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等权威专家学者解读《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

1、犯罪数额认定标准一览表

2、最高院刑二庭庭长裴显鼎权威解读

3、阮齐林《依法从严惩治贪污贿赂犯罪》

4、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林维《贪污如何适用》

最新贪污贿赂刑事案件犯罪数额认定标准一览表

最高院刑二庭庭长裴显鼎权威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摘要）

（2016年4月18日）

最高院刑二庭庭长 裴显鼎

一、人民法院审理职务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

司法审判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惩治腐败的最后一道程序。对腐败分子，能不能定罪，判多重的刑罚，最终要由人民法院的裁判来一锤定音。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人民群众惩治腐败的愿望，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人民法院的定罪量刑来实现。近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审判了一大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依法惩治了包括周永康、薄熙来、刘志军、蒋洁敏等一大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有力推动和保障了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据统计，2013年至2015年，全国法院一审受理贪污贿赂案件81805件，审结69017件，生效判决人数73158人。人民法院对这些案件的依法审判，既彰显了中央惩治腐败犯罪的坚定决心，也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

二、《解释》的制定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从严惩治腐败放在突出位置，把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重要任务，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反腐败无禁区，“老虎”“苍蝇”一起打，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交口称赞。同时，我们注意到，由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修订不久，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办理当中存在不少法律适用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刑法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认定标准亟需明确细化。《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及量刑作了五方面的重大调整。一是取消贪污罪、受贿罪定罪及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突出数额之外其他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二是对贪污罪、受贿罪增设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三是对贪污罪和贿赂犯罪增设罚金刑;四是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五是对行贿罪的从宽处罚设定更为严格的条件。《刑法修正案（九）》从2015年11月1日生效实施之后，这些新规定应该如何具体理解、把握和适用，亟需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二是贪污贿赂犯罪出现的新情况亟需明确处理意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出一些新情况、新特点，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法律适用问题。比如，贿赂犯罪的对象过去主要是财物，现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给予或者收受这些利益的行为能否以行受贿犯罪处理？又如，在受贿犯罪当中，过去主要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直接收受贿赂，现在一些案件当中国家工作人员本人没有收受贿赂，收受贿赂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与其有着特定关系的人，这种情况下能否以受贿罪追究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给刑事法网的严密性和打击的针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亟需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三是司法实践当中长期存在的一些争议问题亟需统一意见。贪污贿赂犯罪具有其特殊复杂性，理论上和实践中对于一些法律适用问题长期存在意见分歧。比如，作为受贿犯罪的法定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究竟应如何理解，正常履职后收受“感谢费”、上下级之间的“感情投资”等能否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又如，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见被告人辩称贪污贿赂款物用于公务支出等情形，这些情形对于定罪量刑究竟有没有影响？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法律的统一适用，也关系到依法惩治腐败的实际效果，亟需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鉴于上述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深入细致的调研基础上，对当前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较为突出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和筛选研究，并广泛征求了国家立法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及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制定了本《解释》。

三、《解释》遵循的原则

《解释》制定过程中，始终坚持了以下几项原则：

一是突出依法从严。依法从严是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一贯原则，《解释》通篇“严”字当头。集中体现在：一是严厉追究贪污、受贿犯罪行为，明确贪污、受贿数额满一万元、具有一定较重情节的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二是赋予终身监禁的制度刚性，明确终身监禁的决定必须在裁判的同时就作出，终身监禁一经作出将无条件执行，不受服刑表现的影响，不得减刑、。三是加大经济处罚力度，规定远重于其他犯罪的罚金刑判罚标准。四是严密法网，结合当前贿赂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对“财物”和“为他人谋取的利益”等贿赂犯罪构成要件作出明确解释。五是受贿与行贿打击并重，对行贿犯罪从宽处罚的适用条件进行必要的限定。六是从重打击滥用职权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受贿犯罪，明确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违反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渎职犯罪的实行数罪并罚。

