

（7）保险诈骗造成的后果。

（8）其他与案件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四）物证

1.实物物证。包括：

（1）涉案保险标的物、被骗取的保险金等。

（2）利用赃款所购买的物品（含不动产）等。

（3）犯罪嫌疑人实施保险诈骗的作案工具（与案件有关的印章、银行卡等）。

（4）犯罪嫌疑人实施与保险诈骗有关犯罪（造成人员伤亡、财物毁损）的作案工具。

（5）与案件有关人员的尸体、被毁坏的财物等。

2.痕迹物证。包括：保险事故现场或与案件有关的足迹、指纹、痕迹、体液、化学液体残留物等。

3.涉案实物及痕迹照片。

（五）书证

1.保险合同及保单。

2.犯罪嫌疑人提供的用于投保的证明材料。

3.犯罪嫌疑人提供的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及来源。

4.保险标的物权属、价值的权证及购买票据等。

5.被害人遭受损害的医疗诊断结论、医疗票据等。

6.被骗保险金进出记录、银行流水账及关联账户资金进出记录。

7.保险单位用于理赔及作出是否赔偿决定等相关材料。

8.单位犯罪的，形成单位决定（意志）的会议记录、决策人员批示或授权等材料。

（六）鉴定意见

1.造成人员伤亡的，被害人死亡原因、伤情的法医鉴定。

2.造成财产损毁的价格鉴定。

3.相关印章、证明文件的文检鉴定。

4.相关签字的笔记鉴定。

5.其他与案件有关的物证技术鉴定。

（七）勘查、辨认等形成的笔录（含出现保险事故的情况）

1.现场勘查笔录（保险事故现场）。包括：

（1）勘查时间、地点、光线、勘验前现场的条件（变动现场、原始现场）、现场方位、现场概貌、中心现场位置。

（2）现场的空间、大小，现场物的摆放、陈设情况，现场尸体（含尸表）、作案工具及其他物证、痕迹（含足迹、指纹等）、血迹的具体位置，现场周边搜索情况、现场访问情况，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3）对物证、痕迹的处理情况，提取物品的名称、数量、标记和特征，提取痕迹的名称和数量。

2.辨认笔录。包括：

（1）犯罪嫌疑人辨认笔录（对保险事故现场所、共同犯罪嫌疑人、作案工具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物品、场所的辨认）。

（2）被害人、证人辨认笔录（对犯罪嫌疑人、作案工具,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物品、场所的辨认）。

（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1.视听资料。包括：

（1）监控视频资料（记载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况的现场监控录像、录音资料）。

（2）相关人员通过录音录像设备拍摄的视听资料（现场当事人、证人用手机、相机等设备拍摄的反映案件情况的资料）。

（3）审讯过程的视听资料（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经过的录音、录像资料等）。

（4）其他与案件有关的视听资料（合同各方商谈合同过程的录像资料等）。

2.电子数据。包括：

（1）犯罪嫌疑人网上投保，以及将所骗取的保险金消费、挥霍、支付等形成的电子数据。

（2）保险单位网上审查、理赔等形成电子数据。

（3）共同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络、通讯工具等商讨、沟通犯罪形成电子数据。

（九）其他证据材料

1.自然人犯罪嫌疑人身份证据材料。

2.自然人犯罪嫌疑人前科证据材料。

3.单位犯罪的，单位犯罪嫌疑人身份证据材料。

4.犯罪嫌疑人自书、投案、自首、立功等证据材料。

5.报案材料、公安机关出警经过、犯罪嫌疑人归案材料等。

报案材料：

1.被控告人（单位）的基本情况；

2.签订的保险合同原件或复印件；

3.索赔申请材料；

4.已支付的保险金相关凭证；

5.保险事故调查报告；

6.证明行为人保险诈骗行为的证据。

地方规定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2014年11月1日 粤高法〔2014〕301号）

7.关于、、金融凭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的数额标准。行为人实施上述几类诈骗行为，数额不满40万元的为“数额较大”，数额在40万元以上不满150万元的为“数额巨大”，数额在15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

10.关于单位犯金融诈骗罪的数额标准。单位犯、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按照各罪个人犯罪数额标准的5倍掌握。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关于本市办理部分诈骗类犯罪案件具体数额标准的意见》（2011年7月21日 沪高法〔2011〕241号）

8.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保险诈骗罪

个人保险诈骗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单位保险诈骗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属于“数额较大”。

个人保险诈骗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单位保险诈骗50万元以上不满250万元，属于“数额巨大”。

个人保险诈骗50万元以上，单位保险诈骗250万元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重庆市政法部门第四届“五长”联席会议纪要（2006年6月16日 渝司发〔2006〕14号）

一、保险诈骗未遂罪的界定标准

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未遂的，数额达到5万元以上，视为“严重情节”,应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未遂的,数额达到25万元以上,视为“严重情节”，应追究刑事责任。

江西省刑事立案量刑标准

保险诈骗罪(刑法第198条)【12】【标准二】

（一）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数额巨大”个人为5万元以上，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数额特别巨大”个人为20万元以上，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实施保险诈骗犯罪行为，上述数额标准一般按个人标准的五倍掌握。

案例精选

《刑事审判参考》第479号案例 徐开雷保险诈骗案

【摘要】

被保险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利用挂靠单位的名义实施保险诈骗行为的，是否构成保险诈骗罪？

利用挂靠单位从保险公司骗得盗窃险保险金的行为，属于隐名被保险人（实际投保人）利用显名被保险人（名义投保人）名义实施的保险诈骗行为，构成保险诈骗罪的间接正犯。

徐开雷保险诈骗案

基本案情

锡山区检察院以徐开雷犯保险诈骗罪向法院提起。

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02年6月，徐个人购买了一辆“凤凰”牌重型自卸货车，并挂靠在北郊运输队，牌照号码为苏B17621，并以北郊运输队的名义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锡山支公司办理了盗抢险保险业务，所有上牌、年检、保险的相关费用均由徐开雷个人支出。2005年5月4日，徐将自己购买的上述苏B17621号“凤凰”牌重型自卸货车出售给他人，次日即向公安机关及保险公司谎报假案，称车辆失窃。2005年9月，徐通过北郊运输队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锡山支公司骗得盗抢险保险金63130.97元。案发后，徐的家属于2007年2月27日代为退出全部赃款，同年3月7日，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裁判结果 

徐编造未曾发生的车辆失窃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63130.97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保险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检察院起诉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支持。本案中，向保险公司投保的保险标的实际所有人系徐，保险费等也实际系徐交纳，徐编造保险事故后，利用北郊运输队而实施的诈骗保险公司保险金的行为，使保险公司财产受到了损失，故徐构成间接正犯，应定保险诈骗罪。徐犯罪后能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徐在庭审中能自愿认罪，其家属已代为退出全部赃款，确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根据徐的犯罪性质、情节及悔罪表现，决定对徐予以减轻处罚。法院判决如下：被告人徐并雷犯保险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裁判理由

