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六条有关的规定，并没有明确提及被害人醉酒情形下的处理，与之相关的是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解答》中明确“其他手段”是“指犯罪分子用暴力、胁迫以外的手段，使被害妇女无法抗拒。例如：利用妇女患重病、熟睡之机，进行奸淫；以醉酒、药物麻醉，以及利用或者假冒治病等方法对妇女进行奸淫。”该解答明确，利用醉酒方法对妇女进行奸淫，可以认为强奸。且不说这是不是司法解释，能不能直接引用，但是该规定究竟指何内容值得深究。

与本文探讨主题相关的有两种情况，一是故意将被害人灌醉，然后再与之发生性关系，二是发现被害人醉酒后，与之发生性关系。《解答》包含第一种情况并无异议，是否包含第二种情况并不清楚。

《解答》难以包含第二种情况，理由如下：其一，能否认定为强奸关键还是要考察是否为违背妇女意志，侵犯妇女的性自主决定权，外在的表现为妇女是否反抗，这里当然包括是否有意识和能力反抗。不知反抗、不能反抗与醉酒并不能等同，醉酒下的妇女并不一定没有反抗意识，并不一定就不能反抗。在已有的裁判文书中，被害人虽然醉酒但仍予以积极反抗的表述就是明证。《解答》如果包含第二种情形，会造成不当的扩大解释。其二，就文义解释而言，“药物麻醉”意思明确，意指对被害人进行药物麻醉，不是指被害人自行处于药物麻醉状态，而“醉酒”与“药物麻醉”相并列，同时又考虑到本句的主语是“犯罪分子”，限定词是“手段”、“方法”，故此处的“醉酒”应是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灌醉而不是指被害人自行处于醉酒状态。

综上可见，现有法律规定下，不能将醉酒与违背妇女意志等同，《解答》也没有规定只要与醉酒妇女发生性关系就是强奸。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等同化倾向，在认定被害人醉酒并明确发生性关系后，就确认了强奸，这与当前法律本意并不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