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文内容
第二百二十九条
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保荐、安全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或者，并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提供与证券发行相关的虚假的资产评估、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保荐等证明文件，情节特别严重的；
（二）提供与重大资产交易相关的虚假的资产评估、会计、审计等证明文件，情节特别严重的；
（三）在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工程、项目中提供虚假的安全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等证明文件，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
有前款行为，同时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款规定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罪名精析
释义阐明
本条是关于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及处刑的规定。
本条第一款是关于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及处刑的规定。
构成本款规定的犯罪，必须符合以下特征：（一）主体是特定的，必须是中介机构的从业人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活动对市场主体资格的取得，从事市场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并直接关系到市场秩序的正常。为此，在一系列法律、法规中都对中介组织的权利、义务、行为规范及中介组织违反这些规定所应负的法律责任作了规定。这里规定的“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是指依法成立的资产评估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人员”是指在这些中介机构中，具有国家认可的专业资格的负有职责的专业从业人员。（二）行为人实施了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是指将虚假的证明文件故意提供的行为，这里所说的虚假证明文件，既包括伪造的证明文件，也包括内容虚假的文件。主要是指应顾客要求，在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方面，出具虚假的有关证明文件，包括有关资料、报表、数据和各种结果、结论方面的报告和材料等。（三）情节严重的。所谓“情节严重”主要是指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手段比较恶劣，如故意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方便和杀件的；虚假的内容特别重要的以及因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而造成了严重后果的等。根据本款规定，对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本条第二款是关于前款规定的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犯前款罪及其处罚的规定。本款规定的犯罪，从行为特征上看与第一款的规定基本一致。但不同的是，增加了“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客观要件。由于中介机构的性质决定了它所出具的证明文件应当公正。但实际上其却提供了虚假的证明文件，如果利用手中权力进行物质利益交换以后，再出具虚假的证明文件，危害性就更大了。因此为了确保中介机构的公正性，对于中介机构的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必须给予严厉的打击。出于以上考虑，本款规定的处刑也比第一款规定的要高，最高刑可判至十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构成要件
一、概念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是指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保荐、安全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
的行为。
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构成要件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的工商管理制度。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如公司法第23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第152条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的最低限额。这对建立工商企业制度、规范公同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故意或过失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的行为，可能致使不具备成立条件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得以成立。从而破坏了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妨碍了国家工商管理部门对公司的有效管理。
本罪的犯罪对象为评估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事务所等单位或个人提供的有关公司成立或经营情况的各类虚假的证明文件，主要有以下几类：
（1）评估报告。资产评估事务所及评估师对公司发起人以物产、工业产权、专利技术折抵注册资本而开具的评估报告或证明。
（2）验资报告。注册会计师或审计师对公司的注册资本进行查验，以确定其是否符合公司法有关条款的规定。
（3）验证报告。除对资金情况验证外、注册会计师还应对公司的招股说明书、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近三年公司经济利润情况表及公积金提取情况表等文件进行审查，然后开具验证文件。
（4）审计报告。审计师对公司各类经营情况进行审计，然后开具审计报告。
（5）其他报告。如会计报表、律师的法律意见书等。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行为，所谓证明文件，在这里是指资产评估报告、验资证明、验证证明、审计报告等中介证明，所谓虚假的证明文件，是指上述证明文件的内容不符合事实、不真实，或杜撰、编造、虚构了事实，或隐瞒了事实真相。虚假，既可以是全部内容虚假，又可以是其中的主要内容虚假。就其表现而言，则由于各种证明文件的内容不同而多种多样，如资产评估师明知公司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折抵资本或股本与实际不符，或高于其实际价值，或低于其实际价值，但仍不加指出，仍然出具评估证明；或者公司提出的折抵数额本来与实际相符，却又故意压低或抬高物产、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的折抵数额或股本。验资人员明知公司发起人没有出资或没有足额出资而证明其出资或足额出资；或在他人本来足额出资时却说没有足额出资。验员，明知公司的财务报告内容不实，会异致股东和社会公众重大损失不予指出或者对公司可能造成股东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损害的公司财物会计处理予以隐瞒或作不实报告。审计人员，代表国家对即将成立的公司金融状况审查过程中，发现股份制公司招股说明书，当年的负债表、损益表、财务变动情况，连续 3 年的经营情况有虚假内容而置之不理或帮助公司作假等等。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必须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情节不属严重，即使提供了虚假证明文件、也不能以本罪论处。所谓情节严重，主要是指多次提供虚假证明的；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给公司、公司股东、债权人及其利益人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提供虚假证明给公司用于进行非法发行股票，低价折股、低价出售国有资产、虚假出资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造成恶劣影响的；等等。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具有一定身份的特殊主体。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下列人员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
（1）资产评估师。公司成立的发起人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为自己股款的，其在公司中的所持股份数额，应由资产评估师作出评估，并拿出相应的资产评估报告，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低估作价，
（2）注册会计帅。公司成立的发起人应当一次性地按所认股份的数额缴足股金，并由章程规定或者事先约定的银行或其他金融单位出具收款单据；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应有足够的注册资本，对于发起人认购股金及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金情况，注册会计师应该认真核实有关帐目，加以验证，出具有关证明材料。
（3）审计师。审计师代表国家依法对即将成立的公司金融状况进行审计，其中包括对股份制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当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会变动情况表、连续二年的经营情况表等依法进行审查，对虚假的，能够使认购股票的法人或公众股民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公司文件应及时予以揭露，并予以相应的处理。反之，如果出任审查的审计师与公司恶意串通，为公司出具虚假的证明文件，使其他法人或公民在经济上遭受损失，造成严重影响，则该审计师构成本罪主体。
（4）其他人员。除上述三类人员外，法律服务人员及其他行使评估师、注册会计师、审计师职权的人亦可成为本罪主体，这些人虽不具有评估师、注册会计师及审计师的职称（如未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会计师），但受委托从事了评估师、注册会计师或审计师、法律服务的工作，所出具的证明文件，同样具备法律效力。因此，这些人亦可能构成本罪的主体。
根据本节第231条之规定，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如果评估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机构等单位与公司恶意串通，指定其人员为该公司出具虚假的验资证明等文件，情节严重的，则该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主体。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即明知自己所提供的有关证明文件有虚假内容但仍决意提供。过失不能构成本罪，构成犯罪的，应是他罪如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至于其动机则多种多样，有的是贪图钱财、有的是碍于情面，有的是讨好他人，有的是迷恋女色，有的是有求于他人，有的是出于报复等等，但无论动机如何，均不影响本罪成立。
