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轰动高新区的李某嫌煽动暴力抗拒国家法律实施等罪的辩护人，罪轻辩护成功，二罪指控不成立
相关关键词：抗拒公家法律实施罪，四川网，成安，刑事律师
笔者注：千百年来土地问题为农民最为关心和最为敏感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农民的生活与生命是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又使这种紧密联系的纽带在过去、现在以及可预见的将来都是非常的紧张和脆弱，一旦这种纽带被某种强大外力以不适当的方式拉紧以至面临绷断的危险，农民在面临生存威胁时所爆发出的能量和破坏力是非常可怕的，这已经为中国历史无数事实所证明。今天的中国正义无返顾的走在工业化的大道上，工业化所导致的土地减少趋势只会愈演愈烈，面对如此情势，中国通过了号称世界上管理最严格的《土地法》，以期能使土地的减少能尽量的合理化和最大限度的保护农民的利益，但在实务中，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占用土地而任意侵犯农民利益的事例仍层出不穷。也许，每一次的占用都有它的正当性，但是，我们该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呢？政府在处理这类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事务时，是否应该从制度上保证政务公开，建立与农民协商的机制，尽量多的从农民角度考虑问题，以便合法和合理的将社会不稳定的隐患消灭在无形之中呢？相信阅读完本案例后，读者自会寻找到自己的答案。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的见的方式实现。
——英国法谚
= =本文精彩导读= =
案情简述
律师评述
一审法院最后认定
一、案情简述：
机关指控被告李某有下列犯罪事实。
（一）1999年4月19日，被告李某将某“会议培训中心”依法征地说为不合法，煽动村民围攻某地，不准车辆出入。围攻长达七、八小时之久，并打伤乡政府去了解情况的何某。
（二）1999年6月5日晚八时许，被告李某与村民刘某兄弟发生纠纷，李借口刘某时某地的人煽动村民围攻某地，当地村民在被告人李某的煽动下，将映某地前双流县某路段用预制板设置路障、中断交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派员前往会通乡政府进行疏导也遭到围攻、漫骂，并将执行任务的八辆汽车阻拦两天。另外打伤过路行人胡某。
（三）1999年7月22日上午，被告人李某对某地合法征地硬是说成不合法，再次煽动并组织100多名村民去乡政府闹事，而且将前来规劝制止的某党委书记王某挟持前往。
（四）1999年7月28日上午十时许，成都市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调查组在某乡召开该组部分村民反映某地征地和财务有关问题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公布会上，被告人李某抢过话筒煽动村民说“处理结果时歪的，这个会白开了，让大家看着办”在被告人李某的煽动下，部分村民围堵联合调查组的汽车并袭击前来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其中徐某、温某等民警被打伤。
根据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李某涉嫌煽动群众暴力抗拒法律实施、聚众扰乱共场所秩序、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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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律师评述
本案中我们作为被告李某的辩护人，在收集核实大量证据和询问有关当事人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李某所涉嫌煽动群众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三项罪名因证据不足，不构成犯罪。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工作。现将本案的几个焦点阐述如下：
（一）我们认为公诉机关的起诉不符合要求。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三项罪名为此罗列了如上所述四起不同的犯罪事实，但没有指明那项犯罪事实触犯那项罪名，只是在单纯罗列犯罪事实后以三项罪名笼统贯之。我们认为这既不符合刑事法律的明确规定，也违背法理，且使被告处于相当不利境地，无法充分行使其辩护权。
（1）从的规定看，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起诉书必须有明确的犯罪事实，即若某人涉嫌某罪其指控的犯罪事实应当是清楚的，那么一人犯数罪在起诉书中应当就其每一项罪名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必须是清楚的。也即必须明确那一项或那几项犯罪事实涉嫌触犯那项罪名。而不能笼统以几项罪名冠之。