被告人徐开雷是否符合保险诈骗罪“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主体要件有探讨的必要。本案中，挂靠经营的机动车辆作为保险标的具有特殊性，其所有权名义上的拥有者与实际拥有者并不同一。个人想从事客货运输，通常将所购机动车辆挂靠运输企业名下，双方签订挂靠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等内容的挂靠合同，这种广泛存在的经营方式被称为机动车辆挂靠经营。虽然机动车辆挂靠经营方式增强了运输企业的实力，同时又实现了个人从事运输经营、使资金更有效增值的目的，但也使法律关系复杂化，给纠纷的司法处理带来难度，本案犯罪主体的准确认定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认为，本案被告人徐开雷作为被保险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和骗保资金的实际获取人，利用挂靠单位的名义实施的保险诈骗行为，符合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要件，应当认定为构成保险诈骗罪。具体理由如下：

（一）挂靠车辆的实际所有者作为实际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具有直接的保险利益关系，完全可以成为保险诈骗罪的主体

1.挂靠者作为隐名被保险人和实际投保人，是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实际承受者。依民事公示公信原则，民事权利属于公示于外在的主体，但特殊情况下，同时存在权利的隐名主体，如未登记在册的财产共有人、隐名股东、隐名合伙人、隐名被代理人等，同样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没有对外公示并不影响在一定情况下民事主体对于民事权利的享有。保险合同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同样有可能同时存在形式上的显名主体和实质上的隐名主体。如本案在内的所有挂靠经营方式导致名与实的分离，使得在所有权领域，车辆在名义上归属挂靠单位，而实际所有人为挂靠个人。进入保险领域，车主挂靠的单位自然成为名义上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而实际上，保险标的为挂靠者实际所有，各类保险费用也全部由挂靠者支付，挂靠者应认定为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实质承受主体。

2.对保险标的享有的保险利益实际属于挂靠者。保险利益是指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财产保险的目的在于填补被保险人所遭受意外财产损失的损害，因此“损害是利益的反面”常作为判断保险利益归属的方法，即谁会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受到损害谁就是保险利益的归属方。挂靠经营双方主体与挂靠车辆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关系差异，挂靠单位通常仅负责出面办理各种运营证件、手续，代缴各项规费，向挂靠者收取管理费，并协助实际车主办理有关保险事务。除作为挂名车主外，挂靠单位与机动车辆之间无直接利害关系，即使投保车辆发生损害事故，挂靠单位实际并没有受到财产损失。相反，挂靠者作为车辆的实际所有者和经营者，与车辆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一旦投保车辆发生意外事故，直接财产的损失承受者就是挂靠者。因此，挂靠单位对保险车辆只具有形式上的保险利益，挂靠者对投保车辆才存在着实质的保险利益。

3.挂靠者是实际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根据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是指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与保险人签订合同并向保险人交付保险费的人。从外部显示，无可否认挂靠单位是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但由于所有保险的相关费用均由挂靠者个人支出，合同标的实际归属者、合同权利义务的实际承受者均是挂靠者，因此虽然挂靠单位是与保险人签订合同的名义主体，但挂靠者却是实际隐名合同主体。被保险人是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财产保险须为保险财产所有人或经营管理人。被告人徐开雷是保险财产即机动车辆实际上的所有人及经营管理人，与保险财产存有保险利益，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享有实质上的借助显名被保险人的名义获得赔偿的请求权，因此徐开雷属于实质被保险人。

综上，被告人徐开雷作为保险标的的实际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具有直接的保险利益关系，完全可以成为保险诈骗罪的主体。

（二）徐利用挂靠单位从保险公司骗得盗窃险保险金的行为，属于隐名被保险人（实际投保人）利用显名被保险人（名义投保人）名义实施的保险诈骗行为，构成保险诈骗罪的间接正犯

刑法理论中，间接正犯是指行为人利用他人作为中介实施犯罪行为，其所利用的他人由于具有某些情节而不负刑事责任，间接正犯对于其通过他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完全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间接正犯在主观上具有利用他人犯罪的故意，也就是指行为人明知被利用者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或者没有特定的犯罪故意而加以利用，希望或者放任通过被利用者的行为达到一定的犯罪结果；在客观上，间接正犯具有利用他人犯罪的行为，即行为人不是亲手犯罪，而是以他人作为犯罪工具。因此，间接正犯与被利用者之间不存在共同犯罪故意，间接正犯不属于共同犯罪的范畴。因被利用者不负刑事责任，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应视为利用者自己实施，故利用者应对被利用人所实施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同时，这种利用他人犯罪的故意也不同于教唆故意与帮助故意。教唆故意是唆使他人犯罪的故意，帮助故意是帮助他人犯罪的故意，这是一种共犯的故意，以明知被教唆人或被帮助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具有主观上的犯罪联络。而在间接正犯的情况下，行为人明知被利用者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与之不存在共犯关系，因而具有单独犯罪的故意，即正犯的故意。

本案中，由于具体的保险理赔操作中，保险公司只会受理名义上的被保险人（保险合同签订人）提出的理赔申请。因此，被告人徐开雷在将自己购买的自卸货车出售给他人后，想要实现谎报假案并虚假理赔骗取保险公司保险金的目的必须借助于显名被保险人（名义投保人）北郊运输队来实施，而作为名义上的被保险人和投保人，北郊运输队不知道被告人徐开雷的自卸货车实际上没有失窃，并不明知徐开营诈骗保险公司保险金的意图，客观上也没有实际获取保险公司的理赔金，所以由于缺乏主观上的共同犯意，因而北郊运输队与被告人徐开雷不构成保险诈骗犯罪的共犯。

可见，被告人徐开雷利用挂靠单位从保险公司骗得盗抢险保险金的行为，属于隐名被保险人（实际投保人）利用无犯罪故意的显名被保险人（名义投保人）名义实施的保险诈骗行为，构成保险诈骗罪的间接正犯。之所以不将徐开雷借他人之名实施的行为认定为是冒充他人的诈骗行为，而包容于诈骗客观要件内，正是因为本案被告人与被利用人是隐名与显名关系，隐名者利用显名者名义有其合法基础。事实上，无论是隐名者，还是显名者都明知对外的名义仅是为了事务处理的便利，隐名者才是事务的具体实施人、受益人，显名者通过提供名义、协助事务的处理等方式对隐名者利用其名义处理约定事务表示默认。也就是说隐名者利用显名者的名义处理约定事务是符合约定的，显名者对此也是明知的，无所谓冒名一说。

综上，法院以保险诈骗罪对被告火徐开雷以保险诈骗罪对其定罪处罚是正确的。

《刑事审判参考》第296号 曾劲青、黄剑新保险诈骗、故意伤害案

【摘要】

保险诈骗罪主体、犯罪形态的认定？

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才可能构成本罪，这是从单独犯罪的角度而言的。但从共同犯罪角度看，无上述特殊身份的人也有可能成为有此身份的人的共犯。

 曾劲青、黄剑新保险诈骗、故意伤害案

基本案情

2003年4月，被告人曾劲青因无力偿还炒股时向被告人黄剑新借的10万元，遂产生保险诈骗的念头，并于2003年4月18日至22日间，在中国人寿、太平洋、平安保险三家保险公司以自己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投保了保险金额为41．8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为了达到诈骗上述保险金及平安公司为本单位在职普通员工投保的30万元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金的目的，被告人曾劲青找到被告人黄剑新，劝说黄剑新砍掉他的双脚，用以向保险公司诈骗，并承诺将所得高额保险金中的16万元用于偿还黄剑新的10万元本金及红利。被告人黄剑新在曾劲青的多次劝说下答应与曾劲青一起实施保险诈骗。

