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检察日报》，2016年7月20日第3版。
作者：徐清 刘鑫， 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事前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犯罪分子通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以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犯罪的共犯论处。然而何种情形属于“事前通谋”，实践中存在较大分歧。笔者认为，对此可把握以下两点：
首先，“事前通谋”要求在犯罪既遂前形成意思联络。法律只调整人的行为，而不调整人的思想。因此，“事前通谋”客观上应体现为一定的行为，而不是一种心理状态。具体而言，盗窃、抢劫等正犯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人之间应就犯罪后如何窝藏、转移、收购赃款赃物等进行相互沟通，达成意思联络的行为过程，实质是共犯故意的形成和外显。在行为外观上，表现为共犯之间的沟通联络行为；在认识因素上，不仅正犯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将得到帮助犯的支持；而且帮助犯也认识到自己将为正犯提供帮助；在意志因素上，都决意参与共同犯罪，并希望或放任犯罪后果的发生。
其次，将正犯与窝藏、转移、隐瞒赃款赃物行为人之间的事前联系不加区分地认定为“事前通谋”，会陷入重刑主义的泥潭。盗窃、抢劫、诈骗等侵财类犯罪行为人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为人的犯意完全不同，前者的犯罪故意是非法获取他人财物，而后者的犯罪故意是通过收购、转移犯罪所得、犯罪收益赚取利润，把客观上对侵财类犯罪的事后帮助，但犯罪故意完全不同的两个独立行为不加区分地认定为共同犯罪，属于典型的客观归罪。实践中常见的“盗销一条龙”案件中，一些侵财类犯罪嫌疑人往往同时联络若干收赃人告知有赃物出手，比如一名盗窃者同时告知收赃人甲乙丙自己将去盗窃，甲乙丙概括承诺予以收购，后盗窃者分别卖给甲乙丙，此时以“事前通谋”为由认为甲乙丙与盗窃者成立共同犯罪，对盗窃总额负责恐怕让人难以接受。若侵财犯罪的行为人事先透露了具体明确的犯罪对象，如金银首饰、车辆、铁矿石等，并且和收赃人就赃物价格、收赃地点、收购方式等具体的窝藏、转移、收购方式达成合意的；或者明知行为人有侵财犯罪前科，主动提出“买”东西，诱发或强化犯罪决意的，才应认定“事前通谋”，与正犯成立共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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