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赵晓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阮致远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狱贵初情”是一种司法程序上的经验。“初情”是司法对刑事案件最先掌握的情况，“初情”为其后的司法程序提供了最原始、最直接的依据，依据“狱贵初情，事久生变”的经验，尤其经手环节越多，狱情则更加难以接近真实。
传统与现代的法律文化，其依托的社会制度、价值目标等虽不相同，但在定分止争、追求社会和谐等方面，二者有相似之处，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的司法经验或许能为现在的司法提供借鉴。
“狱贵初情”是古代司法官员在获取案件真实过程中总结出的司法经验。在唐代之前，司法中有“狱贵情断，疑则从轻”的说法，强调治狱时着重考量常识常理常情等情况。宋代以后，法司愈加强调对于案件原始事实的关注，“狱贵初情”逐渐成为法司办案不易之常经。
“狱贵初情”的形成
宋代士人注重研习法律，司法检验水平比前代大为提升，治狱经验更为丰富。北宋刑官宋若谷尝曰：“狱贵初情，每有系狱者，一行若干人，即时分牢异处，亲往遍问……许以初问讯所得语，列疏姓名左方，其后结正，无能出初语者，盖人乍入狴犴，既仓卒又异处，不能相谋，此时可以得其情耳，狱贵初情此要道也”（《仕学规范》）。宋若谷不仅提出“狱贵初情”之观念，还详细阐述了获取“初情”之法。从办案方式而言，需要治狱之人亲力亲为，详细记录现场细节。通过对犯人心理活动的分析，认为刚被分开关押的犯人，仓促之间难以相谋，又来不及思考太多情况，因此容易获得实情。南宋时，《洗冤集录》的作者宋慈亦强调“初情”的重要性：“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每念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著”（《洗冤集录》序）。宋慈认为案件的审断，最为关键之处在于“发端”，而探究“初情”的重中之重则在于检验。元代的张养浩谓：“狱问初情，人之常言也。盖狱之初发，犯者不暇藻饰，问者不暇锻炼，其情必真而易见，威以临之，虚心以诘之，十得七八矣。少萌姑息，则其劳将有百倍厥初者”（《牧民忠告·狱诘其初》）。张养浩认为“初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案件初始，犯人与司法官员都不易隐瞒真实情况，通过威严与公正的审问，能够获得案件大体的情况。若未做到“及时”，其劳百倍矣。
明清两代亦强调“狱贵初情”之观念，并在前代基础上又有一定程度之发展。明代吕坤言：“狱贵初情，谓犯事之始，智巧未生，情实易得，数审之后，买免多方，机械杂出是矣。须知初勘者何官，果检验者掌印正官乎？识见精明乎？持法廉正乎？鞫狱虚慎乎？则初情乃确案也……”（《吕坤全集·风宪约》）吕坤不仅肯定了“初情”更符合客观事实，又为如何获得“初情”提出了方法论上的检验标准，即对勘查者的身份、道德素养、讯问流程等内容提出要求。
清代对于法律的研究达到新的高度，出现了较多与法律、诉讼有关的专门知识。清代著名的“良幕循吏”汪辉祖曾提出：“刑以创之愈久，而愈失其真，古云：狱贵初情，一犯到官，必当详慎推求，毕得其实，然后酌情理之中”（《学治臆说》）。“狱贵初情，县中初报，最关紧要。驳诘之繁，累官累民，皆初报不慎之故，初报以简明为上，情节之无与罪名者，人证之无关出入者，皆宜详审节删”（《佐治药言》）。汪辉祖在回顾三四十年理讼经验时，认为“狱贵初情”的关键在于得到准确、真实的案件情况。但另一方面，对于司法者而言，必须对“初报”的内容和形式予以重视。“初报”需要谨慎，具有相关性，并尽量简明，以防法律漏洞的出现。