2003年6月17日晚21时许，被告人黄剑新用随身携带的砍刀将曾劲青双下肢膝盖以下脚踝以上的部位砍断，之后，被告人黄剑新将砍下的双脚装入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内，携带砍刀骑着曾劲青的摩托车逃离现场，在逃跑途中分别将两只断脚、砍刀及摩托车丢弃。被告人曾劲青在黄剑新离开后呼救，被周围群众发现后报警。被告人曾劲青向公安机关、平安保险公司谎称自己是被三名陌生男子抢劫时砍去双脚，以期获得保险赔偿。2003年8月13日与15日，被告人黄剑新、曾劲青尚未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即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经法医鉴定，被告人曾劲青的伤情程度属重伤，伤残评定为三级。认定被告人黄剑新、曾劲青的行为均已构成保险诈骗罪，并系犯罪预备，被告人黄剑新的行为还构成故意伤害罪。

裁判结果 

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曾劲青作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伙同他人故意造成自己伤残，企图骗取数额特别巨大的保险金，其行为已构成保险诈骗罪；被告人黄剑新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对于被告人曾劲青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曾劲青未实际骗取保险金，不构成保险诈骗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因保险诈骗罪作为一种直接故意犯罪，其中必然存在未完成形态，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诈骗保险金的行为，不论是否骗到保险金，即不论诈骗是否成功，情节严重的，均可以构成本罪，而本案被告人曾劲青诈骗保险金额达71．8万元，其中30万元属，另41．8万元属犯罪预备，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曾劲青的行为构成保险诈骗罪未遂。故判决被告人黄剑新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被告人曾劲青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曾劲青、黄剑新均不服，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曾劲青、黄剑新的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一）对本案被告人黄剑新帮助被告人曾劲青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无需另定保险诈骗罪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黄剑新帮助被告人曾劲青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是否构成保险诈骗罪，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黄剑新虽不具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主体资格，但其明知被告人曾劲青意图实施保险诈骗，仍帮助其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可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另一种意见认为，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属特殊主体。就其单独犯罪形态而言，只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就其共同犯罪形态而言，只有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为保险诈骗行为人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其进行保险诈骗提供条件的，才能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

上述是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的主体及共犯构成要件的严格界定，而本案被告人黄剑新既不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也不是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不具有保险诈骗犯罪的主体资格和构成共犯的主体资格，故不构成保险诈骗罪。本案一、二审法院均主张第二种意见，我们认为这一意见值得商榷。

理由如下：1.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保险诈骗罪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违反保险法规定，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至于实施保险诈骗的方法和手段，刑法规定了五种，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其中之一种，即可构成本罪（同时实施了其中两种以上行为的，仍为一罪，不实行并罚）。本案被告人曾劲青，作为既是投保人、受益人，又是被保险人的身份，其所实施的保险诈骗的方法显然同时符合其中之两种，即第二项：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骗取保险金的；以及第五项：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残骗取保险金的（本案特殊的是并非曾劲青自残制造保险事故，而是请他人伤残自己。保险诈骗罪主体自残后骗保或者请他人“代手”伤残自己后骗保的，均符合上述第五项的本质特征）。因此，本案被告人曾劲青的行为构成保险诈骗罪无疑。

2.我们说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这里的“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才可能构成本罪，这是从单独犯罪的角度而言的。但从共同犯罪角度看，我们知道，无上述特殊身份的人完全有可能成为有此身份的人的共犯。换言之，任何人明知被保险人意欲自伤后骗取保险金而仍为其提供帮助行为的，包括帮助其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本案表现为自残）的，尽管该帮助人未参与帮助其进行索赔等事项的，根据共同犯罪的一般原理，仍可成立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就本案而言，被告人黄剑新虽不具备保险诈骗罪主体的特殊身份，但其明知曾劲青意欲实施保险诈骗仍答应并帮助其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帮助自残），共同为曾劲青着手实施保险诈骗制造条件，应可成立保险诈骗罪（预备）的帮助犯。尽管除此之外，黄剑新未再实施其他任何帮助行为。事实上，根据刑法总则规定的共同犯罪的一般原理，我们不仅自然能够得出“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为保险诈骗行为人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其进行保险诈骗提供条件的，应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的结论，而且当然也能得出：除此而外，其他明知保险诈骗行为人意欲进行保险诈骗而为其提供其他条件或帮助的人，同样也能够成立保险诈骗罪的帮助犯。

3.就本案而言，我们说被告人黄剑新的行为成立保险诈骗罪的帮助犯，但并不等于说，对黄剑新就必须作保险诈骗罪的定罪量刑，并与其故意伤害罪实行并罚。事实上，在本案中，被告人黄剑新只实施了一个行为，即帮助曾劲青实施自残的行为。该一行为又因同时具备两种不同的性质（一方面是故意伤害了他人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是为曾劲青进行保险诈骗制造了条件）而触犯了两个罪名即故意伤害罪和保险诈骗罪（犯罪预备中的帮助犯），系想象的竞合犯。按照想象的竞合犯的从一重处断原则，显然对被告人黄剑新只应定故意伤害罪一罪即可，而不宜作双重评价，以故意伤害罪和保险诈骗罪进行并罚。综上，我们同意一、二审对被告人黄剑新的最后的定性意见，但对判决书中的说理部分我们却不能苟同。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残，骗取保险金的，同时构成故意伤害罪和保险诈骗罪的，应当予以二罪并罚。我们认为，就本案被告人黄剑新而言，并不属于上述应当并罚的情形（理由后面有述）。

（二）保险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

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列举的五种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情况，均为既遂行为，构成保险诈骗罪。但对保险诈骗未得逞即未遂，是否需要定罪处罚，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曾劲青是否构成保险诈骗罪，有两种分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保险诈骗犯罪是结果犯，行为人必须实际骗取了保险金，如果行为人实施的保险诈骗行为及时被揭穿，没有实际取得保险金，其行为性质只是属于保险违法行为，只有对那些实际取得了保险公司赔付的保险金的行为，才能追究刑事责任，故认为保险诈骗未遂，不构成保险诈骗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以骗取数额巨大的保险费为目的，虽因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也可以构成保险诈骗罪而予以定罪处罚。一、二审法院均主张第二种意见，我们认为是恰当的。首先，保险诈骗罪确是结果犯，但所谓结果犯仅是就犯罪既遂标准而言的。已经着手实施保险诈骗，但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系保险诈骗未遂。既遂犯需要定罪处罚，至于未遂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可见，我国刑法对未遂犯的处置原则是一般需要定罪处罚，只不过可以比照既遂犯相应从轻或减轻处罚而已。本案被告人曾劲青已通过其妻子着手向保险公司索赔，只是因为公安机关及时破案而未得逞，构成保险诈骗罪未遂犯，根据上述原则需要定罪处罚。

其次，根据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款规定，“已经着手实行诈骗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该《解释》虽已失效，但却不失参照作用。该《解释》的精神实质在于说明，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等，应当定罪处罚，至于诈骗目标数额较小等情节并不严重的诈骗未遂情形，可不予再追究刑事责任。保险诈骗罪在刑法修订前也是诈骗罪之一种，两者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参照上述《解释》规定，本案被告人曾劲青意图进行保险诈骗目标数额高达71.8万元，其中30万元属未遂，41.8万元属预备，应属情节严重，理应予以定罪处罚。