二是注重统筹协调。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确定不同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统筹解决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标准掌握，确保不同犯罪的罪刑关系协调一致。主要体现在：一是刑事犯罪与违纪行为的协调。为落实党纪严于国法，“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反腐要求，突出刑事打击重点，做到刑事处罚与党纪政纪处分衔接有序，《解释》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确定了各种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处罚标准。二是罪轻与罪重的协调。为解决实践当中长期存在的刑罚失衡问题，根据“数额+情节”的立法思路，《解释》结合犯罪情节进一步拉开了不同量刑档的数额级差，以此满足不同情节犯罪的量刑需要，尽可能实现罪刑均衡。三是不同主体身份职务犯罪的协调。刑法区分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与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规定了两类职务犯罪并配置了不同的刑罚。为确保两类职务犯罪处罚上的平衡协调，《解释》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一并作出了规定。

三是强调积极稳妥。坚持问题导向，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刑法规定框架内积极予以回应，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认真研究形成共识。主要体现在：一是规定作为贿赂犯罪对象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并进一步明确，除物质利益之外，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也应当认定为财产性利益。二是对受贿犯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作出界定，明确事后受贿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要求，收受下属或者行政被管理人超出人情往来范围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三是对特定关系人受贿作出规定，明确与国家工作人员有着特殊关系的人收受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回或者上交的，应当对国家工作人员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四是针对实践中常见的被告人辩解贪污贿赂款物用于公务支出的问题，明确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存在贪污、受贿主观故意的，将不影响定罪。

四是体现便于操作。《解释》规定务求明确具体，可操作、可执行。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各种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一一作出规定，常见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均能做到有据可依。二是采取“数额+情节”的模式规定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在情节的设置上辅以不同的犯罪数额限制，以此增进司法的确定性，避免因情节难以量化而出现操作性问题。三是对直接决定定罪量刑的犯罪数额和量刑情节的具体认定作出规定，明确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前后连续收受的财物均应计入受贿数额。四是采取绝对数和倍比数相结合的办法规定罚金刑的判罚标准，在兼顾被判刑人受罚能力的同时，确保判罚充分有效。

四、《解释》的主要内容

《解释》共二十条，主要规定了十一个方面的内容。

（一）明确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解释》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规定。主要考虑有：一是《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确定具体定罪量刑标准；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1997年刑法所确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已不适应这种发展变化；三是在近年来的实践中，由于受地域差距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对贪污受贿移送追究刑事责任和定罪量刑的标准不尽统一，需要统一规范，一体遵循；四是惩治腐败在刑罚之前还有党纪、行政处分，两者之间必须做到相互衔接、相互协调，为党纪、政纪发挥作用留有空间，体现“把党纪挺在前面”的精神。据此，《解释》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规定，包括将两罪“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由1997年刑法确定的五千元调整至三万元，同时对其他档次的量刑标准也作出相应调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将贪污罪、受贿罪起点数额提高到三万元，并不意味着低于三万元的贪污、受贿行为就一概不能作为犯罪处理。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数额与情节并重的立法精神，《解释》同时规定，贪污、受贿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即应追究刑事责任；数额不满“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但达到起点一半，同时具有规定情节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从重处罚。

（二）明确贪污罪、受贿罪死刑、死缓及终身监禁的适用原则

刑法规定，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由于无期徒刑与死刑是两个不同刑种，为了更准确的适用死刑，《解释》明确规定，死刑立即执行只适用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造成损失特别重大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这就是说，司法机关在审判案件时，对于极少数罪行特别严重、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坚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解释》同时依法规定，对于符合死刑立即执行条件但同时具有法定从宽等处罚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了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的规定。终身监禁是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一般死缓之间的一种执行措施，但又比一般死缓更为严厉。《解释》对于终身监禁具体适用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予以了明确：一是明确终身监禁适用的情形，即主要针对那些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判处一般死缓又偏轻的重大贪污受贿罪犯，可以决定终身监禁；二是明确凡决定终身监禁的，在一、二审作出死缓裁判的同时应当一并作出终身监禁的决定，而不能等到死缓执行期间届满再视情而定，以此强调终身监禁一旦决定，不受执行期间服刑表现的影响。

