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国家工作人员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强，受贿人犯罪手段也在不断翻新，逃避侦查的意识越来越强，直接收受现金的情况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收受银行卡甚至是通过复杂的公司、股权设计来力图使收受财物行为更隐蔽。

银行卡，是指商业银行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发行的具有消费信用、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根据功能，银行卡可以分为转账卡、专用卡、储值卡、贷记卡、准贷卡、商务卡等。通常在受贿犯罪中涉及的银行卡多指储值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借记卡，即发卡银行根据持卡人要求将其资金转至卡内储存，交易时直接从卡内扣款的预付钱包式借记卡。当然实践中也有以贷记卡即通常所说的信用卡为贿赂的，本文论述立足于借记卡，对于信用卡的相关问题将在文中单独列明。

与普通财物相比，收受银行卡等受贿行为具有特殊性，银行卡作为一种记名的债权凭证，卡本身并不具有价值。银行卡内资金属于动产，但银行卡的交付转让并不意味着卡内资金的绝对转移。银行卡的持有人可以凭借卡支取现金，但银行卡的登记所有人仍然可以通过挂失登记、变更密码、补卡等行为来避免损失，对卡内的资金实现远程控制。需要说明的是，随着电子支付、手机支付的兴起，存储、支付手段和人们的交易习惯也在发生悄然的转变，在审理的案件中，很多收受资金行为已经脱离了传统银行卡的范畴，仅仅靠账户及密码就能完成。在涉及数字货币时，如以比特币为贿赂的，只需要交易密钥、地址就可以完成，这种收受行为与银行卡的收受没有本质区别，认定既未遂时也可以参照收受银行卡型受贿进行处理。

对于银行卡内资金如何认定数额及既、未遂，不同犯罪有不同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8号）第5条规定：“盗窃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的，按照下列方法认定盗窃数额：（一）盗窃不记名、不挂失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的，应当按票面数额和盗窃时应得的孳息、奖金或者奖品等可得收益一并计算盗窃数额；（二）盗窃记名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已经兑现的，按照兑现部分的财物价值计算盗窃数额；没有兑现，但失主无法通过挂失、补领、补办手续等方式避免损失的，按照给失主造成的实际损失计算盗窃数额。”该解释第12条同时规定，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的，可以构成盗窃未遂。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则规定，抢劫信用卡后使用、消费的，其实际使用、消费的数额为抢劫数额；抢劫信用卡后未实际使用、消费的，不计数额，根据情节轻重量刑。所抢信用卡数额巨大，但未实际使用、消费或者实际使用、消费的数额未达到巨大标准的，不适用抢劫数额巨大的法定刑。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通过银行转账或者电子支付、手机银行等支付平台获取抢劫财物的，以行为人实际获取的财物为抢劫数额。根据以上司法解释不难看出，对于抢劫、抢夺、盗窃银行卡，均是以实际取得的财物认定犯罪的数额，并在此基础上认定既遂；尚未实际取得的财物，最多只能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不能认定为犯罪数额，更不属于。但关于受贿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8年11月20日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条规定，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者消费，卡内的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使用银行卡透支的，如果由给予银行卡的一方承担还款责任，透支数额也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这也是基于受贿犯罪与其他侵财犯罪相比而言的特殊性作出的规定，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他侵财犯罪中，财物的损失违背了银行卡所有人的意愿，而受贿犯罪中行贿人对于卡内资金的损失是明知且认可的，也就是说，在普通刑事犯罪中，银行卡和卡内记载的财物分离性的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不仅要评价不法取得银行卡的前行为，同时也要评价利用银行卡不法取得财物的后行为，且后行为的评价直接影响到对行为人的量刑轻重甚至是罪数形态；但在受贿犯罪中，银行卡和卡内记载的财物的一体性特征更为突出。正基于此，其他侵财犯罪的行为人一般会尽其所能地尽快取得卡内资金，但受贿人往往并不着急取现，其中的时间差就直接影响了受贿犯罪既未遂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