《刑事审判参考》第198号案例 王志峰、王志生故意杀人、保险诈骗案 

【摘要】

为骗取保险金而抢劫、杀人的应如何定罪？

依据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或是根据想象竞合犯的理论，在裁判时，只能选择定一个罪，而不能对同一行为既定，又定保险诈骗罪（预备）或者既定，又定保险诈骗罪（预备）。

王志峰、王志生故意杀人、保险诈骗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志峰在齐齐哈尔市打工时与被害人朱启成相识，王认为朱比较有钱，遂起意先抢了朱的钱后再买人寿保险来骗取保险金。1999年1月23日王志峰以合伙做生意为名将朱启成骗至其老家内蒙古图里河镇。25日凌晨4时许，王志峰乘朱启成睡熟时，用斧子向朱启成头部猛击数下，致其死亡，并搜走朱启成随身携带的人民币5300余元。

杀死朱启成后，王志峰返回齐齐哈尔市其暂住地，用抢来的一部分钱先后在太平洋保险公司为自己购买了人寿保险7份，保险金额总计14万余元。其后便与其弟被告人王志生共同预谋商定杀死被害人刘世伟，自己再借尸诈死实施保险诈骗。1999年3月20日14时许，王志峰以请客为名，将刘世伟骗至王志生在齐齐哈尔市开办的隆威音像店内一起喝酒吃饭。在将刘世伟灌醉后，二被告人即共同将刘摁倒在床上，用衣物捂压刘的口鼻致其死亡。经刑事技术鉴定，刘世伟生前被他人用软物捂闷口鼻及按压颈部造成机械性窒息死亡。

次日晨，王志峰用事先准备好的汽油浇在尸体上和室内，点燃后逃往外地躲藏起来，王志生则向公安机关报案谎称死者系其兄王志峰，并让其家人等共同欺骗公安机关，以骗取公安机关的证明后再向太平洋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因公安机关及时侦破此案，王志生尚未来得及向太平洋保险公司申请赔付，保险诈骗未得逞。

裁判结果 

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志峰为购买人寿保险而杀死朱启成抢劫财物，又为诈骗保险金与被告人王志生共同预谋并杀死刘世伟，其行为已分别构成抢劫罪、故意杀人罪；被告人王志生为帮助王志峰骗取保险金，与王志峰共同预谋并杀死刘世伟，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二被告人犯罪手段凶狠、残忍，罪行极其严重，应予严惩。王志峰归案后主动交待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杀死朱启成劫取财物的犯罪的事实，应认定为自首，可对其所犯的抢劫罪行从轻处罚。检察机关指控二被告人犯有保险诈骗罪，定性不准，不予支持。

王志峰的辩护人提出的其杀死刘志伟的行为应以保险诈骗罪定罪处罚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二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予赔偿，于2001年12月15日判决如被告人王志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王志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裁判理由

本案被告人王志峰为实施其诈骗保险金的计划，先后连续杀死2人。对此，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保险诈骗罪提起公诉，而一、二审法院却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定性。那么，如何定罪更准确呢?结合本案案情，分析如下：

本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被告人王志峰以合伙做生意为名将被害人朱启成骗至其老家，随后杀死朱启成并劫走其随身携带的钱财，其后又以抢来的钱为自己购买7份人寿保险，完成其欲进行保险诈骗的第一步。从这个阶段看，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5月22日通过的《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王志峰的上述行为符合“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的特征，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刑法第二十二条“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的规定，王志峰的上述行为也不妨视为是其在为实施保险诈骗犯罪制造条件，做第一步的准备，即杀人抢钱用来为自己买人寿保险。

第二阶段，王志峰与王志生预谋商定以宴请为名在王志生经营的音像店内杀死被害人刘世伟，并焚烧尸体和音像店，借以造成王志峰被意外烧死的假相。王志峰、王志生共同杀死刘世伟后，王志峰逃往外地躲藏起来，王志生则出面向公安机关报假案，以骗取公安机关出具有关王志峰确已被意外烧死的证明后再向太平洋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从这一阶段看，王志峰、王志生的上述行为同样可以从两个方面定性：一是二人共同杀死刘世为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二是二人共谋杀死刘世伟、制造王志峰被意外烧死的假相，是进一步为共同实施保险诈骗制造条件，做准备，同样也可认为是保险诈骗的预备行为。

以上事实和分析可以表明：被告人王志峰的两次杀人行为，都可以分别从两个方面进行评价。虽然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险诈骗，但无论如何，两次已经实施并完成的都是一个完整的行为，依据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或是根据想象竞合犯的理论，在裁判时，只能选择定一个罪，而不能对同一行为既定抢劫罪，又定保险诈骗罪（预备）或者既定故意杀人罪，又定保险诈骗罪（预备）。因此，本案以两个重罪即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对王志峰定罪处罚是正确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王志峰、王志生在上述第二阶段已开始着手实施保险诈骗，只是因为公安机关及时侦破此案，诈骗才未能得逞，因此，二人还同时构成保险诈骗罪（未遂）。故本案对二人除以故意杀人定罪处罚外，还应以保险诈骗罪定性，数罪并罚。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区分其保险诈骗是预备还是未遂，关键看行为人是否已“着手”实施保险诈骗行为。这就涉及到如何确定保险诈骗罪的“着手”问题。保险诈骗如何确定“着手”，大体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开始实施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的行为时，即犯罪的“着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以行为人开始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为着手。比较这两种观点，显然后一种观点更为合理。理由是：只有行为人开始向保险公司虚构保险事故，申请赔付保险金时，才可能对保险诈骗罪的所保护法益造成实际的威胁。因此认为王志峰、王志生二人的行为属于保险诈骗未遂的观点是错误的。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骗取保险金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应当予以数罪并罚。如投保人、受益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骗取保险金的，就应当以保险诈骗罪和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但本案并不属于这种情形。因为被王志峰、王志生杀死的被害人刘世伟并非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是王志峰自己。王志峰、王志生杀死刘世伟并焚尸烧屋，只是想以此来制造被保险人意外被烧死的假相，以便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能成为保险诈骗罪的对象(2011)沪二中刑终字第532号

【裁判要旨】保险诈骗罪惩处的是利用商业保险合同诈骗保险金的犯罪行为。由于基本医疗保险是一种社会保险,不是商业保险,因此,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能成为保险诈骗罪的对象。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的,并不禁止追究单位中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单位中的组织者、指使者、直接实施者的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汽车维修单位制造假事故骗取保险金行为之定性(2010)湖吴刑二初字第2号

【裁判要旨】汽车维修单位通过换装旧件扩大损失、故意制造事故、事后购买保险、虚构事故经过等手段,在被保险人不明确知情的情况下,骗取保险公司理赔金的行为构成保险诈骗罪。

《刑事审判参考》第479号案例 徐开雷保险诈骗案

【摘要】

被保险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利用挂靠单位的名义实施保险诈骗行为的，构成保险诈骗罪。

徐开雷保险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徐开雷，男，1974年出生，初中文化，个体汽车运输户。因涉嫌犯保险诈骗罪于2007年3月21日被逮捕。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徐开雷犯保险诈骗罪向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2年6月，被告人徐开雷个人购买了一辆“凤凰”牌重型自卸货车，并挂靠在原无锡市郊区北郊汽车运输队（后更名为无锡市滨湖区北郊汽车运输队，以下简称北郊运输队），牌照号码为苏b17621，并以北郊运输队的名义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锡山支公司办理了盗抢险保险业务，所有上牌、年检、保险的相关费用均由被告人徐开雷个人支出。2005年5月4日，被告人徐开雷将自己购买的上述苏b17621号“凤凰”牌重型自卸货车出售给他人，次日即向公安机关及保险公司谎报假案，称车辆失窃。2005年9月，被告人徐开雷通过北郊运输队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锡山支公司骗得盗抢险保险金63130.97元。

