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国中对于诈骗有明确的量刑标准，且自《刑法修正案（七）》之后，每一次的刑法修正案都会结合主客观因素的不断变化，对涉及的相关罪名和量刑标准作进一步的细化，让执法办案部门做到有法可依，然而，由于电信诈骗活动花样频现，且在绝大多数电信诈骗活动中，依托网络这个虚拟的环境，给身份信息的认定和证据链固定带来极大难度，造成了相关犯罪嫌疑人的罪责在认定和司法审判量刑上存在缺失。本文从电信网络诈骗、、特殊帮助人员及量刑依据等几个方面，重点梳理电信网络诈骗的认定与量刑标准，从而推动我国司法工作不断完善和健全

电信网络诈骗的行为主体。从主观要件上来讲，其诈骗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人民法院对于违法犯罪人员的相关判罚，其目的旨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且，通过大量的司法改造实践来看，大多数违法犯罪人员通过接受相应的惩戒和教育，在认识到犯罪危害性的前提下，自食其力重新做人。基于此，人民法院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相关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除非罪行极其严重且对社会造成严重后果的被处以之外，其他犯罪嫌疑人基本上都是通过相应的惩戒和教育对其思想进行必要的改造，敦促其迷途知返；从客观要件上来说，电信网络诈骗的具体表现就是使用欺诈等方式来骗取数额不等的公私财物，其中行为人的所有行为，无论其结果如何，只要是其采用了以虚构事实或者是隐匿真实情况的方式，从而达到诱导受害人对相关行为产生错误认识效果之后，就应当将其认定为电信网络诈骗。这完全有别于在电子商务贸易活动中商家对于自身所售商品的一种炒作、宣传效果，因此，前者属于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可以通过寻求司法机关介入来维护自身权益，而后者则属于虚假宣传，需要市场监管部门的相关行政执法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电信网络诈骗中诈骗行为实施的主体都是犯罪嫌疑人。由于电信网络诈骗存在科技含量高、人财物分离等极为狡猾的犯罪特征，因此电信网络诈骗基本上都是团伙性质的犯罪。人民法院在进行相应司法判罚的过程中，应以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为依据进行判罚。2015年8月《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帮助信息活动罪”之后，自2019年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相关案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这里其实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认定误区，因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犯罪行为。而且这些存在“帮信”行为的犯罪嫌疑人，是明确知道其行为已经涉及电信网络诈骗，其行为目的不仅已经构成了非法占有公私财物，而且由于其操作的隐蔽性，给司法机关固定相应的证据造成了极大困扰，严重浪费了社会资源。因此，对于这些人员的惩戒，仅用一个相对较轻微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显然是失之于宽的，应当将其认定为电信网络诈骗相关案件的共同犯罪嫌疑人，甚至是在厘清其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可以将其认定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中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来进行量刑定罪处理

电信网络诈骗中特殊帮助人员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认定。电信网络诈骗不仅科技含量高，而且其隐蔽性极强，尤其是在一些人员对相关犯罪所得进行所谓的“洗白”之后，很多资金流入了正常渠道中，这不仅给追赃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同时也容易将一些法律意识相对较为淡薄的社会人员牵连其中。当犯罪嫌疑人将诈骗所得的钱财通过不同的形式和手段转移到涉案银行卡上之后，从理论上来说，受害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财产的控制权，这个时候电信网络诈骗嫌疑人再通过“化整为零”以及“高进低出”等形式，把已经处于自己掌控之下的资金进行处置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资金是以电子商务贸易的方式进行流转或者交易的，相关当事人对此并不知情，而且所涉及交易的相关银行账户或者网络第三方金融交易平台属于正规渠道，完全与涉案银行卡无关。但是，从性质上来说，这笔资金属于赃款，是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犯罪所得，司法机关在进行案件侦破过程中，为了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不仅要对相应的资金进行追缴，而且还要对涉案当事人进行刑事处罚。那么，考虑到涉案当事人是在完全不知情的前提下涉及的电信网络诈骗，且在整个电子商务贸易交易活动中是具备经营贸易主体行为的，所以其完全符合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涉案人员的“特殊帮助人员”性质，人民法院应当考虑对属于这个范畴的犯罪嫌疑人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认定，且在量刑时应当酌情从轻处罚、以为主。一般情况下，其犯罪情节轻微的，检察机关可以采取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方式对其进行处理；对于那些存在犯罪情节但是其社会危害性并不大的，同样也需要考虑在进行定罪的时候，不以电信网络论处。但是也必须要强调，如果相关的涉案人员所参与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已经在社会上影响极为恶劣，且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或者二年内多次实施前述行为未经处理的，人民法院也应当考虑从严从重量刑与判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