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督职责是宪法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责，此次，由中共中央发布的《意见》再次强化和突出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从法律监督职责履行而言，《意见》明确了以下几点：第一，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等司法机关的执法司法信息共享机制，实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司法的衔接；第二，强化刑事立案、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监督，着力解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长期“挂案”等违法情形；第三，加强检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办案衔接和配合机制，特别是完善监察机关商请检察机关派员提前介入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机制，以及检察机关退回补充调取和自行补充侦查机制；第四，完善刑事执行和监管执法监督，完善对刑罚变更执行的同步监督机制，防止和纠正违法减刑、、暂予监外执行；第五，开展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公益诉讼的监督检查机制，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

两高《解释》针对窝藏、包庇行为进行了专门性规定，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第一，包庇罪的行为要件“作假证明包庇”在实践中细化为以下形态，一是故意顶替犯罪的人欺骗司法机关，即“顶包”行为，二是故意向司法机关作出虚假陈述或者提供虚假证明，以证明犯罪的人没有实施犯罪行为或所实施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三是故意向司法机关提供虚假证明，以证明犯罪的人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第二，窝藏罪的行为要件中，除了“为犯罪的人提供隐藏处所”外，“为犯罪的人提供财物”具体可表现提供车辆、船只、航空器等交通工具、提供手机等通讯设备、提供资金支持等；第三，行为人为帮助同一犯罪的人逃避刑事处罚，分别触犯窝藏罪、包庇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伪证罪等其他犯罪的，从一重罪论处。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正式颁布，与《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并驾齐驱，进一步完善了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体系，为企业数据合规的保护、打击侵犯公民信息类犯罪提供更加明确的指引。第一，信息网络诈骗、侵犯公民信息类犯罪的重要特征即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姓名、电话号码、身份证件、银行账号等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是这类犯罪活动发生的源头，本次纲领性的立法，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和跨境提供的规则、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以及法律责任，将分散在各类公民信息保护的规则统一起来，既有原则性又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更好地从源头上打击、防范该类犯罪活动。第二，《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企业如何进行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以及职责部门如何履行其监管职责等提出了更高要求，敏感个人信息的特殊保护、个人信息跨境提供的合规等问题将成为企业重点关注的合规事项。

法律援助工作在我国已经开展40多年，《法律援助法》是在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的基础上总结近年司法实践以及相关规范文件的重要成果，是我国关于法律援助的第一部专门性法律。本次立法直面新时代背景下法律援助工作的现实问题，对完善国家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有重要意义：第一，拓宽提供法律援助的渠道。除了司法行政部门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服务之外，本次立法增加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人员、高等院校等科研机构中从事法学教育的人员、法学专业学生等主体开展法律援助的渠道，全面提升了法律服务的质量和力量。第二，明确政府财政保障。法律援助的社会关注度不够、政策支持力度不大、补贴标准过低等问题一直是法律援助工作者的痛点，本次立法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基本服务体系，并将法律援助相关经费纳入本级政府预算，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明确鼓励措施、明确补贴标准，提升法律援助工作者的积极性。第三，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明确相关机关和部门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便利的责任。公检法和有关部门在办理案件或者相关事务中，应当及时告知有关当事人有权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应合理设置法律援助工作台或者联络点，就近受理法律援助申请；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努力实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明确指定辩护的具体情形，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充分保障当事人应有的权益。

《监察官法》的颁布是国家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坚持和加强党对监察工作领导的必然要求，对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监察官队伍有重要意义：第一，明确监察官的人员范围，为监察官能够权责明确行使职权提供了制度保障，其中将各级监察委员会机关和派驻派出机构的监察人员统一纳入监察官范围，体现了党对加强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第二，明确监察官选用条件与选用办法，规定监察官采用考试、考核的办法，从符合监察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选用，并对监察官任职回避做出原则性规定，这是监察官职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监察官队伍的需要。第三，明确监察官的职责，并在明确监察官义务和权利的同时对监察官的职业保障做出规定，例如“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要求监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监察官的职业尊严和人身安全收到法律保护”，从法律角度保证了监察人员能够依法行使职权，不受其他组织和个人的不正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