案发后，被告人徐开雷的家属于2007年2月27日代为退出全部赃款，同年3月7日，被告人徐开雷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徐开雷编造未曾发生的车辆失窃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63130.97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保险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支持。本案中，向保险公司投保的保险标的实际所有人系被告人徐开雷，保险费等也实际系被告人徐开雷交纳，被告人徐开雷编造保险事故后，利用北郊运输队而实施的诈骗保险公司保险金的行为，使保险公司财产受到了损失，故被告人徐开雷构成间接正犯，应定保险诈骗罪。被告人徐开雷犯罪后能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徐开雷在庭审中能自愿认罪，其家属已代.为退出全部赃款，确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徐开雷的犯罪性质、情节及悔罪表现，决定对被告人徐开雷予以减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徐开雷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徐开雷未提起上诉，公诉机关也未提出抗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被告人徐开雷是否符合保险诈骗罪的主体?

三、裁判理由

保险诈骗罪，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违反保险法规定，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明确列举了五种保险诈骗的行为，本案被告人徐开雷将货车出售给他人后，向公安机关及保险公司谎报车辆失窃，从保险公司骗得保险理赔金6万余元的行为符合其中“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数额巨大的情形，但被告人徐开雷是否符合保险诈骗罪“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主体要件则有探讨的必要。

本案中，挂靠经营的机动车辆作为保险标的具有特殊性，其所有权名义上的拥有者与实际拥有者并不同一。由于道路运输关涉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涵盖群体面广量大，因此我国对道路运输实行严格的行政管理。在此背景下，实践中客货运输行业广泛存在着挂靠经营的现象。个人想从事客货运输，通常将所购机动车辆挂靠运输企业名下，双方签订挂靠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等内容的挂靠合同，这种广泛存在的经营方式被称为机动车辆挂靠经营，即个人（也就是挂靠者）出资购买车辆而以客货运输企业（即挂靠单位）为车主登记入户，并以其名义进行客货运输经营，由挂靠单位提供适于营运的法律条件，如经营线路、各种营运手续等，并收取相应的管理费或有偿服务费的经营方式。虽然机动车辆挂靠经营方式增强了运输企业的实力，同时又实现了个人从事运输经营、使资金更有效增值的目的，但也使法律关系复杂化，给纠纷的司法处理带来难度，本案犯罪主体的准确认定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认为，本案被告人徐开雷作为被保险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和骗保资金的实际获取人，利用挂靠单位的名义实施的保险诈骗行为，符合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要件，应当认定为构成保险诈骗罪。具体理由如下：

（一）挂靠车辆的实际所有者作为实际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具有直接的保险利益关系，完全可以成为保险诈骗罪的主体。

1.挂靠者作为隐名被保险人和实际投保人，是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实际承受者。依民事公示公信原则，民事权利属于公示于外在的主体，但特殊情况下，同时存在权利的隐名主体，如未登记在册的财产共有人、隐名股东、隐名合伙人、隐名被代理人等，同样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没有对外公示并不影响在一定情况下民事主体对于民事权利的享有。保险合同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同样有可能同时存在形式上的显名主体和实质上的隐名主体。如本案在内的所有挂靠经营方式导致名与实的分离：出于车辆行政管理的现状和实现运输目的的需要，机动车辆登记在挂靠单位名下，但实际由个人出资购买，并缴纳各项运输费用。使得在所有权领域，车辆在名义上归属挂靠单位，而实际所有人为挂靠个人。进入保险领域，车主挂靠的单位自然成为名义上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而实际上，保险标的为挂靠者实际所有，各类保险费用也全部由挂靠者支付，挂靠者应认定为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实质承受主体。

2.对保险标的享有的保险利益实际属于挂靠者。保险利益是指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财产保险的目的在于填补被保险人所遭受意外财产损失的损害，因此“损害是利益的反面”常作为判断保险利益归属的方法，即谁会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受到损害谁就是保险利益的归属方。挂靠经营双方主体与挂靠车辆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关系差异，挂靠单位通常仅负责出面办理各种运营证件、手续，代缴各项规费，向挂靠者收取管理费，并协助实际车主办理有关保险事务。除作为挂名车主外，挂靠单位与机动车辆之间无直接利害关系，即使投保车辆发生损害事故，挂靠单位实际并没有受到财产损失。相反，挂靠者作为车辆的实际所有者和经营者，与车辆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一旦投保车辆发生意外事故，直接财产的损失承受者就是挂靠者。因此，挂靠单位对保险车辆只具有形式上的保险利益，挂靠者对投保车辆才存在着实质的保险利益。

3.挂靠者是实际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根据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是指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与保险人签订合同并向保险人交付保险费的人。从外部显示，无可否认挂靠单位是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但由于所有保险的相关费用均由挂靠者个人支出，合同标的实际归属者、合同权利义务的实际承受者均是挂靠者，因此虽然挂靠单位是与保险人签订合同的名义主体，但挂靠者却是实际隐名合同主体。挂靠者不以自己名义投保，是因为现实需要而与挂靠单位签订协议将车辆登记于挂靠单位名下所致。本案被告人徐开雷实质上符合“具有保险利益”、“交纳保险费”的要件，是实际上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财产保险须为保险财产所有人或经营管理人。被告人徐开雷是保险财产即机动车辆实际上的所有人及经营管理人，与保险财产存有保险利益，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享有实质上的借助显名被保险人的名义获得赔偿的请求权，因此徐开雷属于实质被保险人。

综上，被告人徐开雷作为保险标的的实际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具有直接的保险利益关系，完全可以成为保险诈骗罪的主体。

（二）被告人徐开雷利用挂靠单位从保险公司骗得盗窃险保险金的行为，属于隐名被保险人（实际投保人）利用显名被保险人（名义投保人）名义实施的保险诈骗行为，构成保险诈骗罪的间接正犯。

刑法理论中，间接正犯是指行为人利用他人作为中介实施犯罪行为，其所利用的他人由于具有某些情节而不负刑事责任，间接正犯对于其通过他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完全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间接正犯在主观上具有利用他人犯罪的故意，也就是指行为人明知被利用者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或者没有特定的犯罪故意而加以利用，希望或者放任通过被利用者的行为达到一定的犯罪结果；在客观上，间接正犯具有利用他人犯罪的行为，即行为人不是亲手犯罪，而是以他人作为犯罪工具。因此，间接正犯与被利用者之间不存在共同犯罪故意，间接正犯不属于共同犯罪的范畴。因被利用者不负刑事责任，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应视为利用者自己实施，故利用者应对被利用人所实施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也就是说，对利用不负刑事责任的人实施犯罪的，应按照被利用者实行的行为定罪处罚。同时，这种利用他人犯罪的故意也不同于教唆故意与帮助故意。教唆故意是唆使他人犯罪的故意，帮助故意是帮助他人犯罪的故意，这是一种共犯的故意，以明知被教唆人或被帮助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具有主观上的犯罪联络。而在间接正犯的情况下，行为人明知被利用者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与之不存在共犯关系，因而具有单独犯罪的故意，即正犯的故意。一般而言，间接正犯利用他人犯罪的常见情形有：利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利用没有辨认控制能力的人实施犯罪；利用他人无罪过行为实施犯罪；利用他人合法行为实施犯罪；利用他人过失行为实施犯罪；利用有故意的工具实施犯罪。