至民国之时，司法体制与传统社会有所不同，但“狱贵初情”仍为司法官吏所提倡。徐世昌在《将吏法言》一书中曾谓：“狱贵初情，伤凭细检不可有不尽之心，不可有不殚之力，迟则变生，速则事定案。今分设审判、检察二厅，而检察为审判之根，故检察尤宜详慎也。”
综上所述，“狱贵初情”的观念不断被历代司法者所强调，在各代司法官对治狱实践的总结中，具体的内容也逐渐丰富，也愈加可操作化。
“狱贵初情”在司法中的功能
“狱贵初情”是一种司法程序上的经验。“初情”是司法对刑事案件最先掌握的情况，要求司法官员对于“狱情虚心研察，情伪乃明，信人信己皆非也”。“初情”为其后的司法程序提供了最原始、最直接的依据，依据“狱贵初情，事久生变”的经验，尤其经手环节越多，狱情则更加难以接近真实，也即汪辉祖所言的：“多一情节，则多一疑窦，多一人证，则多一拖累。”
在具体的程序上，清人王士俊提供了经验：“狱贵初成，伤凭细检不可有不尽之心……惟于当场研取确情，从未在堂录囚。一遇命案，单骑前赴，兼裹数日粮，从仆二人，刑书二人，干役二人，快头一人，仵作一人，皁隶四人，不令远离一步，以杜私弊，公案离检所不过丈余，至则先问两造口词，即令仵作同两造及地保公同检验，不厌其详，所报伤迹详录草单，俟三词合同，方亲至检所，逐一加验，稍有疑惑，令仵作再验，果见伤迹凶具相符，然后亲注伤单，如犯证俱齐，即先录邻右口词，再录证见，再录死者之亲众，供画一始，取凶犯口词”（《折狱龟鉴补》）。上述的操作具体可行，既强调“狱贵初情”的重要性，又强调获取“初情”之时应当谨慎细致，对人员调配、伤凭检验、调查问询等各项程序应安排妥当，事无巨细，再依照与案件的相关性，反复核对确认。
理论上，司法官员若能够严格遵循“狱贵初情”之具体操作，或许能够达到掌握真实案情，为准确量刑提供事实支持的积极结果。加之，古代为了避免错案的发生，规定了严格的覆审制度。发展至清代，命盗重案的覆审成为由州县至督抚再至刑部覆核、皇帝钦准的较为严密的“逐级审转覆核”制度。但司法实践中，当命案进入刑部后，刑部对于案件的审理大都围绕地方所审查的“事实”进行。地方官为了避免自己的判决被上级官员驳诘，“初情”就不再是原本的“详慎推求毕得其实”的案件真实，而是经过裁剪的“初情”。正如清代“名幕”王又槐所言：“然若不论是非虚实，一概全叙上司，以狱贵初情，日后反致驳诘，必费无限洗刷矣。故无论何等事件初详未岀，即要打算此案日后如何归结，不致棘手，务求妥协而后行，则案自易结”（《刑钱必览》）。一旦案件事实经过剪裁，就违背了“狱贵初情”之原意，成为引发清代诸多冤假错案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狱贵初情”能对案件的实质判断提供依据。《论语·子张》载：“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古代司法一直强调“得其情”，即对案件真实的探知。在古人观念之中，案件的真相是能够被彻底还原的，且古人始终坚信法官能够还原案件的真实情形。
正是因为“初情”强调的是事实原初之状态，较少后人之修饰，因此能更加接近真实的状态。所以相比于后来发现的证据，“初情”更能为还原案件真实提供依据。而“初情”对于案件事实的复原，主要依赖于口供与客观存在的证据。古人重口供，“口供”不仅包括被告人的供述，亦包含原告和证人的陈述。但重口供并不意味着传统司法裁判不采用其他证据，宋代出现的物证、现场勘验、尸体检验的系统性专著即为古人重视客观证据之明证。在古人的观念之中，相比于静态的证据，口供能够直接完整还原案件全貌，只要能辨别口供真假，所构建的案件事实即可以体现。案件事实的准确，关乎法律定性的正确，因此，获取真实的口供，也是“狱贵初情”所期望达到之目的。除了依据“初情”获得的口供之外，案件的真实情况更需要结合常识常理、人情伦理等“情理”因素综合判断。上级官员往往也会在口供上找出破绽。例如，清人张泰交在《受祜堂集》所载“驳勘杨振先命案”中，杨振先夜间至顾西令家盗米，被顾西令殴死。该案至府审时，通过一婢女口供，法司认定顾西令因勾引杨振先之妻董氏，被杨振先归家撞破，才将其殴毙。但该案至按察司覆审时，就在口供中发现破绽。查“告县原状……夫狱贵初情，董氏原状原供皆称十七之夜，身在母家，迨后历讯不移，而谓其‘宣淫撞破’，可乎？”又查顾西令已七旬之外，有寻花问柳之事不符合“情理”，则要求下级官司“遵照指驳情节，研讯确供”。