认定要义
一、罪与非罪的认定
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必须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构成犯罪，如果情节不严重的，属于一般违法行为，应当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二、本罪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区别
如果有关公司、企业与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人员串通，由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而后公司、企业又根据该证明文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财会报告或者披露虚假信息的，此时有关公司、企业和中介织人员本有关系，但鉴于立法已专门规定了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故该公司、企业和中介组织人员，应分别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论处。
三、本罪与伪证罪的界限
伪证罪，是指在侦查、审判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故意做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隐瞒罪证的行为。本罪与伪证罪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犯罪主体不同。伪造罪中的犯罪主体，是刑事诉讼参与人，包括证人、鉴定人、记录人及翻译人员；而本罪的犯罪主体，主要是从事资产评估、验资或验证的评估师、注册会计师、审计师等。
（2）侵犯的客体不同，伪证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而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工商企业的管理活动。
（3）行为的表现方式不同，伪证罪，其行为人行为方式表现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审判过程中、故意出具虚假的证言、鉴定结论以及翻译文件等。而本罪中，行为人的行为是在公司申请登记或公司经营的验资、验证过程中，所出具的虚假证明文件也都是有关公司成立、经营等内容的。
四、本罪与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公文、证件、印章罪的界限
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故意犯罪、犯罪对象都是内容有一定意义的证明文件，但是，两者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
（1）犯罪客体不同，妨害公文、证件、印章罪侵犯的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及其信誉。其犯罪对象为公文、证件、印章。本罪侵犯的是国家对工商企业的管理活动。其侵犯的对象为有关公司成立或生产经营的证明文件。
（2）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后者表现为伪造、变造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公文、证件、印章的行为。所谓伪造，是指无权制作者制作不真实的公文、证件、印章。本罪表现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审计职责的人员或单位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行为，它是有权制作者出具了不真实的证明文件。
（3）犯罪主体不同。后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达到法定年龄，具有的人都能构成，其主体为自然人，不包括单位。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行为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身份才能构成。具体说，其主体为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或单位。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
（冀）立案标准
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的工作人员，故意提供虚假的药物非临床研究报告、药物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的。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1.在药物非临床研究或者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故意使用虚假试验用药品的；
2.瞒报与药物临床试验用药品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的；
3.故意损毁原始药物非临床研究数据或者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的；
4.编造受试动物信息、受试者信息、主要试验过程记录、研究数据、检测数据等药物非临床研究数据或者药物临床试验数据，影响药品安全性、有效性评价结果的；
5.曾因在申请药品、医疗器械注册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6.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立案标准
按照《立案追诉标准规定（二）》第81条的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1）给国家、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50万元以上；
（2）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3）虚假证明文件虚构数额在100万元且占实际数额30％以上的；
（4）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在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过程中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者2年内因提供虚假证文件，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又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量刑标准
依照《》第229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犯本罪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依照《刑法》第231条的规定，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229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处罚。司法机关在适用《刑法》第229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处罚时，应当注意，依照《刑法》第229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应以本罪定罪，不再单定或者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一般来说，因受贿而为他人谋利益又构成其他犯罪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但由于刑法对因受贿而犯本罪的，单独规定了刑罚，因而不必再实行并罚。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办理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材料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办理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材料造假刑事案件解释》）的规定，适用刑法第229条第1款、第2款规定办理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材料造假刑事案件时，应注意以下问题元1.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的工作人员故意提供虚假的药物非临床研究报告、药物临床试验报告以及相关材料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第229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1）在药物非临床研究或者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故意使用虚假试验用药品；
（2）瞒报与药物临床试验用药品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的；
（3）故意损毁原始药物非临床研究数据或者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的；
（4）编造受试动物信息、受试者信息、主要试验过程记录研究数据、检测数据等药物非临床研究数据或者药物临床试验数据，影响药品安全性、有效性评价结果的；
（5）曾因在申请药品、医疗器械注册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过行政处罚，又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6）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上述行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29条第2款规定，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2.药品注册申请单位的工作人员指使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的工作人员提供本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的虚假药物非临床研究报告、药物临床试验报告及相材料的，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共同犯罪论处。药品注册申请单位的工作人员和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的工作员共同实施前述行为，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生产、销售药品，同时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关于如何认定“指使”，《办理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造假刑事案件解释》规定了两种情形：
一是明知有关机构、组织不具备相应条件或者能力仍委托其进行药物非临床研究、药物临床试验的；
二是支付的价款明显异于正常费用的。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3.在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中，故意提供、使用虚假的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的，参照适用上述规定。
解释性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8年12月1日施行 法释〔2018〕19号）
【延伸阅读】《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的理解与适用