（三）调整挪用公款、行贿等其他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调整后，为确保不同职务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内在协调性，避免其他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出现“轻重倒挂”现象，《解释》第五条至第十一条对挪用公款罪、行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相应调整，同时对尚未明确定罪量刑标准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以及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一并作出规定。

为依法从严惩治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的贿赂犯罪，《解释》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与受贿罪、行贿罪适用相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四）界定贿赂犯罪对象“财物”的范围

根据反腐败斗争形势的需要和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为了更有效地严惩腐败犯罪，《解释》对刑法规定的财物作出适度扩张解释，规定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并进一步明确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和需要支付货币才能获得的其他利益两种。前者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其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利益。后者如会员服务、旅游，由于取得这种利益需要支付相应的货币对价，故在法律上也应当视同为财产性利益。实践中提供或者接受后者利益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行贿人支付货币购买后转送给受贿人消费；二是行贿人在社会上作为商品销售的自有利益，免费提供给行为人消费。两种情况实质相同，均应纳入贿赂犯罪处理。

（五）细化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情形

为适应惩治受贿犯罪的实践需要，消除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理解分歧，《解释》对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具体情形作出了规定。《解释》明确，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以及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等情形，都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具体表现形式。据此，不论是否实际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不论事前收受还是事后收受，均不影响受贿犯罪的认定。

同时，为了净化政治生态，促进腐败犯罪的深层治理，《解释》对一些所谓的“感情投资”提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即：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以受贿犯罪定罪处罚。其中，规定“价值三万元以上”的限定，主要是出于区分违纪行为等方面的考虑。

（六）明确行贿罪从宽处罚的适用条件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重打击受贿轻打击行贿”这一突出问题，为进一步加大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从源头上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和幅度作了重要调整，对行贿罪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设定了更为严格的适用条件，明确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只有在“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三种情况下才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为便于司法机关正确掌握、严格适用，《解释》对“犯罪较轻”、“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以及“重大案件”等规定的具体理解作出了明确规定。明确只有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才属于较轻犯罪，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才属于重大案件。

（七）明确多次受贿数额累计计算

《解释》从两方面对受贿犯罪数额的计算作出了规定。一是针对小额贿款的问题，明确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据此，受贿人多次收受小额贿款，虽每次均未达到《解释》规定的定罪标准，但多次累计后达到定罪标准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针对收受财物与谋利事项不对应的问题，明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据此，对那些小额不断、多次收受的财物，符合条件的也应当一并追究刑事责任。

（八）明确贪污、受贿犯罪故意的认定

《解释》对实践中较为普遍的两种贪污、受贿情形的犯罪故意的认定问题作出了规定。一是赃款赃物去向与贪污、受贿故意的认定关系问题。《解释》明确，只要是非法获取财物的贪污、受贿行为，不管事后赃款赃物的去向如何，即便用于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也不影响贪污、受贿罪的认定，以此堵住贪污、受贿犯罪分子试图逃避刑事追究的后门。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身边人”收钱行为的刑事定罪问题。本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该行为能否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犯罪，关键看其对收钱一事是否知情及知情后的态度。为此，《解释》明确，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对于这里的“特定关系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指的是“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九）明确受贿犯罪同时构成渎职犯罪的实行数罪并罚

受贿犯罪当中，受贿人往往在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时存在渎职行为。在受贿行为和渎职行为均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是择一重罪处罚还是实行数罪并罚，认识上长期存在分歧，实践中做法不一。为依法从严惩治此类犯罪行为，《解释》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