“狱贵初情”在司法中的价值
显然，要想彻底还原已发生案件客观、真实、完整的案件事实，古今皆无可能。但俗话说，实不能至，心想往之。古人从治狱经验中，已认识到尽早对案件情况进行调查，能够较全面地接近客观事实、还原案情，因此总结出了“狱贵初情”的经验。从“狱贵情断”到“狱贵初情”的发展，就是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发现依据“人情”“情理”等主观因素断狱并不如依“初情”断狱更为准确，因此，古人强调对“初情”的重视。而对于“初情”的采信和强调，也能够为审判和覆核案件提供原始、客观的依据。
若换一个角度，“狱贵初情”要求司法官“迟则变生，速则事定”，那对于这种“速”与“事”是否应当设定一个标准？例如，案发后多久才能算是“初情”？“初情”应完成之“事”是否应当有具体的要求？设定这些标准之后，是否会产生某种负面的作用？若有，这种负面作用会不会甚于不设这个标准？古人的经验也尝试解答这个问题。以清代为例，虽立法上未对“初情”的时间设具体标准，但每个案件都有严格的审限和覆审层级，案发后需要尽快处理，司法官员为了避免承担错案的司法责任，逐渐违背“狱贵初情”初衷，依据经验对案件“初情”进行裁剪，以求能够通过层层覆审，从而酿成了一些冤假错案。
近三十年来，我们比较重视借鉴西方法律经验，或许相对忽视从自身的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经验。传统与现代的法律文化，其依托的社会制度、价值目标等虽不相同，但在定分止争、追求社会和谐等方面，二者有相似之处，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的司法经验或许能为现在的司法提供借鉴。现在司法判决的主要依据是事实和法律，而对于事实的认定主要依靠证据。如何获取和采信证据，“狱贵初情”或许能提供一种经验。证据在诉讼过程中，容易产生自然或人为的变化、损坏甚至灭失。所以尽可能获得最原始的证据，有助于掌握真实发生的情况，作出公正的裁判。在证据采信上，在先的、未经过加工的证据或许能够更加接近客观真实，应当优先予以采信。
另一方面，对于制度的设立，应当有更为周密和细致的考量。当尝试给“初情”设定一个标准时，立法上所关注的不应仅是某一具体的时间点或是完成某些事项，而更应关注对案件真实的掌握情况。从制度执行和运行监督上看，设定标准确实能够更好地执行，也更能对司法人员进行监督。但对于这种标准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和否定结果，更值得我们考量和深思。在清代的司法实践中，当“初情”从“案件原始事实”变为“裁剪的事实”时，就是司法官在应对繁复的覆审制度时，为避免司法责任而不得不形成的另一种司法“经验”。立法的考量不应当只有有利的一面，或许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也值得进行考量，若制度的实际运行需要各种司法“经验”应对，制度本身也许不无深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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