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人犯罪的对称。个人犯罪，是指以自然人为主体的犯罪。而单位犯罪是以单位为主体的犯罪。我国1979年通过的旧没有涉及单位犯罪问题，因为当时在现实生活中还不存在单位犯罪这种社会现象。这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单位尤其是企业、事业单位没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缺乏应有的独立性，成为行政的附庸。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简政放权，赋予企业、事业单位更大的自主权，并使其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直接面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企、事业单位有了其特殊的利益。不仅企、事业单位，而且国家机关以及有关团体也摆脱了以往完全吃大锅饭的状况，实行财政包干。除基本经费由国家下拨以外，往往还需要自筹资金。尤其是本单位工作人员福利待遇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单位的创收。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正如我国学者谢勇指出：法人犯罪的现象之所以存在，究其实质即在于现阶段社会生活中局部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正日益超出原有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直接冲突的模式，而更多地代以特定团体与社会整体的利益矛盾（2）。在这个意义上说，单位犯罪的大量出现，是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利益调整的必然产物。例如，进入80年代以后，活动法人化，形成了我国当前走私活动最突出的特点。所谓走私活动法人化，是指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包括设在境外的中资机构等）的法人单位走私犯罪活动日益严重。根据海关部门统计，在1984年至1990年7年中，海关查获法人走私案件的案值数占走私案件总值的平均比例为60%以上。并且，自1988年以来，这个比例又开始回升呈现持续增长趋势（3）。在这种情况下，1988年《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开启了我国刑事立法规定单位犯罪之先河，因而具有重要意义。此后，随着单位犯罪的蔓延，我国刑事立法中规定的单位犯罪的罪名也急剧增加。根据我国学者的保守统计，在刑法修改之前，单行法规定的单位犯罪的罪名已49个之多，几乎占到全部罪名的1/5（4）。因此，在刑法修改中，增加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已是势在必行，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规定。
    单位犯罪，早在罗马时期就有了原则性规定，但这种现象直到19世纪末，当某些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后，才引起刑法学者的注意。单位能否作为犯罪主体，西方国家的观点并不一致。大陆法系的多数国家以“个人刑罚观”为根据，坚持罗马法的“社团不为罪”的原则。如西班牙宪法明文规定“刑事责任及个人责任”。英美法系的主要国家认为，法人是现实存在的主体，可以成为犯罪主体。英国十九世纪末的法令中明文规定“适用刑法若无特殊规定，法人一律科罚”。尽管如此，西方国家刑法理论界关于“单位犯罪”的见解至今还是莫衷一是，争论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