（十）强化赃款赃物的追缴

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为有效剥夺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尽可能挽回经济损失，《解释》强调，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赃款赃物不设时限，一追到底、永不清零，随时发现将随时追缴。

（十一）明确罚金刑的判罚标准

《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贪污罪和相关贿赂犯罪的罚金刑规定，对于加大对腐败犯罪的经济处罚力度,提高腐败犯罪的经济成本，剥夺腐败分子再犯罪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预防犯罪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确保罚金刑适用的有效性和严肃性，《解释》依托主刑的不同，分层次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了远重于其他犯罪的罚金刑判罚标准：一是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二是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四是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

依法从严惩治贪污贿赂犯罪

作者：阮齐林（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自《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重大立法修正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如何解释修正后的刑法条文？令人关注。近日，“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终于出台，拜读之后，发现该解释既有提高定罪量刑数额标准适应客观实际需要的一面，更有依法从严惩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的一面。体现如下：

一、贪污贿赂入罪的数额标准压得很低。在具备“一定情节”的条件下，贪污受贿一万元即构成犯罪、应予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定情节”具有两个特点，其一、相当广泛，《解释》第一条对贪污罪列举规定了五种“情节”并且还规定有“造成恶劣影响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兜底情节；对受贿罪则列举规定了八项“情节”，其中包括“造成恶劣影响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兜底情节。其二、具体明确，《解释》对贪污受贿一万元应予定罪判刑的“一定情节”列举得具体明确，便于操作，这将促进司法机关严格执行贪污受贿一万元的入罪标准，增加“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实效。

之所以说一万元的入罪标准是“压得很低”，主要有二个缘由：第一，1997年《刑法》第383条对贪污贿赂罪的入罪标准定在“五千元”，时至今日已近二十年，经济发展、收入和物价水平与二十年前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已经上升了六倍多，而具备一定情节的入罪标准仅仅提高一倍，不可不谓“压得很低”。第二，由于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变化，原来五千元的入罪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已很难执行，即使低于三万元被追诉的，主要是因为其他犯罪案件被牵连出来的，且多被判处免于刑事处罚。而《解释》规定在具有“一定情节”时一万元即可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的确压得很低。通常情况下，即使不具有“一定情节”的以三万元为定罪起点，参考近些年实践操作情况，也算是较低的入罪标准。此外，贪污、受贿没有达到一万元加其他严重情节或三万元的，仍可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刑法规范人的行为、惩戒威慑其他人的效果在于其必至性即违法必究，对于贪官而言即使小贪也会遭到检控，定罪判刑，将有效破除侥幸心理，取得良好预防效果。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而言，一旦被追诉，其政治、职业生涯即告终结，这种刑罚之外的效果也令国家工作人员十分畏惧的，因为国家工作人员大多身无长技，一旦失去官职将无所作为。通过压低入罪标准，有助于强化“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戒律。

二、对贪污、受贿构成要件作扩大解释，更易于检察机关成功起诉贪污、贿赂犯罪，更有利于法院适用刑法有关条款定罪判刑。具体而言：一是《解释》第十二条不仅继续坚持以往司法解释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扩张到“财产性利益”，而且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归类细分：“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解释》首次明确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和需要支付货币才能获得的其他利益两种，尤其是对后一种利益的明确，将有效解决案件中常见的两种情况：一种是请托人购买后转送给国家工作人员消费；另一种是请托人将在社会上作为商品销售的自有利益免费提供给国家工作人员消费。对贿赂物范围的扩张解释和细化分类，将有助于对贿赂案件的定罪判刑。

二是《解释》第十三条对于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认定，在坚持既往司法做法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扩张解释。刑法第385条规定成立受贿罪必备要件之一是“为他人谋取利益”，也即利用职务上便利为请托人“办事”。而有些贿赂案件被告人是否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认定起来相当困难，比如以下情形，如何证实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或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

1、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没有任何表示，或者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本人收下而是由其的特定关系人收下的，无从知道国家工作人员有何表示。