（2009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5次会议、2009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5次会议、2018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修正）
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或其人员，为信用卡申请人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收入、职务等资信证明材料，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分别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材料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7年9月1日施行 法释〔2017〕15号）
【延伸阅读】《关于办理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材料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为依法惩治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材料造假的犯罪行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的工作人员，故意提供虚假的药物非临床研究报告、药物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一）在药物非临床研究或者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故意使用虚假试验用药品的；
（二）瞒报与药物临床试验用药品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的；
（三）故意损毁原始药物非临床研究数据或者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的；
（四）编造受试动物信息、受试者信息、主要试验过程记录、研究数据、检测数据等药物非临床研究数据或者药物临床试验数据，影响药品安全性、有效性评价结果的；
（五）曾因在申请药品、医疗器械注册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二条 实施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行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条 药品注册申请单位的工作人员，故意使用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虚假药物非临床研究报告、药物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生产、销售药品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定罪处罚。
第四条 药品注册申请单位的工作人员指使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的工作人员提供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虚假药物非临床研究报告、药物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的，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前款规定的“指使”，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一）明知有关机构、组织不具备相应条件或者能力，仍委托其进行药物非临床研究、药物临床试验的；
（二）支付的价款明显异于正常费用的。
药品注册申请单位的工作人员和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的工作人员共同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生产、销售药品，同时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五条 在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中，故意提供、使用虚假的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的，参照适用本解释第一条至第四条规定。
第六条 单位犯本解释第一条至第五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第七条 对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负有核查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使用虚假证明材料的药品、医疗器械获得注册，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以或者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条 对是否属于虚假的药物非临床研究报告、药物或者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是否影响药品或者医疗器械安全性、有效性评价结果，以及是否属于严重不良事件等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可以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指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审评等机构出具的意见，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第九条 本解释所称“合同研究组织”，是指受药品或者医疗器械注册申请单位、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或者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的委托，从事试验方案设计、数据统计、分析测试、监查稽查等与非临床研究或者临床试验相关活动的单位。
第十条 本解释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7年1月1日施行 法释〔2016〕29号）
第九条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或其人员，故意提供虚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情节严重的，或者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或者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定罪处罚。
第十八条 本解释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5号）同时废止；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地质工程勘测院和其他履行勘测职责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有关犯罪主体的批复（2015年8月19日 高检发释字〔2015〕4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地质工程勘测院和其他履行勘测职责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勘察、勘查、测绘职责过程中，故意提供虚假工程地质勘察报告等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追究刑事责任；地质工程勘测院和其他履行勘测职责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勘察、勘查、测绘职责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工程地质勘察报告等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款和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以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10年5月7日施行）
第八十一条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给国家、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三）虚假证明文件虚构数额在一百万元且占实际数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四）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在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过程中索取或者非法接受他人财物的；
2.两年内因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9年12月16日施行 法释〔2009〕19号）
第四条 为信用卡申请人制作、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收入、职务等资信证明材料，涉及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或者涉及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分别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定罪处罚。
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或其人员，为信用卡申请人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收入、职务等资信证明材料，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分别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公证员出具公证书有重大失实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2009年1月15日施行 高检发释字〔2009〕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施行以后，公证员在履行公证职责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公证书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以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追究刑事责任。
（2010年5月7日废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2001年4月18日施行 公发〔2001〕11号）
七十二、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刑法第229条第1款、第2款）
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给国家、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
3.造成恶劣影响的。
证据规格
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二款 证据规格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一、犯罪主体
（一）证明自然人犯罪主体的证据标准
证明自然人犯罪主体的公诉证据有:
1.个人身份证据
（1）居民身份证、临时居住证、工作证、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以及边民证