（2）从刑事实体法看，由于本案起诉书中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明确性便导致出现一个行为可能触犯了数个罪名，根据想象竟合的规则也只能从一重罪处理，也即公诉机关也只能指控一项罪名。同时罪定原则的闪光、合理内核便在于其罪的明确性，禁止含混、笼统归罪。
（3）从保障被告辩护权的角度看，不同的罪名其犯罪构成可能是截然不同，由于被告人不知道自己被指控的某一犯罪事实所涉嫌哪一具体罪名，其就可能无法从对其欲定之罪的犯罪构成方面进行辩护。（至少不容易作到全面、周到的辩护。如被告人可能认为就某一犯罪事实只触犯了某一罪名，于是只从该罪的犯罪构成的各要件进行了辩护，可实际上法院却是以另一罪名定之，此时被告就可能未对该罪充分行使辩护权）。这样必然使被告处于被告不利的境地，这也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义务保障被告获得辩护的原则。
（4）从诉讼效率看，由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的不明确，法院要能作到准确、公正审理，就必须对犯罪事实的是否可能触犯数罪的每一罪名逐一审之；被告人为了充分行使辩护权避免上述的辩护权行使不足，也得必须对每一犯罪事实是否触犯数罪的每一罪进行逐一辩之。（而这在事实上，两者都可能无法充分做到，所以笔者在上面认为要影响其辩护权的充分实现）。这样逐一的审、辩必然导致冗长的诉讼，严重影响了诉讼效率。
（5）从公诉机关的职能看，公诉机关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职能是控诉职能，也是其区别侦查机关只享有侦查职能，即公诉机关不止是将嫌疑人涉嫌犯罪的犯罪事实收集交之于法院而就完结，其更重要的职责是还要促使其指控的被告人所触犯的罪名得以成立。若公诉机关只是将犯罪事实提供给法院并只给几个笼统的罪名，这无疑也是将控诉职能交与了法院行使。这也严重违背了现代法制国家控、审分离的原则。
（二）我们认为指控的犯罪事实与事实有重大出入（略）
（三）指控术语的混淆导致法律关系的混淆从而影响罪名的成立
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所涉嫌的第一条罪名煽动群众暴力抗拒国家法律实施罪，我们认为在该案的指控的四起犯罪事实中都不具有国家法律实施的情形，也即是该罪指控的客观要件方面的前提条件不具备，该罪不能得以不成立。在这里公诉机关混淆了一个概念，作为一般民事主体的某议培训中心，在取得土地的使用权时应当是叫有偿用地，而公诉机关却认为其使用地是征地行为，因而与之争执便是抗拒国家法律实施的行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地是国家行政行为，用地是一般民事行为，二者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不容混淆。在法庭调查中，我们通过质询公诉方申请出庭的（国土局干部），进一步明确了作为征地的政府行为早已实施完毕。因而村民与某地发生争执的行为只能一般的民事纠纷，不具备任何抗拒国家法律实施的情形。
（四）什么是导致各指控事实后果的决定性原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公诉机关所指控的被告所涉嫌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规定该两项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首要分子。又根据刑法九十一条对首要分子的定义“本法所称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在本案中被告不可能是前一种情形。因而被告李某的行为在指控的犯罪实施中是否起组织、策划、指挥的作用便成为被告罪与非罪的关键。要分析此问题我们认为就必须进一步分析什么是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发生的决定性原因；被告李的行为与各事件发生是否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两个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得以回答，被告罪与非罪便不言自明。为此我们结合事实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因本案指控涉及几起事件，现辩护人就每起事件分别阐述如下：
（1） “4.19”事件
被告李某在该事件中的所有行为
李在上午十时在村民陈某的通知下赶到事发现场，当时已有十来村民赶到现场，后其他村民知道事情发生也陆续自发赶到现场（而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系李通知而来的。这在一审庭审中申请出庭的证人已很好说明）李到现场后欲制止某地倾倒废土的行为，并与某会的经理向丹交涉停止倾倒避免压倒村民土地。后李在以念报的形式学习土地法以保护村民合法权益，后见不能解决问题下午二时许离开家，到双流机场乘飞机上北京上访，尔后发生的事不得而知。
案件背景