2、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没有为请托人“办事”的实际行动，且事情也没有办成。

3、给请托人给予财物时没有言明和提及请托事项，如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貌似“人情往来”，国家工作人员问：“有什么事没有？”送者回答：“没事没事，就是看看领导”；再例如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下级给上级领导送礼金的，没有提及请托事项的。

4、利用职务便利先办事后收财即“事后收财”的。

5、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看不出每笔收财与办事之间存在关联。

针对以上“为他人谋取利益”认定的难点，《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一）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认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这些规定直击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认定受贿罪的疑难之处，将会有效提高指控受贿犯罪的成功率、扩大成功指控受贿犯罪的范围，同时还能有效节省司法资源，成为从严惩处受贿犯罪的利器。大凡业内人士更看重这类解释，在便利认定受贿犯罪、计算犯罪金额方面的作用。

三、明确、统一了某些疑难问题的认定标准，有利于对贪污、受贿定罪处罚。如贪污、受贿案中，被告人往往以贪污或受贿的钱款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社会捐赠或救灾扶贫为理由，辩解不构成犯罪，司法实务中对此也有不同认识。对此，《解释》第十六条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贪污、受贿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之后，将赃款赃物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受贿罪的认定，但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这规定将为司法人员驳回被告人这类辩解提供明确的依据。再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配偶、子女、情人等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不置可否，甚至辩解说要求他们自行退还请托人，究竟仅认定收受财物的特定关系人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还是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这也是司法实务中常见难题。对此，《解释》第十六条指出：“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这等于说，特定关系人收受了请托人财物，只要具备：（1）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知道”，（2）事后看，该财物“没有退还、上交”，即认定有受贿故意，其实就是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被告人辩称以为已经“退还”请托人了，甚至辩称要求他们“退还”请托人（怎么还没有退呢？）的，根据《解释》就不能成立、不予理会了。

四、加强对“买官卖官”官场腐败的打击力度。通过贿赂买官卖官的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严重破坏政治生态，可能导致区域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其危害性可谓官场腐败之最。对此《解释》多处规定有关“买官卖官”贿赂行为属于“严重情节”，或者作为降低入罪数额的依据，如《解释》第一条第三款第（三）项规定“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受贿罪数额较大标准为1万元以上；或者降低加重量刑数额标准的依据，如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依法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三条第三款规定，（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受贿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其他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七条第二款第（二）项和第八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行贿数额一万元以上即可达到入罪标准；行贿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行贿“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依法严惩“买官卖官”贿赂犯罪，有利于厉行整肃腐败风气。

五、加大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财产剥夺的力度，在加大没收、追缴贪污受贿犯罪所得的基础上，还规定远重于其他犯罪的罚金刑。《解释》第十八条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在此没收、追缴全部违法所得基础上，《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对贪污受贿罪，犯罪数额较大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犯罪数额巨大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需要特别指出，这是在没收、追缴贪污受贿全部违法所得基础上加处的罚金或没收财产，这罚金或没收财产是针对犯罪人合法收入、合法财产的罚没！国家工作人员合法收入来源于薪金，经过第一遍贪污贿赂违法犯罪所得没收、追缴，再经过第二遍合法财产的罚没，加上对贪污受贿罪犯一般要和剥夺正常退休的养老待遇，对贪污、受贿罪犯实行这三重经济剥夺，可以说是极其严厉的处罚，充分体现了加大经济处罚力度的政策要求，对于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这类贪利型犯罪将发挥重要的震慑作用。