（2）户口簿、微机户口卡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证明等
（3）个人履历表或入学、入伍、招工、招干等登记表
（4）医院出生证明
（5）、被告人的供述
（6）有关人员，（如亲属、邻居等）关于犯罪嫌疑、被告人情况的证言
通过以上证据证明:，自然人的姓名，（曾用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居民身份证号码、民族、籍贯、出生地、职业、住所地等情况
2.前科证据
（1）刑事判决书、裁定书
（2）释放证明书、证明书
（3）不起诉决定书
（4）行政处罚决定书
（5）其他证明材料
犯罪客体
二、犯罪客体证据标准
犯罪客体公诉证据，一般应当包括以下两个主要部分:
（一）法律依据方面的证据
法律保护此种社会关系不受非法侵害一般通过立法明文的方式予以规定，在我国有两种主要方法:
1.刑法明文保护、禁止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
2.通过其他法律中关于“法律责任”，部分达到与刑法的必要衔接，如海关法、公司法等
（二）侵害行为方面的证据
行为人实施侵害行为方面的证据主要包括犯罪行为、危害结果、因果关系三个方面由于此种证据与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相重叠，且千差万别，此处不予细述
通过上述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危害特定社会关系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并达到了应受刑罚惩罚的程度
实践中要注意，犯罪客体证据主要通过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予以说明，但是从逻辑上两者是一种包容关系，不应将两者简单等同
三、犯罪主观方面证据标准
犯罪主观方面是犯罪主体实施犯罪行为时对危害行为本身、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以及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所持的心理态度，犯罪主观方面包括故意与过失
（一）认定犯罪主观方面的一般方法
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主观方面，主要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从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知能力对犯罪环境、目标的选择等方面做出综合评价，犯罪主观方面，是司法人员应用“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识规律，对行为人主观心态做出的法律评价，犯罪主观方面直接影响着犯罪行为是否成立、犯罪行为的性质划分、刑罚处罚的档次，由于它主要来源于司法认知，且无明确的证明标准，使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一直是困扰司法工作的难点，单纯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认定犯罪主观方面的现象比较普遍，近年来，伴随着打击犯罪经验的不断积累，才逐渐出现了关于犯罪主观方面认定的有关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通过的《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对于非法收购的“明知”，的认定规定了客观标准，使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有了客观依据
（二）认定犯罪主观方面的原则
在认定主观方面过程中，要坚持以下两个基本原则:
1.证明主观方面的内容必须具有连贯性
要以“证据证明的案件的起因、发生、发展和结局”，来认定故意、过失和意外事件尤其对于共同犯罪案件，要结合行为人的分工、实施的具体行为等，正确认定各自的地位和作用，界定组织领导者、首要分子、、、胁从犯和教唆犯等
2.对于主观方面的认识标准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
对于犯罪主观方面的认识，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识过程，主观认知内容，应当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和说明，避免主观归罪，也要防止客观归罪
3.认定“明知”的证据标准
“明知”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是指行为人对行为事实本身、可能造成的危害、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关系的认识
认定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一般而言对于“明知”，的认定，应当通过对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情况的审查，实施侵害行为的时机、目标选择，对危害后果的处置等加以综合确认，在运用证据种类方面，主要通过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相关证人证言、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意图的书证，以及现场勘验检查笔录、鉴定意见中反映案件客观情况的证据加以证明
实践中，对于常见的自然犯和法定犯，犯罪主观方面一般比较易于认定，这种认识是一般人所具有的常理性认识，即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范畴，一般只要具有违法性认识即可，对于特定案件，需要特定的违法性认识，但是随着有组织犯罪和跨国犯罪的发展，犯罪分工越来越细，行为人反侦查能力增强，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趋向于客观标准，即“推定明知”，“推定明知”，一般采用列举的方式加以规定
如何“推定明知”，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供实践中借鉴，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明知”应当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接触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换、转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观因素进行认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明知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
1.知道他人从事犯罪活动，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
2.没有正当理由，通过非法途径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
3.没有正当理由，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财物的
4.没有正当理由，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收取明显高于市场的“手续费”的
5.没有正当理由，协助他人将巨额现金散存于多个银行账户或者在不同银行账户之间频繁划转的
6.协助近亲属或者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转换或者转移与其职业或者财产状况明显不符的财物的
7.其他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被告人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某一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误认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上游犯罪范围内的其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不影响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明知”的认定
四、影响定罪量刑情节的公诉证据标准
法定情节
（一）证明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2.能够证明被教唆人未满十八周岁的相关证据
3.证明被教唆人是否实施了被教唆之罪的相关证据
（二）证明累犯的证据
1.行为人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释放证明、假释证明、证明、监外执行证明、赦免证明等
2.行为人因涉嫌故意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事实
（三）证明中止犯罪.且造成损害后果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2.被害人陈述
3.目击证人证言
4.鉴定意见等
（四）证明中止犯罪.且没有造成损害后果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2.被害人陈述
3.目击证人证言
4.鉴定意见等
（五）证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证据
户籍资料，与证明年龄有关的证人证言、书证等
（六）证明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后果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2.被害人陈述
3.目击证人证言
4.鉴定意见等
（七）证明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后果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2.被害人陈述
3.目击证人证言
4.鉴定意见等
（八）证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首次供述等案发材料
2.有关检举揭发材料及其他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重大贡献的相关证据等
（九）证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2.被害人陈述
3.证人证言等
（十）证明从犯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2.被害人陈述
3.目击证人证言等
（十一）证明自首且犯罪较轻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首次供述与辩解
2.被害人陈述
3.证人证言
4.证明犯罪结果的鉴定意见等
（十二）证明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证据
精神病鉴定意见及相关证人证言等
（十三）证明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2.被害人陈述
3.目击证人证言
4.查获的作案工具
5.现场勘查笔录
6.相关鉴定意见等
（十四）证明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2.被教唆人供述或者证言
3.被害人陈述等
（十五）证明自首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首次供述
2.公安机关和相关组织接受投案、报案的受案笔录
3.公安机关的抓获经过说明、破案报告、侦查人员证言
4.陪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投案的亲友的证言等
5.被害人陈述
（十六）证明有立功表现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材料
2.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有关线索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证明材料
