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立方：立功制度是我国刑事法律中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其设立宗旨在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通过犯罪分子的立功行为侦破案件、惩罚犯罪，本质上属于一种功利性的刑罚制度。在中，司法机关已经掌握了共同犯罪的事实，同时，《》第九十三条要求履行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的义务。在共同犯罪案件的侦查中，同案犯的基本情况，包括同案犯的姓名、住址、体貌特征、联络方式等是侦查人员的讯问内容之一，属于犯罪嫌疑人应如实回答的内容。犯罪嫌疑人提供同案犯的基本情况，仅仅是履行了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而不是协助抓捕同案犯。因此，《意见》第五条规定，单纯向司法机关提供上述情况的，不能认定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犯罪分子不构成立功。但是，如果犯罪分子根据司法机关的安排，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将其他同案犯所处位置予以明确，从而使侦查机关抓获其同案犯的，该行为则超出了被告人应当供述的内容，应当认定为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表现。在《意见》中，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分为四种具体情形，即（1）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以打电话、发信息等方式将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约至指定地点；（2）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当场指认、辨认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3）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4）提供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联络方式、藏匿地址。但是，基于犯罪行为的复杂性、多样性，法律规范不可能穷尽所有协助抓捕同案犯的行为类型，需要审判人员在审判实践中予以个案认定。本案中，被告人李晓光不但如实供述了同案犯的基本情况，而且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接受讯问的同时，通过电话指引侦查人员到吴江住处将其抓获，与其本人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吴江的行为性质和效果无异。因此，尽管李晓光本人未亲身到场，但其行为与第三种情形即“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实质上的等同性，符合立功制度的价值取向和设立该制度的立法本意。因此，法院认定李晓光的行为构成立功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对重大立功的认定，《解释》提出了明确的标准。根据规定，犯罪分子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而“重大犯罪嫌疑人”的标准，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以上刑罚或者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等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