六、对于《刑法修正案（九）》专门针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死缓后终身监禁”的制度，作出严格的执行规定。《解释》指出：对被判处“死缓期满后终身监禁”的罪犯，在裁判的同时一并决定“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等于是确认被判处“死缓期满后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满后将受到绝对“终身监禁”，不论其终身监禁期间服刑表现如何，即使有立功表现也不能豁免“终身监禁”。这种“死缓”，就替代死刑（立即执行）而言具有人道主义的一面；不过，这种无条件终身监禁的解释也有过于严厉的一面。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教育改造罪犯使之重新回归社会，而这绝对“终身监禁”不给罪犯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和希望，似乎过于重视刑罚惩罚、威慑的目的，过于轻视刑罚教育改造罪犯的目的，是不是存在片面性？即使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分子，也应当教育改造、给出路。建议将来选择适当时机稍微缓和一下该刚性终身监禁的规定，给罪犯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的希望。

七、严惩受贿（贪赃）“枉法”行为。这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将受贿“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降低入罪或加重刑罚数额的情节，《解释》规定“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受贿数额较大起点标准为一万元；受贿数额巨大起点标准为十万元；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标准为一百五十万元。其二，厉行数罪并罚，《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原则上应当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以往的学说和实务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渎职的，具有牵连关系不必数罪并罚。近几年有关司法解释逐渐主张应当数罪并罚。《解释》第十七条则进一步确认应当数罪并罚，而不问是否存在牵连关系。

八、严格控制行贿犯罪宽大情节的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条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解释》第十四条对该款“情节较轻”、“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作出了限制解释，严格控制行贿罪从轻、减轻处罚的适用。

总之，《解释》一方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适当上调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使之回归合理；另一方面在入罪标准、构成要件解释、刑罚适用等全方位贯彻依法从严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

贪污受贿罪如何适用死刑

作者：林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受贿犯罪做了较大修正，其中对于贪污罪、受贿罪的量刑标准作出了重大调整，尤其是对两罪的死刑适用作出了重要修正。基于刑事立法的上述调整，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贪污贿赂解释”）也适时作出了合理调整，对于实务上如何正确适用死刑具有重要意义。

一

贪污受贿罪的死刑适用标准存在着一个变迁的过程。1979年刑法第155条规定，犯贪污罪，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根据刑法第185条规定，犯受贿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使国家或者公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失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两罪的法定刑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一差异在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得到了适度平衡。针对死刑的适用，该规定第2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同时该补充规定第5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其情节，依照前述第2条的规定处罚；受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使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不过，上述规定显然对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死刑适用在基本统一标准之外，又根据受贿罪的特点，对其中部分行为采取了不同的数额标准和情节标准，应当讲这一规定符合贪污罪和受贿罪的不同特点，而对死刑的裁量标准进行了区别的规定。1997年修订刑法时，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司法实践情况，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可执行性，对于上述规定做了调整，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1项规定，对犯贪污罪、受贿罪，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按照这一规定，贪污受贿罪的死刑标准开始统一。

相对明确的数额标准能够避免司法适用的随意性，减少司法自由裁量的空间，防止司法擅断，但是在死刑的适用上，仍然不能唯数额论。由于贪污受贿犯罪的具体情况极为复杂，情节差别巨大，单纯按照数额解决死刑适用问题，难以全面反映每个案件的法益侵害。在特定案件中，贪污受贿的数额同具体行为的法益侵害性无法简单划上等号，有的案件中，贪污数额固然特别巨大，但是也可能未能达到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程度，相反，有的贪污受贿罪的数额虽然并未像个别案件那么惊人，但是其情节可能更为严重，因而反而更有可能适用死刑。因此，1997年刑法对于贪污受贿罪的死刑适用前提是情节特别严重，实际上也考虑到了数额以外的其它情节在死刑裁量中的重要意义，或者说充分考虑到了数额和其它情节在整个案件的死刑适用中的综合判断功能。这是这一规定的价值所在。但是也必须指出，由于大量的贪污受贿犯罪的涉案金额远远超过当时所确定的标准，因此死刑裁量的前提数额标准就很容易达到，而所谓情节特别严重，由于其表述过于模糊，解释论上实际上也可以将数额包括在内，因此，在数额特别巨大的场合，即使其它情节并不特别严重，也仍然仅仅因为数额特别巨大而存在着死刑适用的可能。这样一来，“情节特别严重”的综合判断功能就被实际消解。