3.有关组织出具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其他突出表现的证明材料等
（十七）证明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材料
2.根据检举揭发得以侦破重大案件的证明材料
3.有关机关出具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其他重大贡献的证明材料等
（十八）证明是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的证据
1.户籍资料
2.相关鉴定意见
3.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材料
4.知情人证言等
（十九）证明犯罪预备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2.被害人陈述
3.目击证人证言
4.查获的作案工具等
酌定情节
（一）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退赃情况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或要求家属帮助退赃的亲笔信函
2.亲友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退赃的证言
3.有关部门出具的犯罪嫌疑人退赃是否积极的证明
4.扣押物品清单等相关书证
5.司法机关向被害人或被害单位返赃的笔录
（二）证明被害人有过错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2.被害人陈述
3.目击证人或知情人证言
4.能够证实被害人有过错的有关物证、书证或鉴定意见等在认定被害人有无过错时应当注意排除涉及正当防卫的情节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一贯表现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口供是否具有一贯性，是否坦白，是否避重就轻
2.相关部门或人员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态度
3.相关部门出具的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其他积极认罪悔罪表现的证明材料
4.有关组织出具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贯表现的证明材料对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在每个案件中都应予以体现
（四）证明对被害人损害赔偿情况的证据
1.被害人陈述
2.被害人亲属或其他知情人证言
3.证明履行赔偿情况的调解协议、收条等相关书证
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要求给予被害人赔偿的供述及亲笔信函等
（五）证明犯罪行为造成其他社会危害的证据
1.相关证人或知情人的证言
2.有关部门出具的关于犯罪对象的特殊性或社会危害程度的证明
3.其他危害结果的证明等
地方规定
江西省刑事立案量刑标准（2019.12.5更新）
提供虚假（药物）证明文件罪（刑法第229条）【27】
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的工作人员，故意提供虚假的药物非临床研究报告、药物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的。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1.在药物非临床研究或者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故意使用虚假试验用药品的；
2.瞒报与药物临床试验用药品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的；
3.故意损毁原始药物非临床研究数据或者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的；
4.编造受试动物信息、受试者信息、主要试验过程记录、研究数据、检测数据等药物非临床研究数据或者药物临床试验数据，影响药品安全性、有效性评价结果的；
5.曾因在申请药品、医疗器械注册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6.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实施上述行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案例精选
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2014）二中刑初字第42号-中国裁判文书网
一、案件事实
经审理查明：2007年，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发公司）负责建设北京市西六环路丰台区段工程，通过招投标程序，北京开元恒基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恒基评估公司）中标，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征地拆迁办公室委托开元恒基评估公司负责西六环路丰台区段规划用地范围内房屋及附属物、树木的拆迁评估工作。被告人查×作为开元恒基评估公司总经理，在负责对西六环路丰台区段占地拆迁提供评估服务过程中，受他人指使，故意将北京市丰台区王佐乡怪村中心村核桃树数量虚报为9901棵，并据此出具虚假的《北京市估价条件登记表》，用于计算拆迁补偿款，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997.8万余元。被告人查×于2013年2月22日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反贪局电话传唤谈话，查×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审核属实，予以确认。
在核桃树的问题上其提供了虚假的评估报告，怪村多分得1000余万元补偿款。他们利用自己的职务骗取了国家的公款，其为他们骗取国家公款提供了便利条件。
关于被告人查×的辩护人刘志光所提查×不具有估价师的专业资格，其编造虚假的《北京市估价条件登记表》不属于法律意义的证明文件，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现有证据，开元恒基评估公司系依法成立的中介机构，被告人查×作为该公司总经理，系承担资产评估职责的人员，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依据开元恒基评估公司出具的《北京市估价条件登记表》发放拆迁补偿款，《北京市估价条件登记表》具有证明文件的作用。被告人查×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造成国家严重经济损失的行为符合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构成要件，故查×的辩护人刘志光的辩护意见，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查×的辩护人王君所提查×在评估登记时是基于对整体大局的平衡而为怪村多登记树木的数量，提供具有虚假成分的登记表并不直接引发997万元的经济损失，不会必然导致郭×2、荣×2等人非法侵占拆迁款的后果，没有严重的主观恶性，不属于情节严重，对查×不应以犯罪论处的辩护意见，经查，现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查×作为承担资产评估职责的人员，项目负责人和直接经办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如实造册登记，其却故意违背客观事实，提供虚假数据，最终导致郭×2、荣×2等人骗取拆迁补偿款，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其主观上对虚假登记所引发的后果是明知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查×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已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依法应予惩处，故辩护人王君的上述辩护意见，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王君所提查×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本院酌予采纳。
二、裁判理由
本院认为：被告人查×身为承担资产评估职责的中介组织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造成国家巨额拆迁补偿款被骗，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依法应予惩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人查×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查×被检察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并能够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有自首情节，且有悔罪表现，其亲属缴纳了罚金，依法可从轻处罚，并宣告。本院根据被告人查×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三、判决结果
被告人查×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刑事审判参考》第285号案例 董博等提供虚假财会报告案
【摘要】
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中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
在认定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处罚主体时，需将虚假财会报告的制作和提供两方面的行为主体同时纳入分析、评价的范畴。具体言之，需对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承担刑事责任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既包括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可靠性负有直接责任的公司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经理、监事，同时还包括直接参与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制作的工作人员。前者一般表现为签署、审核财务会计报告的人员和授意、指使编制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的公司负责人，但对制假报假不知情的公司管理人员，工作过失致使虚假财会报告提供出去的，因无主观故意，不应视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后者一般表现为具体编制或者参与编制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的公司财会人员，因为公司的财会报告通常是由财会人员制作完成的，但不以财会人员为限：首先，凡是参与制作虚假报告的以及为直接编制虚假报告人员提供虚假凭证资料的人员均应视为相关责任人员；其次，是否属于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直接责任人员，取决于该人员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而非是否具有财会人员的身份。
董博等提供虚假财会报告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董博，男，1975年9月10日生，大专文化，天津广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财务总监。因涉嫌犯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于2001年10月13日被逮捕。