本案中，由于具体的保险理赔操作中，保险公司只会受理名义上的被保险人（保险合同签订人）提出的理赔申请。因此，被告人徐开雷在将自己购买的自卸货车出售给他人后，想要实现谎报假案并虚假理赔骗取保险公司保险金的目的必须借助于显名被保险人（名义投保人）北郊运输队来实施，而作为名义上的被保险人和投保人，北郊运输队不知道被告人徐开雷的自卸货车实际上没有失窃，并不明知徐开雷诈骗保险公司保险金的意图，客观上也没有实际获取保险公司的理赔金，所以由于缺乏主观上的共同犯意，因而北郊运输队与被告人徐开雷不构成保险诈骗犯罪的共犯，也就是说，被告人徐开雷单独对其利用北郊运输队实施的骗取被害单位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锡山支公司盗抢险保险金63130.97元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可见，被告人徐开雷利用挂靠单位从保险公司骗得盗抢险保险金的行为，属于隐名被保险人（实际投保人）利用无犯罪故意的显名被保险人（名义投保人）名义实施的保险诈骗行为，构成保险诈骗罪的间接正犯。之所以不将徐开雷借他人之名实施的行为认定为是冒充他人的诈骗行为，而包容于诈骗客观要件内，正是因为本案被告人与被利用人是隐名与显名关系，隐名者利用显名者名义有其合法基础。行为人是实际被保险人的身份，而现实又不允许行为人以自己名义处理事务，即便在实施合法行为时，隐名被保险人的一切意图、行为也理所当然地必须借助于显名被保险人的名义付诸实施。事实上，无论是隐名者，还是显名者都明知对外的名义仅是为了事务处理的便利，隐名者才是事务的具体实施人、受益人，显名者通过提供名义、协助事务的处理等方式对隐名者利用其名义处理约定事务表示默认。也就是说隐名者利用显名者的名义处理约定事务是符合约定的，显名者对此也是明知的，无所谓冒名一说。

综上，法院以保险诈骗罪对被告人徐开雷以保险诈骗罪对其定罪处罚是正确的。

《刑事审判参考》第296号案例 曾劲青、黄剑新保险诈骗、故意伤害案

【摘要】

保险诈骗罪主体、犯罪形态的认定

我们说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这里的“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才可能构成本罪，这是从单独犯罪的角度而言的。但从共同犯罪角度看，我们知道，无上述特殊身份的人完全有可能成为有此身份的人的共犯。换言之，任何人明知被保险人意欲自伤后骗取保险金而仍为其提供帮助行为的，包括帮助其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本案表现为自残）的，尽管该帮助人未参与帮助其进行索赔等事项的，根据共同犯罪的一般原理，仍可成立保险诈骗罪的共犯。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保险诈骗罪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违反保险法规定，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至于实施保险诈骗的方法和手段，刑法规定了五种，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其中之一种，即可构成本罪（同时实施了其中两种以上行为的，仍为一罪，不实行并罚）。

曾劲青、黄剑新保险诈骗、故意伤害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曾劲青，男，1967年10月6日出生于福建省建瓯市，大学文化，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平中心支公司职员，因涉嫌犯保险诈骗罪，于2003年8月15日被刑事拘留，2004年3月5日被逮捕。

被告人黄剑新，男，1961年3月18日出生于福建省南平市，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03年8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日被逮捕。

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曾劲青、黄剑新犯保险诈骗罪、被告人黄剑新犯故意伤害罪，向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曾劲青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黄剑新赔偿经济损失50多万元。

起诉书指控：2003年4月，被告人曾劲青因无力偿还炒股时向被告人黄剑新借的10万元，遂产生保险诈骗的念头，并于2003年4月18日至22日间，在中国人寿、太平洋、平安保险三家保险公司以自己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投保了保险金额为41.8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为了达到诈骗上述保险金及平安公司为本单位在职普通员工投保的30万元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金的目的，被告人曾劲青找到被告人黄剑新，劝说黄剑新砍掉他的双脚，用以向保险公司诈骗，并承诺将所得高额保险金中的16万元用于偿还黄剑新的10万元本金及红利。被告人黄剑新在曾劲青的多次劝说下答应与曾劲青一起实施保险诈骗。之后，由被告人曾劲青确定砍脚的具体部位，由黄剑新准备砍刀、塑料袋等作案工具，在南平市辖区内寻找地点，伺机实施。2003年6月17日晚21时许，二被告人骑车至环城路闽江局仓库后山小路，被告人黄剑新用随身携带的砍刀将曾劲青双下肢膝盖以下脚踝以上的部位砍断，之后，被告人黄剑新将砍下的双脚装入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内，携带砍刀骑着曾劲青的摩托车逃离现场，在逃跑途中分别将两只断脚、砍刀及摩托车丢弃。被告人曾劲青在黄剑新离开后呼救，被周围群众发现后报警。被告人曾劲青向公安机关、平安保险公司谎称自己是被三名陌生男子抢劫时砍去双脚，以期获得保险赔偿。2003年8月13日与15日，被告人黄剑新、曾劲青尚未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即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经法医鉴定，被告人曾劲青的伤情程度属重伤，伤残评定为三级。认定被告人黄剑新、曾劲青的行为均已构成保险诈骗罪，并系犯罪预备，被告人黄剑新的行为还构成故意伤害罪。

被告人曾劲青及其辩护人的辩解及辩护意见均称，没有骗到保险金，其行为不构成保险诈骗罪。

被告人黄剑新及其辩护人的辩解及辩护意见均称，不具备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资格，不构成保险诈骗罪。

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3年4月间，被告人曾劲青因无力偿还炒股时向被告人黄剑新所借的10万元债务，遂产生保险诈骗的念头。被告人曾劲青于2003年4月18日在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南平支公司）以自己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投保了两份太平如意卡b款意外伤害保险，保额为16.4万元；于2003年4月21日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南平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南平分公司）投保了三份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中国人寿卡），保额为18.9万元；于2003年4月22日在其单位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南平支公司）投保了6.5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被告人曾劲青为了达到诈骗上述保险金及其单位平安保险南平支公司为在职普通员工承保的30万元人身意外伤害团体保险金的目的，找到被告人黄剑新，劝说黄剑新砍掉他的双脚，用以向上述保险公司诈骗，并承诺将所得高额保险金中的16万元用于偿还所欠黄剑新10万元债务本金及红利。被告人黄剑新在曾劲青的多次劝说下答应与曾劲青一起实施保险诈骗。之后，由被告人曾劲青确定砍脚的具体部位，由黄剑新准备砍刀、塑料袋等作案工具，在南平市辖区内寻找地点，伺机实施。2003年6月17日晚9时许，被告人曾劲青按事先与被告人黄剑新之约骑上自己的二轮摩托车到南平市滨江路盐政大厦对面，载上携带砍刀等作案工具的被告人黄剑新到南平市环城路闽江局仓库后山小路，被告人黄剑新用随身携带的砍刀将曾劲青双下肢膝盖以下脚踝以上的部位砍断，之后，被告人黄剑新将砍下的双脚装人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内，携带砍刀骑着曾劲青的摩托车逃离现场，在逃跑途中分别将两只断脚、砍刀及摩托车丢弃。被告人曾劲青在黄剑新离开后呼救，被周围群众发现后报警，后被接警而至的110民警送医院抢救。案发后，被告人曾劲青向公安机关、平安保险南平支公司报案谎称自己是被三名陌生男子抢劫时砍去双脚，以期获得保险赔偿。2003年8月11日，被告人曾劲青的妻子廖秋英经曾劲青同意向平安保险南平支公司提出30万元团体人身险理赔申请，后因公安机关侦破此案而未能得逞。经法医鉴定与伤残评定，被告人曾劲青的伤情属重伤，伤残评定为三级。被告人曾劲青于2003年6月17日至7月10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十二医院（以下简称九二医院）住院治疗23天，共花去医疗费10055.05元。