另外，按照该条规定，贪污受贿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就面临绝对死刑的裁量。因此，这一条文在其表面上就是一个较低的加重数额起点标准和绝对死刑的结合。毋庸置疑的是，这样一种规范结构在其量刑结果上已经造成罪刑不均衡的结果；在死刑适用问题上并不符合对非暴力犯罪尽可能限制死刑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是刑事立法在若干修正案中所一直予以坚持的；而在其事实上也完全同现行实务上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判处死刑案例的罕见性相矛盾。因此，刑法修正案（九）将这一规定修改为，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它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立法演变的背景及其所反映的政策导向，对于贪污受贿罪的死刑适用问题，依据上述刑法修正案，两高贪污贿赂解释作出了更符合实际、适用更为限制但又对贪污贿赂罪更具有威慑作用的死刑司法政策。

依据该解释第3条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300万元以上，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83条第1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而按照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3项规定，只有符合数额特别巨大这一要件，同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显然，在立法机关仍然继续保留贪污受贿罪死刑的前提下，两高贪污贿赂解释对适用死刑的最低数额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提升，这一最低数额标准至少在其形式上更加符合司法实际，充分顺应了立法机关限制死刑的理念和立场。同时，在理论上，与修订前刑法不同，数额特别巨大而又具有特别严重情节的贪污受贿罪，死刑并非绝对适用的刑罚，而成为与无期徒刑相并列的选择刑种。这就意味着，在单纯具备数额特别巨大或者仅仅具备其他严重情节场合，不能考虑死刑适用的可能性。而在数额特别巨大同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才具备死刑适用的可能。但即使在这样的场合，在量刑时应当优先考虑无期徒刑的运用，只有在无期徒刑不能充分反映行为的严重程度，因此不能实现罪刑均衡时，才应当考虑适用死刑。

如前所述，在立法上，数额特别巨大并非适用死刑的决定性条件，只有同时具备“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情形，才可能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不过，为了明确对无期徒刑的适用和死刑的适用加以区分，两高贪污贿赂解释第4条第1款，则更加限制性地规定：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这一规定意味着：如果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但是并不同时属于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仍然应当优先考虑适用无期徒刑而非死刑。只有在上述数额、犯罪情节、社会影响以及损失四个方面均符合的情形中，才有可能使用死刑，否则只能适用无期徒刑。这样一种解释结论，实际是对刑法第383条的无期徒刑和死刑的适用提供了极为清晰的、区别的判断标准，进一步减少了贪污受贿罪中适用死刑的可能性。

但即便是在符合前述四个条件的前提下，死刑的适用仍然需要更为综合的判断，也仍然属于裁量性质、选择适用，而并非绝对死刑。例如，根据刑法第383条第3款规定，即使符合上述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要件，但在提起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也仍然可以从轻处罚。因此，两高贪污贿赂解释第4条第2款规定，符合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但具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或者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等情节，因此不属于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两高的这一规定极其鲜明地顺应了立法机关对于更大程度地限制死刑的立场。

与此相关，同样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3项中的“数额特别巨大”是否属于一个单一、确定的标准？即适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中的“数额特别巨大”和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数额特别巨大”是否具有一致性？按照两高贪污贿赂罪解释第3条第2款、第3款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15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的，具有该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以及该解释第1条第3款所规定的情形之一，虽然在其数额上并不属于特别巨大的最低标准，但因此可以认定属于“其它特别严重情节”，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不过，由于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15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的情形，其数额本身并未达到特别巨大，仅仅因为具备了其它特别严重情节而得以适用该法定刑幅度，因此针对这一幅度的数额（150万－300万），无论其另外是否具有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也均不可以判处死刑。所谓的具有本解释第1条第2款、第1条第3款的情形的，也只是适当降低适用该法定刑幅度（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数额标准，而不能降低死刑的适用标准。