被告人李有强，男，1941年2月22日生，大专文化，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因涉嫌犯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于2001年10月13日被依法逮捕，2003年4月23日因患严重疾病被。
被告人丁功民，男，1961年7月10日生，大学文化，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总会计师兼董事局秘书。因涉嫌犯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于2001年10月13日被逮捕。
被告人阎金岱，男，1962年5月16日生，天津市人，大学文化，天津广夏（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因涉嫌犯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于2001年10月12日被逮捕。
被告人刘加荣，男，1967年12月26日生，大学文化，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审计二部经理。因涉嫌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于2001年10月13日被依法逮捕。
被告人徐林文，男，1967年1月10日生，大学文化，深圳市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审计二部会计师。因涉嫌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于2001年10月13日被依法逮捕。
银川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董博、李有强、丁功民、阎金岱、刘加荣、徐林文犯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02年10月8日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审理过程中，银川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1月4日裁定准许撤回起诉。2002年11月19日银川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董博、李有强、丁功民、阎金岱犯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被告人董博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刘加荣、徐林文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提起公诉。
被告人董博无辩解意见。其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不应将被告人董博列为第一被告人，被告人董博系在他人指使、授意下，为了制造银广夏公司的虚假利润而实施的虚假年度财务报告活动，在该犯罪行为中被告人董博属于从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博犯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不能成立，任何犯罪在客观上都必须具有危害社会的结果，在主观上必须有罪过，被告人董博不具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被告人董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应当作为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犯罪情节予以考虑。
被告人李有强无辩解意见。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李有强对天津广夏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具体经营行为，既非主动实施，亦未积极促进，其主观恶性不大；被告人李有强从未以任何形式认可过被告人董博制造虚假利润的行为；虚构利润的事实是存在的，但实际上只有其中的人民币1.25亿元是以利润的形式上缴银广夏公司，且该1.25亿元人民币作为配股的形式分配给了广大的股民，并未被挪作其他用途，另外2500万元并未体现为利润，不属于虚假利润的范围；被告人李有强积极主动交待自己所犯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具有悔罪表现，请求对被告人李有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丁功民无辩解意见。其辩护人提出：虚假财会报告是由天津广夏公司提供的，被告人丁功民在该公司未担任任何职务，不存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条件；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丁功民指使、授意被告人董博编制虚假财会报表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被告人丁功民主观上不具有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犯罪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行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丁功民构成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不能成立，建议依法宣告被告人丁功民无罪。
被告人阎金岱无辩解意见。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阎金岱不是天津广夏（集团）公司的财务工作人员，也不主管公司的财务工作，不应对天津广夏公司提供的虚假财会报告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被告人阎金岱没有参与编制天津广夏公司的虚假财会报告；被告人阎金岱没有制作虚假的1999年原料入库单和产品出库单，指控被告人阎金岱伪造原料入库单和产品出库单，证据不足；被告人阎金岱参与制作的1999年虚假班组生产记录，不是会计凭证，该行为不构成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被告人阎金岱没有参与2000-2001年度虚假财会报告的编制活动，对此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被告人阎金岱的行为不构成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建议依法宣告被告人阎金岱无罪。
被告人刘加荣无辩解意见。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加荣不具有法定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和事实，公诉机关对被告人刘加荣的犯罪指控缺乏事实根据；被告人刘加荣在银广夏公司审计业务中所承担的是审计责任，没有违反法律以及独立审计准则的故意，也没有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造成投资者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原因，是银广夏公司的造假行为，被告人刘加荣不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被告人徐林文无辩解意见。其辩护人提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林文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不能成立；法庭查明的犯罪事实是天津广夏公司的造假、舞弊行为，而不是审计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行为，被告人徐林文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一）关于提供虚假财会报告部分
1999年底至2000年初，为达到夸大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银广夏公司）增资配股的目的，时任天津广夏（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天津广夏公司）财务总监的被告人董博，在被告人丁功民授意、被告人李有强的同意下，虚构进货单位北京市瑞杰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市京通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市东风实用技术研究所，谎称从上述单位购人萃取产品原材料蛋黄粉、干姜、桂皮及产品包装桶，价值人民币6659.1646万元，并伪造上述单位的销售发票及天津广夏公司向上述单位汇款的银行汇款单。之后又伪造出口海关报关单4份（货值金额5610万马克），伪造德国捷高公司驻北京办事处支付的出口产品货款银行进帐单3份，金额人民币5400万元。同时，被告人董博又指使时任天津广夏萃取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被告人阎金岱伪造萃取产品生产记录，被告人阎金岱遂让天津广夏公司职工刘文军、李东、郑娟等人伪造萃取产品虚假原料入库单、班组生产记录、产品出库单等，由被告人董博编人天津广夏公司1999年度财务报表中。其中，制作虚假萃取产品出口收入人民币23898.60万元。后该虚假的年度财务报表经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并入银广夏公司年报，导致银广夏公司向社会发布虚假净利润人民币127786600.85元。
2000年底至2001年初，时任天津广夏公司董事长的被告人董博，在被告人丁功民授意、被告人李有强的认可下，虚构进货单位北京市瑞杰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市京通商贸有限公司，谎称从上述单位购入萃取产品原材料蛋黄粉、干姜、桂皮及产品包装桶，价值人民币24526万元；伪造虚假出口销售合同、银行汇款单（22笔共计人民币24526万元）、销售发票、出口报关单及德国诚信贸易公司支付的货款进帐单（五笔共计人民币47625.84万元）等；指使天津广夏公司职工刘文军、郑娟、卢怡冰等人继续采取1999年度的造假手法，制作虚假财务凭据，后由被告人董博编人天津广夏公司2000年度财务报表中。其中，虚做萃取产品出口收入人民币72400万元，后该虚假的年度财务报表由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并人银广夏公司年报，导致银广夏公司向社会发布虚假净利润人民币417646431.07元。
2001年初，被告人董博为达到虚构天津广夏公司2001年中期财会报告巨额利润的_目的，采取虚报销售收入手段，从天津市北辰区国税局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500份。除向正常销售单位开具外，董博指使天津广夏公司职员付树通以天津广夏公司名义向天津禾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90份，价税合计人民币221456594.02元，涉及税款人民币37647619.98元，后以销售货款没有全部回笼为由，仅向天津市北辰区国税局交纳“税款”人民币500万元。给天津广夏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500万元。
2001年5月，为掩盖银广夏公司虚报利润的事实，被告人李有强承诺2001年银广夏公司中期利润分红资金由天津广夏公司承担。随后，以购买设备为由，向上海金尔顿投资公司拆借人民币1.5亿元打人天津禾源公司（系天津广夏公司萃取产品总经销），又以销售萃取产品回款的形式打回天津广夏公司，制造虚假销售收入。其中，人民币1.25亿元以天津广夏公司利润形式上交银广夏公司，作为利润分红，达到增资配股的目的，剩余人民币2500万元天津广夏公司自留自支。
2001年8月2日至同年9月7日银广夏公司因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停牌。9月10日复牌后至10月8日期间连续出现跌停版，从停牌前的8月2日收市价人民币30.79元/股，跌至10月8日收市价人民币6.35元/股。