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曾劲青作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伙同他人故意造成自己伤残，企图骗取数额特别巨大的保险金，其行为已构成保险诈骗罪；被告人黄剑新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曾劲青犯保险诈骗罪、黄剑新犯故意伤害罪罪名成立。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曾劲青为实施保险诈骗制造条件，系犯罪预备的指粹不当，因被告人曾劲青通过其妻子廖秋英于2003年8月11日，已向平安保险南平支公司申请金额为3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团险理赔，从其开始申请理赔之日起，系其着手实施了保险诈骗的行为，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骗得保险金，因此，该案犯罪形态属犯罪未遂而不是犯罪预备。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剑新犯保险诈骗罪不能成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属特殊主体，只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另外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为保险诈骗行为人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其进行保险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这是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的主体及其共犯构成要件的严格界定，而本案被告人黄剑新既不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也不是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不具有保险诈骗犯罪的主体资格和构成其共犯的主体资格，因此，被告人黄剑新的行为不构成保险诈骗罪。被告人曾劲青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期满后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但其在实施保险诈骗过程中有30万元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另41.8万元属犯罪预备，依法可予减轻处罚。被告人黄剑新致被害人曾劲青重伤，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考虑系原告人曾劲青叫被告人黄剑新砍去其双脚，原告人曾劲青自己亦有过错，故双方各自承担一半的民事责任。对于被告人黄剑新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黄剑新不具备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资格不构成保险诈骗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理由成立，予以采纳。对于被告人曾劲青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曾劲青未实际骗取保险金，不构成保险诈骗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因保险诈骗罪作为一种直接故意犯罪，其中必然存在未完成形态，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诈骗保险金的行为，不论是否骗到保险金，即不论诈骗是否成功，情节严重的，均可以构成本罪，而本案被告人曾劲青诈骗保险金额达71.8万元，其中30万元属犯罪未遂，另41.8万元属犯罪预备，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曾劲青的行为构成保险诈骗罪未遂，故被告人曾劲青所提该点辩解和辩护人所提上述辩护意见，依据不足，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黄剑新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2.被告人曾劲青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被告人曾劲青所并处的罚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3.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黄剑新应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曾劲青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3492.5元。该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

4.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曾劲青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曾劲青、黄剑新均不服，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诉人曾劲青及其辩护人提出，保险诈骗罪只有既遂才构成，上诉人未领到保险金，且与其共同实施保险诈骗行为的黄剑新原判也未认定构成保险诈骗罪，要求改判无罪。

上诉人黄剑新及其辩护人提出，上诉人黄剑新伤害他人的行为是受曾劲青教唆和胁迫，原判对其量刑畸重。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曾劲青作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伙同他人故意造成伤残，企图骗取数额特别巨大的保险金，其行为已构成保险诈骗罪；上诉人黄剑新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对上诉人曾劲青及其辩护人提出保险诈骗罪只有既遂才构成，其未领到保险金，且与其共同实施保险诈骗行为的黄剑新原判也未认定构成保险诈骗罪，因此要求改判上诉人曾劲青无罪的诉辩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款“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定罪处罚”的规定，上诉人曾劲青已着手实施诈骗人民币30万元的保险金，虽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诈骗未遂，但数额特别巨大，情节严重，应予定罪处罚。而上诉人黄剑新不具有保险诈骗犯罪的主体资格和构成共犯的主体资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上诉人黄剑新的行为不构成保险诈骗罪。故上诉人曾劲青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上诉人黄剑新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对其量刑畸重的诉辩意见，原判根据其犯罪事实和法律规定，对其处以的刑罚适当。故其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亦均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曾劲青、黄剑新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1.被告人黄剑新是否成立保险诈骗罪共犯，构成保险诈骗罪?

2.未实际骗得数额巨大的保险金，是否构成保险诈骗罪?

3.行为人叫他人砍断自己双脚致重伤，加害人应否负刑事责任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4.行为人与他人共谋伤害自己致重伤，是否亦应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裁判理由

（一）对本案被告人黄剑新帮助被告人曾劲青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无需另定保险诈骗罪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黄剑新帮助被告人曾劲青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是否构成保险诈骗罪，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黄剑新虽不具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主体资格，但其明知被告人曾劲青意图实施保险诈骗，仍帮助其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可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另_种意见认为，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属特殊主体。就其单独犯罪形态而言，只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就其共同犯罪形态而言，只有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为保险诈骗行为人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其进行保险诈骗提供条件的，才能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上述是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的主体及共犯构成要件的严格界定，而本案被告人黄剑新既不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也不是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不具有保险诈骗犯罪的主体资格和构成共犯的主体资格，故不构成保险诈骗罪。本案一、二审法院均主张第二种意见，我们认为这一意见值得商榷。理由如下：1.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保险诈骗罪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违反保险法规定，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至于实施保险诈骗的方法和手段，刑法规定了五种，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其中之一种，即可构成本罪（同时实施了其中两种以上行为的，仍为一罪，不实行并罚）。本案被告人曾劲青，作为既是投保人、受益人，又是被保险人的身份，其所实施的保险诈骗的方法显然同时符合其中之两种，即第二项：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编取保险金的；以及第五项：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残骗取保险金的（本案特殊的是并非曾劲青自残制造保险事故，而是请他人伤残自己。保险诈骗罪主体自残后骗保或者请他人“代手”伤残自己后骗保的，均符合上述第五项的本质特征）。因此，本案被告人曾劲青的行为构成保险诈骗罪无疑。2.我们说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这里的“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才可能构成本罪，这是从单独犯罪的角度而言的。但从共同犯罪角度看，我们知道，无上述特殊身份的人完全有可能成为有此身份的人的共犯。换言之，任何人明知被保险人意欲自伤后骗取保险金而仍为其提供帮助行为的，包括帮助其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本案表现为自残）的，尽管该帮助人未参与帮助其进行索赔等事项的，根据共同犯罪的一般原理，仍可成立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就本案而言，被告人黄剑新虽不具备保险诈骗罪主体的特殊身份，但其明知曾劲青意欲实施保险诈骗仍答应并帮助其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帮助自残），共同为曾劲青着手实施保险诈骗制造条件，应可成立保险诈骗罪（预备）的帮助犯。尽管除此之外，黄剑新未再实施其他任何帮助行为。3.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四款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为保险诈骗行为人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其进行保险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该条实质是一项提示性规定，即提示司法者，对上述主体的上述行为，应当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而不能以其他罪如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等论处。该条规定并不意味着，只有上述主体的上述行为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除此而外，其他人为保险诈骗行为人进行保险诈骗提供条件或帮助的行为，就无成立保险诈骗罪共犯的余地。事实上，根据刑法总则规定的共同犯罪的一般原理，我们不仅自然能够得出“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为保险诈骗行为人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其进行保险诈骗提供条件的，应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的结论，而且当然也能得出：除此而外，其他明知保险诈骗行为人意欲进行保险诈骗而为其提供其他条件或帮助的人，同样也能够成立保险诈骗罪的帮助犯。4.就本案而言，我们说被告人黄剑新的行为成立保险诈骗罪的帮助犯，但并不等于说，对黄剑新就必须作保险诈骗罪的定罪量刑，并与其故意伤害罪实行并罚。事实上，在本案中，被告人黄剑新只实施了一个行为，即帮助曾劲青实施自残的行为。该一行为又因同时具备两种不同的性质（一方面是故意伤害了他人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是为曾劲青进行保险诈骗制造了条件）而触犯了两个罪名即故意伤害罪和保险诈骗罪（犯罪预备中的帮助犯），系想象的竞合犯。按照想象的竞合犯的从一重处断原则，显然对被告人黄剑新只应定故意伤害罪一罪即可，而不宜作双重评价，以故意伤害罪和保险诈骗罪进行并罚。综上，我们同意一、二审对被告人黄剑新的最后的定性意见，但对判决书中的说理部分我们却不能苟同。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残，骗取保险金的，同时构成故意伤害罪和保险诈骗罪的，应当予以二罪并罚。我们认为，就本案被告人黄剑新而言，并不属于上述应当并罚的情形（理由后面有述）。

