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被指控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检察院指控J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下称“非吸”）5500余万，仅还款460余万，L是J公司的董事长，被列为第一被告。
按目前成都法院对非吸的量刑尺度，每一千万一年刑期，L的刑期至少五年以上，且作为第一被告，通常情况下刑事责任最重。然而，面对罪名指控，L却觉得冤枉。
L的委屈并非没有道理，他有正当职业，而且收入不低，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和犯罪沾上关系。
(一)
L经人介绍认识了X，X从事金融行业，据说做的很好，很多人把钱借给X，能得到不低的利息。X谈到自己能付高息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有很多企业发展需要资金，愿意出高息向人借款，X的业务，就是一方面找需要钱的企业（也称“项目”），另一方面从社会上找人投钱（也称“融资”），作为资金的中介，从两边利息差中赚取差价。
X建议L成立一家投资公司，专门经营这项业务，X不投资，但负责公司经营。L和几个朋友认为X做金融很有能力，开公司也有前景，J公司就这样成立了。由于一直认为X能力强，金融做的好，L把自己和亲友的钱借了不少给X和公司。
L虽然有董事长的名衔，但只是挂职的虚名，对公司业务既不管理也不了解。公司业务全部由X负责，寻找项目和融资款的使用也都由X支配。
没想到公司经营一段时间后，还款开始出现困难，一些投资人陆续找上公司要钱，L也因此受到人身威胁。
这时，L才从X处了解到，公司先后融资了几千万的款项，借出去的投资项目很多都无法收回。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要么对方确实还不上，要么遇到了赖账的，而公司要向投资人归还资金，只能通过更多的融资来弥补，用新融资的钱来填补前期的借款。由于没有持续的盈利供给，融资的黑洞越来越大。为了融到更多的资金，X又编造了一些假的投资项目，直至再也无法偿还。
L得知实情后，一方面到公安报案，将J公司情况做了说明。另一方面，自己又牵头组织追回几百万债权，自已还垫付了一些资金。L和几位股东退出公司，X承认公司欠款由自己负责，L以为自己应当没有什么责任，结果没想到自己和公司的其他股东，都因此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被告人。
（二）
虽然L觉得冤枉，但从刑法规定来说，L等人的行为确实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至少在退出公司之前，要对公司的非吸行为负责。在没有吸收资金的法律资质（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不属于具备吸收资金的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向多人吸收资金的行为确属犯罪，在刑法定性上不存在争议。
如果资金未按投资时的承诺进行使用，存在欺骗行为，则一般按集资诈骗行为处理。
我问L怎么这么放心，向X借出大额资金？L说，X是自己认识的人中，最积极还钱的人，只要他有，不会欠账。
我又问，公司做这么大的业务，有没有请律师做法律顾问？L说有。
对于顾问律师是否了解公司的业务模式，回答也是肯定的。我再问律师怎么看这个业务，有没有提示过业务的刑事风险？L说，律师说这是金融创新，是政府支持鼓励的民间借贷，而法律顾问的支出，是一年八万律师费（律师专业不同，只做民商事的律师，确实有可能无法判断刑事法律风险）。
马静华老师（马老师是刑辩方面的专家律师）和我共同作为L的辩护律师，根据审计鉴定材料，我们发现检察院计算归还的资金数额存在错误，经过重新计算，J公司实际归还的资金本息远不止400余万，而是3000余万，超过吸收资金的半数以上。此外，公安在正式立案之前L已经报案，应构成自首，属量刑的从轻、减轻情节（检察院未认定自首情节）。同时围绕L在J公司的地位作用和社会危害性大小，提出L属于从犯，应从轻、减轻量刑的辩护意见。