（二）关于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部分
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接受银广夏公司委托，在由被告人刘加荣、徐林文具体负责对该公司及其子公司1999年度和2000年度的财会报告进行审计中，未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规定的程序，未实施有效的询证、认证及核查程序。该所在对天津广夏公司1999年度和200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依据天津广夏公司自制的销售发票，确认1999年和2000年出口产品收入分别为人民币23898.60万元和人民币72400万元，没有实施向海关询证的必要程序。该所在对天津广夏公司1999年度和2000年度财会报告审计过程中，以天津广夏公司自制和伪造的银行对帐单、银行进帐单、银行汇款单和购货发票为依据，确认出口产品收款金额和购买原材料付款金额和入库数，没有实施向银行询证的重要程序，没有充分关注购进原材料发票均是普通发票这一重要疑点。该所未对天津广夏公司1999年12月31日和2000年12月31日银行存款余额实施有效的检查及函证程序。特别是被告人刘加荣指派的审计人员在对天津广夏公司进行审计时，严重违反审计规定，委托天津广夏公司被告人董博等人代替审计人员向银行、海关等单位进行询证，致使被告人董博得以伪造询证结果。被告人刘加荣、徐林文在不辨别真伪、不履行会计师事务所三级复核有关要求的情况下，仍先后为银广夏公司出具了1999年度、2000年度“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致使银广夏公司虚假的财会报告向社会公众发布，造成投资者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该所签发的银广夏审计报告的负责人与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同一人，未遵循审计准则中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三级复核的有关要求。同时，被告人刘加荣还违反注册会计师的有关规定，兼任银广夏公司财务顾问。在形式和实质上，均失去独立性。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董博、李有强、丁功民、阎金岱作为银广夏公司和天津广夏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明知提供虚假财会报告会损害股东利益却故意为之，采取伪造银行进帐单、汇款单，海关报关单、销售合同、购货发票单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手段，伪造天津广夏公司1999和2000年度及2001年中期虚假收入和利润，致使银广夏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财会报告，向社会披露虚假利润，银广夏公司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停牌，股票急速下跌，严重损害了股东的利益，四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刘加荣、徐林文代表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在对银广夏公司及天津广夏公司1999和200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未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为银广夏公司出具了1999和2000年度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并造成了严重后果，被告人刘加荣、徐林文应当预见并可以预见其出具的1999年度、2000年度银广夏公司审计报告有可能重大失实，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但没有预见，二被告人的行为巳构成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博、李有强、丁功民、阎金岱犯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指控被告人董博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不能成立，被告人董博虽然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但不具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成立要件，虚开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提供虚假财会报告，且所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流向社会，没有骗取税款，只是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犯罪手段，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应当作为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犯罪情节予以考虑。指控被告人刘加荣、徐林文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不能成立，因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刘加荣、徐林文明知所提供的审计报告缺乏事实和科学根据并故意提供。被告人董博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董博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能如实坦白交待自己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的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相符，予以采纳；提出被告人董博系本案从犯及不应列为第一被告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各被告人在本案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基本相当，本案不宜划分主、从犯，被告人董博系天津广夏公司董事长兼财务总监，是本案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将被告人董博列为第一被告人并无不当，其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综观全案，应予从重处罚。
被告人李有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李有强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的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相符，予以采纳；提出人民币1.25亿元作为配股的形式分配给广大的股民，未被挪作其他用途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经查，天津广夏公司拆借的人民币1.25亿元系用于虚假的利润分红。被告人丁功民的辩护人提出指控被告人丁功民构成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的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经查，被告人丁功民身为银广夏公司财务总监、总会计师，明知提供虚假财会报告会损害股东利益，并故意将天津广夏公司上报的虚假利润作为银广夏公司1999年度和2000年度财会报告提交给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有被告人董博、李有强的供述以及证人郑娟的证言予以证明。被告人阎金岱的辩护人提出指控被告人阎金岱构成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宣告无罪的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经查，被告人阎金岱身为天津广夏萃取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在被告人董博的指使下，为编制天津广夏公司虚假的财务报表，组织他人制作了1999年度虚假的原料入库单、班产记录、产品出库单，是本案的直接责任人员，有被告人董博以及本人供述予以证明。被告人刘加荣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加荣不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应宣告无罪；被告人徐林文的辩护人提出指控被告人徐林文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宣告无罪的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经查，被告人刘加荣在兼任银广夏公司财务顾问的同时，同被告人徐林文出具1999年度、2000年度银广夏“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在已发现银广夏公司、天津广夏公司“利润增长过快”、“涉外货款以人民币的形式收付”等反常、违法情况，未追加必要的审计程序，实施有效的询证、认证及核查程序，不按会计师事务所三级复核制度要求，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被告人刘加荣、徐林文应当预见其出具的审计报告有重大失实，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但没有预见到，其行为已构成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应当依法追究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危害程度，对各被告人科以刑罚。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国家工商管理制度、财务会计管理制度及股东和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董博犯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2.被告人李有强犯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3.被告人丁功民犯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4.被告人阎金岱犯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5.被告人刘加荣犯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6.被告人徐林文犯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1.被告人阎金岱是否构成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
2.被告人刘加荣、徐林文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还是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
三、裁判理由
（一）被告人阎金岱在被告人董博的指使下，为编制天津广夏公司虚假的财会报表，组织他人制作1999年度虚假的原料入库单、班产记录、产品出库单，作为直接责任人员与董博等被告人共同属于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处罚主体