（二）保险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

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列举的五种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情况，均为既遂行为，构成保险诈骗罪。但对保险诈骗未得逞即未遂，是否需要定罪处罚，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曾劲青是否构成保险诈骗罪，有两种分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保险诈骗犯罪是结果犯，行为人必须实际骗取了保险金，如果行为人实施的保险诈骗行为及时被揭穿，没有实际取得保险金，其行为性质只是属于保险违法行为，只有对那些实际取得了保险公司赔付的保险金的行为，才能追究刑事责任，故认为保险诈骗未遂，不构成保险诈骗罪。另一种意见认为以骗取数额巨大的保险费为目的，虽因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也可以构成保险诈骗罪而予以定罪处罚。一、二审法院均主张第二种意见，我们认为是恰当的。首先，保险诈骗罪确是结果犯，但所谓结果犯仅是就犯罪既遂标准而言的。已经着手实施保险诈骗，但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系保险诈骗未遂。既遂犯需要定罪处罚，至于未遂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可见，我国刑法对未遂犯的处置原则是一般需要定罪处罚，只不过可以比照既遂犯相应从轻或减轻处罚而已。本案被告人曾劲青已通过其妻子着手向保险公司索赔，只是因为公安机关及时破案而未得逞，构成保险诈骗罪未遂犯，根据上述原则需要定罪处罚。其次，根据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款规定，“已经着手实行诈骗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该《解释》虽已失效，但却不失参照作用。该《解释》的精神实质在于说明，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等，应当定罪处罚，至于诈骗目标数额较小等情节并不严重的诈骗未遂情形，可不予再追究刑事责任。保险诈骗罪在刑法修订前也是诈骗罪之一种，两者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参照上述《解释》规定，本案被告人曾劲青意图进行保险诈骗目标数额高达71.8万元，其中30万元属未遂，41.8万元属预备，应属情节严重，理应予以定罪处罚。

（三）行为人叫他人砍断自己双脚致重伤，加害人应负刑事责任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本案被告人黄剑新在被告人曾劲青的请求下持砍刀将曾劲青双脚砍断致重伤，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黄剑新是否应承担故意伤害罪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有两种分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曾劲青为达到保险诈骗的目的叫被告人黄剑新砍去其双脚致重伤，伤害只是作为一种骗保手段，与一般的故意伤害不同，黄剑新并无伤害曾劲青的动机，只是在曾劲青的请求下才砍去曾的双脚，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黄剑新在曾劲青的请求下持砍刀将曾劲青的双脚砍断致重伤，符合刑事有关故意伤害罪的规定，应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一、二审法院均主张第二种意见，我们认为这也是恰当的。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规定，只有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这两类行为，才属于排除犯罪性（或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至于应被害人邀请而实施的杀、伤被害人或帮助杀、伤被害人的行为，如实施安乐死、杀死被害人，伤残被害人、帮助自杀、自残等，因不具有法定的排除犯罪性行为的属性，本质上仍然是犯罪行为，行为人仍应负刑事责任。刑法第三十六条也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根据上述规定，尽管本案中被告人黄剑新是在被害人曾劲青的一再要求下才将其双脚砍断致重伤，但让其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人的生命和健康是宝贵的，法律不容许一个人违法地实施任何杀、伤他人的行为，包括应他人邀请的杀、伤行为。

如上所述，接受被害人邀请而实施的杀、伤被害人或帮助杀、伤被害人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那么应当承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呢?目前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尚无明确规定。就本案的刑事责任部分而言，被告人黄剑新故意砍断曾劲青双脚致其重伤且伤残等级为三级，看似属于“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似应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死刑”这一法定刑幅度内量定刑罚。但考虑到本案的情况，即使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黄剑新十年有期徒刑仍显畸重。因此，我们同意对本案被告人黄剑新应以故意伤害罪在法定刑幅度以下减轻处罚。问题在于，对本案被告人黄剑新而言，并无法定的减轻情节，因此，要不要依照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报最高法院核准，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审判实践中，对应被害人邀请而实施的杀死被害人或帮助杀死被害人的行为，一般都可通过适用故意杀人“情节较轻”这一法定刑幅度（三年至十年有期徒刑）来解决。但故意伤害罪中却偏无类似的规定。因此，对应被害人邀请又属于以特别残忍手段伤害被害人致其重伤并造成严重残疾的情况（本案就是如此），能否径行在法定刑幅度以下作减轻判决，就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就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部分而言，鉴于本案被害人曾劲青系自己叫黄剑新砍断其双脚，本身具有相当的过错，亦应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故原审法院判处黄剑新仅承担赔偿被害人曾劲青一半的经济损失，应该说是比较妥当的。

（四）行为人与他人共谋伤害自己致重伤，行为人无须与致害人一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系一起罕见的以自残方式为手段骗取保险金的保险诈骗案，被告人曾劲青既是投保人、受益人，又是被保险人，被告人曾劲青与被告人黄剑新共谋伤残自己以骗取保险金，而黄剑新也按事先共谋的方案持砍刀砍下曾劲青的双脚致其重伤。按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被告人曾劲青的行为表面上看似符合上述规定，但事实上，法律不能阻止任何人自伤、自残或自杀，更无法对任何实施自伤、自残或自杀行为的人设定并追究其刑事责任（除非法对特别的人有特别的规定如军人战时自伤、自残以逃避义务的）。显然，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并不适用本案的情况。对被告人曾劲青不能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并与其保险诈骗罪实行并罚。公诉机关未对被告人曾劲青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原审法院也认为被告人曾劲青不构成故意伤害罪。这样的结论自然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