一审经过三次开庭，认定L属于从犯，结合其他量刑情节，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三）
宣判的那天正好六一，此前虽然我们一直告诉L，作为第一被告，想得到缓刑处罚（不收监关押）并不乐观，要做好家庭和工作的安排，但被羁押的那一刻，显然他仍然没有做好准备。
宣判后法官让律师留下，告诉我们他在宣判前十来天里都不能成眠，也充分考虑了律师意见。面对多名投资不能收回的受害人，法院必须平衡造成的社会影响，对投资人有所交待。二年的刑期，对于受害人来说，可能觉得处罚太轻，而对L等人又可能觉得冤枉，处于相对公平的考虑，是他做出判决的原因。
法院如何做出判决，本没有向律师说明的义务，法官请我们理解的态度也让我感动。尽管判决并无错误，辩护也不算失败，但L承受的后果无疑是沉重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目前虽仍属于刑事犯罪，但在民事法律中，对民间借贷早已有了法律依据和调整规。换句话说，单一公司或者单个自然人相互借钱的行为属于民间借贷，而向社会多人（即向不特定人员）借钱的行为，无论是中介还是使用资金的一方（如果缺乏吸收资金的审批资质），都涉嫌构成非吸犯罪。
然而，非吸犯罪有别于普通犯罪，它不同于盗、抢一类犯罪，从生活常识和经验中可以得到判断，在民间借贷被提倡、甚至被支持、鼓励的大环境下，非吸犯罪的被告人往往没有主观欺骗投资人的故意（与集资诈骗相区别）。
何况本案中，L请的顾问律师也没有认识到刑事风险的问题。在非刑事专业的律师也会把“非吸”错认为是“民间借贷”“金融创新”的情况下，如何苛求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普通人能够区别该行为是刑事犯罪呢？
此外，投资回报正常时或者投资款能够返还，非吸案件通常不做犯罪追究，而一旦投资的钱收不回来就引发刑事追责。投资行为本属商业行为，任何商业行为都存在投资风险，只要不是欺骗性骗取投资人钱款，对商业投资失败进行刑法保护，本身就失之恰当。
既然非吸目前仍属犯罪，在此类案件中，面对众多资金受损的投资人，法官就不得不考虑判决造成的社会影响和稳定后果。不判实刑，似乎无法向投资人交待，判的太重，又对被告人显失公平，那么，判的少一点，似乎是兼顾投资人感情和被告人的利益的唯一途径。
（四）
以“服众”、社会稳定为导向的判决，最终只能以损害被告人的公平为代价。L投钱了，损失了，被骗了，还要蹲二年监狱，而投资的受害人大概也觉得愤愤，钱没拿回来，钱到哪里了也不知道，公司董事长才判了两年！
“服众”只是一种假象，在量刑恰当和服众之间，真实的矛盾被掩盖了。
非吸案件的被害人，关心的问题是钱去了哪里，为什么拿不回来，投资遭到了商业失败，还是被人欺骗、钱财被人挥霍？
投资失败是商业规则使然，即便被告人非吸行为在现有刑法规定下仍属非法，但视情节轻重，多数作从轻、减轻的处罚亦属正当，而后一种情形，欺骗投资人财物，是刑法应当坚决打击的对象。
然而在法庭审理中，焦点在于被告人是否犯罪，犯罪情节的轻重，受害人关心的问题基本被排除在审理之外，对被告人从轻量刑，考虑首先不是罪当其罚，而是被害人不理解，引发上访事件怎么处理。而在受害人关心的问题没有示明的情况下，又怎么能得到他们的理解呢？
当然，把板子打在法官身上是不合理的，刑事审判的证据，是由公安收集，检察院审查后认为需要刑事追责，才会递交到法院。没有公安、检察院提供证据，法庭审理时，就无法向受害人展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更清楚地示明被告人的责任。
我以为在这一点上，公、检、法及其律师都负有共同的责任。很难想像没有受害人理解的审判，受害人怎么能接受对被告人的轻罚？
被告人一旦判刑，就失去社会评价中自我辩解的余地——你没有做坏事，法院怎么会判你刑？其实也许真没有做坏事，只是做了不正确的事，然而，谁能保证只做正确的事呢？
一审宣判后L放弃上诉。我去看守所见他，他告诉我，别人无不感慨他的刑期：你才判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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