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是指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行为。其中，财务会计报告的范围及提供行为的具体理解，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均有明确规定。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由会计报表及附属明细表构成，具体内容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财务情况说明书、利润分配表等。财务会计报告的具体提供方式，则根据公司类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直接递交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的20日以前置备于本公司，供股东查阅；以募集资金设立方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公告的形式；上市公司则须在每会计年度内半年公布一次财务会计报告，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递交有关部门，并将填写公布的信息刊登在有关部门指定的报刊上。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一般是，在处罚上实行单罚制，仅追究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本案审理中，被告人阎金岱的辩护人提出，作为天津广夏萃取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被告人阎金岱既非天津广夏（集团）公司主管人员，亦非该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应对天津广夏公司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我们认为，该辩护意见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客观行为的理解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并因此对作为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处罚主体之一的直接责任人员的范围造成了不当限缩。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客观行为不仅仅是提供行为，同时还内含着一个弄虚作假，制作虚假财会报告的行为，这也是提供虚假财会报告行为的应有之义，没有制假行为，自然无从谈起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问题。所以，在认定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处罚主体时，需将虚假财会报告的制作和提供两方面的行为主体同时纳入分析、评价的范畴。具体言之，需对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承担刑事责任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既包括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可靠性负有直接责任的公司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经理、监事，同时还包括直接参与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制作的工作人员。前者一般表现为签署、审核财务会计报告的人员和授意、指使编制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的公司负责人，但对制假报假不知情的公司管理人员，工作过失致使虚假财会报告提供出去的，因无主观故意，不应视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后者一般表现为具体编制或者参与编制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的公司财会人员，因为公司的财会报告通常是由财会人员制作完成的，但不以财会人员为限：首先，凡是参与制作虚假报告的以及为直接编制虚假报告人员提供虚假凭证资料的人员均应视为相关责任人员；其次，是否属于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直接责任人员，取决于该人员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而非是否具有财会人员的身份。基于此，本案被告人阎金岱在被告人董博的指使下，明知相关的会计凭证、资料将用于编制虚假的财会报告并向社会公众公布，仍然组织他人制作1999年度虚假的原料入库单、班产记录、产品出库单，为天津广夏公司谎报萃取产品出口收入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为银广夏公司虚假财会报告的最终得以完成并公之于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而将之认定为本案直接责任人员是正确的。
（二）被告人刘加荣、徐林文代表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在对银广夏公司及天津广夏公司1999和200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未遵循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出具的审计报告严重失实，并造成了严重后果，二被告人均依法构成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承担上市公司会计报表审计职责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故意提供虚假审计报告，情节严重的；或者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审计报告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将分别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或者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在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前提是，审计报告与财务会计报告是相互独立的不同的两份文件，前者是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的证明文件，后者是公司财务文件，两者属于评价与被评价的关系，司法实践中应注意避免将两者混为一谈。一般而言，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与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或者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是较为容易区分的。惟下述情形，即公司与承担审计职责的_会计师事务所或其注册会计师合谋，由公司顾意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同时由会计师事务所或其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应如何对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其注册会计师进行定罪处罚，在实践中不无疑问，有必要在此稍加说明。我们认为，尽管两者存在共同实施犯罪的故意，对于后者仍需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处理：一方面，两者的故意内容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出于虚夸业绩欺骗股东和社会公众，后者主要是出于业务考虑；另一方面，双方的行为在刑法上可以得到充分的、相应的评价，无需按共同犯罪处理。基于此，判决对董博等四被告人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行为与刘加荣、徐林文二被告人的出具失实审计报告行为，分别予以评价是正确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与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主观方面，前者属故意行为，后者属过失行为。应当指出，这里的故意、过失是相对于证明文件本身的真假而言的，明知证明文件的内容虚假而提供，即可认定为故意提供，相反，因未尽必要的注意义务而未认识到所出具的证明文件与事实不符，则属过失。在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加荣、徐林文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但未就二被告人对于所出具的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具有主观明知提供相应证据，故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对于审计报告的严重失实，有充分证据证明刘加荣、徐林文二被告人有义务、有能力预见到，之所以未预见到完全系不正确履行职责所致，且由此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故二被告人构成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在合理的范围内确保会计报表审计报告的真实、合法性，是刘加荣、徐林文二被告人的法定职责。根据《注册会计师法》和《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等规定，注册会计师负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投资者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注册会计师应当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以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执行审计业务，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及会计处理方法的一贯性进行审计时，应当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出具审计报告，保证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应合理地保证会计报表使用人确定已审计会计报表的可靠程度。刘加荣、徐林文二被告人在执行审计业务时，违背了独立审计准则，未能遵循和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所出具的审计意见以未经核实或者委托利害关系人核查的审计证据为依据，存在严重的失职行为。主要表现有二：其一，被告人刘加荣兼任银广夏公司财务顾问的同时，委托被审计单位天津广夏公司被告人董博等人向银行、海关等代行审计询证事项，严重背离了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的要求。其二，在已发现银广夏公司、天津广夏公司“利润增长过快”、“涉外货款以人民币的形式收付”及购进原材料发票均是普通发票等反常、违法情况时，未采取必要的审计程序，实施有效的询证、认证及核查程序，违反了《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号——会计报表审计》关于“注册会计师在实施审计过程中，应当采用恰当的方法，包括检查、监盘、观察、查询及函证、计算、分析性复核等，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及“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后，以经过核实的审计证据为依据，形成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的规定。法院对二被告人以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定罪处罚是正确的。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