二

刑法第383条第4款规定，犯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对于上述规定，有必要厘清的问题包括：

（一）终身监禁的严格适用

在当前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较为罕见的前提下，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几乎是罪行特别严重的贪污、受贿罪的最高刑。例如，从1991年至2015年8月，在我国法院对省部级以上高管因受贿罪判处死刑的28起案件中，仅有4起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余24起均被判处死缓[1]；而在2010年，我国共有12名省部级官员因受贿被判刑，其中8人被判处死缓[2]。显然，除了极其个别的案例外，司法实务的数据说明，死缓已经成为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的主要措施。

但是死缓罪犯在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之后，通过减刑、假释，犯罪分子并不需要实际在监狱内终身服刑。而刑法修正案（九）的这一规定意味着无期徒刑的实质化或者终身化，考虑到目前贪污受贿犯罪的刑罚实际，这一规定是针对职务腐败犯罪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

不过，考虑到终身监禁的严厉性，其适用仍然需要高度的谨慎。两高贪污贿赂解释第4条第2款规定，符合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但具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或者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等情节，因此不属于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第3款规定，符合第1款规定情形的，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同时裁判决定在其死刑缓期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表面上，两高解释第4条第3款的规定同刑法第383条第4款规定并无实质差异，似乎仅仅是其同意的反复，并不具有任何明确、界分的作用。但是，两高解释第4条第2、3款的排列顺序表明：即使在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场合，法官在考虑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时，应当首先考虑适用单纯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并不是将附裁终身监禁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作为首选，换言之，并不是所有贪污受贿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都要终身监禁，应由人民法院根据其所实施犯罪的具体情节等情况综合考虑[3]。只有在死缓不能充分评价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时，才能另外附加裁判终身监禁。换言之，此种终身监禁的严厉性介于一般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其适用同样需要严格控制。

（二）终身监禁与刑法第50条的关系

按照刑法第383条以及上述两高贪污受贿罪解释第4条第3款规定，终身监禁的判处是在对贪污受贿犯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同时，而非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届满需要明确减刑的同时。不过，刑法第50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也就是，死缓减刑的后果分为两种，或者减为无期徒刑，或者减为25年有期徒刑。因此，必须明确的是：在判处贪污受贿罪犯死缓并判处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时，对这两种类型的死缓减刑均应作出限制还是如刑法第383条所言，仅仅针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情形？换言之，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附加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是否仍然可以基于死缓执行期间的重大立功事实而在死缓执行二年期满之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

在具体个案中，由于重大立功事实尚未发生，死缓犯减刑后究竟属于何种类型，当然是法官在判处死缓时所无法预见的，但是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法官都完全能够预见到死缓犯上述两种减刑的一般可能性。刑法第383条明确规定，“可以同时裁决决定在其死刑缓期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就规范本身而言，立法仅仅允许法官宣布在死缓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而并未允许法官宣布在死缓二年期满因重大立功依法应减为25年有期徒刑时，也可以对其终身监禁。而死缓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也必须依法进行，在其能够依照刑法第50条被减为25年有期徒刑，却被认为只能减为无期徒刑的，很难认为这一结论属于依法进行。因此，这一条文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解释为由于宣布终身监禁，刑法第50条的死缓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可能性在贪污受贿罪中完全消失。即使就贪污受贿罪而言，刑法第338条有关终身监禁的规定并未改变或者替代刑法第50条有关死缓减刑的规定，其所改变的仅仅是刑法第78条、第81条有关无期徒刑适用减刑、假释的规定，是围绕因贪污受贿罪而被判处死缓后减为无期徒刑时的减刑、假释做出特别规定，而并不影响死缓减刑制度本身的正常运行。对此，即有实务人员指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在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如被人民法院决定终身监禁的，则依法不能减刑、假释[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