正确认识4.19事件我们必须对本案的背景有一了解，被告李某所在村高新区某乡，全组共计451人，因某会议培训中心的用地100多亩后，使某村的人均土地不到两分地，村民人均不到两分地，还要上缴公、余粮农业税，及各种开销。某地所补偿费用又从未向村民公开，村民在此情况下多次要求查清以往帐目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土地问题又存在不可回避的诸多问题，（在一审庭审质证中，辩护人就土地问题存在的大量问题也举了大量的证据予以了证明，控方也未持未异议）其又涉及每个村民的生计问题，这样土地问题自然也成为村民最为关心、最为敏感的的问题。某地的挖土机倾倒废压到村民土地的行为，更是激化了这潜在的矛盾。也成为引发该次事件的导火线。
事发原因
我们认为，在该事件中引发事情的起因是某地的挖土机压了村民土地，而深层次的原因是长期未解决的土地问题。即挖土机压土和未解决的土地问题与才是该次事件发生之间的才存在着因果关系，相反李某行为与该事件的发生却没有任何的必然因果关系。李作为为高新区某乡组长，在村民发生纠纷之后不可能像普通村民一样对其可以坐视不管。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代表村民与某地交涉、宣读、学习法律以保护村民利益完全便是情理之中，当然在此我们也不能苛求一个最基层的农村干部是完全准确理解、运用法律，但其目的正当性决定了其行为也并无不当之处。
公诉机关在指控上逻辑的荒谬性
过来我们再看公诉机关指控的逻辑：李知道村民与某地有纠纷——李在某地宣读、学习新《土地法》——激化了村民矛盾——其行为起到组织指挥作用——结论：李是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的首要分子。我们结合罪名再细分析这样的逻辑，在该罪中首要分子是指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首要分子。即这样的首要分子是要组织、指挥、策划如何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李向群众宣、读学习法律的目的什么？（在这里姑且认为种宣读、学习就是所谓的是组织、指挥）按照上面的逻辑不久成了，李宣读学习《新土地法》就是为了扰乱公共秩序。显然这样的逻辑不仅显得荒谬，在推敲面前更是显得苍白无力。宣读、学习法律与组织、指挥策划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判决之中突袭认定“李的行为起到起到指挥作用，系首要分子”这未免过于牵强附会。
综上所述，真正成立该罪其首要分子组织、指挥、策划的所指向的内容应当是围绕如何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且组织、策划、指挥应当是一个有事前预谋的行为，具体体言之其应当在时间的安排，人员的策划手段的使用等方面都有相应的体现。其并非是瞬间即可完成的行为，而对整个事件的发生被告李在事前没有任何预先的谋化，人员上的安排……无论从那一角度看，整个事件的发生都是突发的。另一方面，李在主观上也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目的，试设想李试图通过组织、指挥、策划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来达到解决土地的问题，李还用得着在此学习土地法吗？用得着立即上访吗？同时从该事件所发生情节严重的后果李并不在场，事前既无预谋，事发又不在现场，其组织、指挥不知从何谈起？因而被告李某在该事件中首要分子的认定不能成立，主观上也无扰乱公共秩序的故意。
（2） “6.5”事件。
l 被告李某在该事件中的所有行为
1999年6月5日八时许，本村村民刘某伙同十来人将李全家打伤，砸坏李家商店后即离去（有当时的派出所报案记录，及照片为证。）李当时浑身是血和伤，听村民说刘某等人已跑往某会议。（刘某曾是某地的人这也是村民众所周知的事实）鉴于此气愤之及的李便说了去“把某地砸了之类”气愤之话，但自己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尔后派出所民警及有关干部也赶到事发现场，李随即被110送往川医。第二天一早又被送往双流医院，期间发生的事不得而知。
公诉机关指控存在的错误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某与村民刘某因排水引起纠纷，……映某地经理向丹证实刘某不是某地的人，也没有某地保安参与打架，……被告人李某作为组长，对所在组的村民有一定的号召力其在明知没有某地保安参与打人的情况下，向村民散布谣言，煽动、指挥村民冲击、围攻某地，并阻止公安民警维持秩序。其在此次事件中起到了组织、指挥作用。被告人李某为首聚众扰乱公共场所进行扰乱，危害时间长，聚集人员多属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我们结合本案事实分析不难发现其存在的问题，
其一、公诉机关指控的一个小前提——被告明知没有某地保安参与打人。其唯一依据为向丹的证人证言，向丹作为映某地经理，为利害关系人，其证词的证明力是不言而喻的，且无其他证据相印证。因此小前提是经不住检验。
