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阻碍执行职务的暴力袭警行为如何处理？

倘若认为《》第277条第1款是普通条款，第5款是特别条款，袭警罪的成立就以符合第1款的规定为前提。但从法条表述来看，第5款并没有像第1款那样，明文要求“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如果说第1款的“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只是对行为时间与对象的要求，而不是对行为结果的要求，即第1款规定的是抽象危险犯，那么，第5款与第1款只是文字表述上的差异。但在本文看来，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规定了暴行罪、胁迫罪的德日刑法中，由于的法定刑只是略高于暴行罪、胁迫罪，所以，只要针对公务员实施的暴力、胁迫具有妨害职务执行的抽象危险，就可以说明妨害公务罪法定刑的合理性。即便如此，有力的观点也要求暴力、胁迫达到足以妨害公务的程度，以免去对公务员特殊保护之嫌。而在我国刑法没有规定暴行罪、胁迫罪的情形下，如果将妨害公务罪理解为抽象危险犯，无异于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人身实行明显高于一般人的特殊保护，似有不当。只有将妨害公务罪理解为具体危险犯，才能为妨害公务罪提供妥当合理根据。

从第277条第1款的规定可以看出，“以暴力、威胁方法”是手段行为，“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是目的行为与结果。“对依法执行职务形成了“阻碍”，意味着给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设置了障碍，导致执行职务更为困难，但不要求客观上导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不可能执行。所以，在我国，妨害公务罪是具体危险犯，而不是抽象危险犯。

由于我国刑法第277条第1款规定的妨害公务罪是具体危险犯，所以，不能将第277条第1款的构成要件理解为“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时，对之实施暴力或者威胁”，而应理解为通过使用暴力、威胁方法使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或者难以依法执行职务。

所以，一方面，行为人所阻碍的只能是具体的职务行为，否则不可能产生妨害依法执行职务的具体危险。例如，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一般性会议的过程中，行为人对之实施暴力或者威胁的，不应认定为妨害公务罪。另一方面，只有正在执行职务的行为，以及准备立即着手执行职务的行为，才是妨害公务罪的阻碍对象。反过来说，如果职务行为已经执行完毕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正在中途休息时，行为人的暴力、威胁行为不可能成立妨害公务罪。例如，在工商管理人员调查个体商贩是否正在销售伪劣产品时，行为人对工商管理人员实施暴力，导致调查行为不能或者难以进行的，成立妨害公务罪。但在工商管理人员做出处理决定后准备返回单位时，行为人对工商管理人员实施暴力的，由于该公务已经执行，对行为人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妨害公务罪，只能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

由于我国刑法第277条第1款规定的是具体危险犯，作为特别条款的第5款，其适用必须以符合普通条款为前提，而抽象危险犯不可能符合具体危险犯的构成要件，所以，第5款的适用以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为前提。换言之，只要承认第5款是第1款的特别条款，就必须增加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倘若行为人虽然对警察实施暴力，但并没有阻碍警察执行职务的，则不成立袭警罪，亦不成立妨害公务罪，只能给予治安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