其二、公诉机关指控中逻辑推理的荒谬性。其认定逻辑为：李是组长——李有号召力——李说了煽动性的话——李行为起到了组织指挥策划的作用——李系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首要分子。首先其推理存在不能成立的预设——被告李某的话村民都应接受。李只是作为一组之长，并不是手握大权的将军。李在情急之下说出的话，作为有具有完全判断能力的村民完全可以以其意志自由决定之。作或不作李对其既无利益的引诱，也无权势的威胁。即在这里对冲击围攻某地的行为，村民是自己行为的决定者。把村民自由决定的行为后果由被告来承担这不仅于情、于理都无法说得过，于法也严重违背了刑法所规定的罪责自负的原则。另一方面，有煽动行为并不等于就是组织、指挥。二者在无论在性质上，还是词义上的区别也是不言自明的。我们还可进一步分析李的行为是否超越了刑法鉴定的尺度——社会危害性。李在全家被打得遍体鳞伤，商店被砸得烂（有当时所拍照片为证）在自己的家门口说说气愤之话，其尚在情理之中。我们不不可能苛求一介村夫面对自己重大冤屈而默默忍之。且说话之时派出所的干警和有关干部已赶到，对义愤的村民的疏导工作其对此也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在此无指责谁工作失职之意。但他却表明当时被告李某说此话的并非过当。
其三、公诉机关对“情节严重”发生时间的指控模糊。该次事件从1999年6月5日晚八时许发生为时两天多，李所有的行为即只有在在当晚说过的话，虽当晚村民确实去过某地，可当晚随即离去，但此时并未发生情节严重的后果，（这在庭审质证已得到确认），而发生堵设某地大门、阻饶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阻塞交通等严重后果，都是发生在第二天和第三天，此时李已住在双流医院，并不知晓。一法庭质证认定李对发生的“设置路障、阻塞交通事前不知”但却对其他情节认为是李组织、指挥的结果。这二者同时发生事的只否定其一，而又肯定其一，实难说得过去。
其四、在这里被告不是首要分子的辩护因同4.19事件理由类似。在此不重复。
（3）“7.28”事件。
被告李在该事件中的所有行为
1999年7月28日上午十时许成都市高新区管委会联合调查组某地村民反映某地用地和村（组）财务有关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公布会上，在宣读完该意见后，因该意见没有任何人签署和盖章作为组长的李某就向调查组提出质询，其没有盖章。说完随即离开临时会场，对后发生的事也不得而之。
公诉机关的错误指控
其一、对被告李某不具备首要分子的主体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故意的因其认定存在上述二事件的同样的错误，辩护意见类似，故在此对该部分也不重复。在这里需要阐述不同的一点是，公诉机关认为在被告李某的的煽动下村民才去袭击警察，这是不能成立的。在整个开会期间直至被告李某离开会场警察都没有在现场，李某在事前根本不知道有警察将来，何谓煽动村民去袭击警察。
其二、认定该事件临时开会的地点为公共场所的指控错误。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十一条的规定公共场所是指为不特定多数人随时出入、停留、使用的场所，主要有航空站、车站、码头电影院。一般所谈的会议场所也应为公共场所。但为什么该事件的开会的地点不是公共场所呢？首先该次开会的地点为临时选的一个开会点，系村民郭开成的家中，该地点不是长期开会的地点，其性质为非公共场所。其次，这次开会的人是特定的——村民和调查组的人。其三从后果看，该次事件并没有扰乱特定人——村民和调查组以外的人的生产和工作秩序。对此的理解这好比某人的家，不可能举行了一次生日聚会因此就成为了公共场所，衡量一个地点是否是公共场所我们应看它一致至少较长一段时间的用途，及对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的影响。
其三、被告李某的行为在该事件中的行为并无不当。联合调查小组宣布结果后，作为组长对不理解的地方进行质询，这无可厚非。且李所说的话“这调查报告如废纸一张，这会白开了”（李并没有说“看着办”这话已得一审确认）在一定程度上所说确实客观事实，因为这个调查报告未能解决任何问题，这是不容回避的，（在庭审质证中高新区关于对这份调查报告出具的说明函也充分证明了此），就是现在回过头来在法律上评价它确实是“废纸一张”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意义。
综篇所述：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煽动暴力抗拒国家法律实施罪因不具备法律实施的情形存在及不具备煽动暴力的故意内容该罪指控不能成立。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李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因其不具备首要分子的主体、主观上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的故意及在“7.28”事件中不具备公共场所和交通秩序的客观要件使得该罪也不能成立。被告李某因此应宣告无罪，并立即释放。
三、一审法院最后认定：
就被告李某涉嫌煽动暴力抗拒国家法律实施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一审法院采纳辩护人意见，认定指控能成立。就被告李某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只一审法院采纳辩护人被告在第三起事件中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认定李在第一、二、四起事件中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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