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立方：毒品的社会危害比个人犯罪更大，表现为贩运的数量更大，有明确的分工合作，更容易逃避侦查，毒品更容易流人社会，且在被发现后共犯之间容易订立攻守同盟，所以对毒品共犯要坚持从严打击的方针，特别是对于的，依法应当判处的，要坚决判处死刑。当然，对毒品共犯的处理也要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存在多名主犯的犯罪案件中，要准确认定共犯的地位和作用，确定罪责轻重。对于地位和作用相对较小，属于可杀可不杀的，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本案中，合议庭对被告人刘光普的量刑意见基本一致。刘光普供述其本人系出资人，并有下线供认的资金往来及银行查询情况相印证，并且刘光普积极联系毒品上、下线，通过“马仔”贩卖毒品，是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最为突出的主犯。刘光普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刑，属毒品再犯，且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因此，适用死刑是适当的。

    然而，对于被告人凌万春是否适用死刑，存在不同意见。凌万春与刘光普共同策划、组织、实施贩卖毒品，在共同犯罪中均系主犯，但凌万春始终辩解在贩毒过程中没有出资行为。我们认为，由于凌万春归案后一直拒不认罪，导致对其地位、作用层次的认定存在一定困难，但通过下线、“马仔”的供述，结合刘光普的供述及案件事实的分析，凌万春在贩卖毒品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应当次于刘光普。具体理由分析如下：（l）从共同出资情况分析。关于共同出资只有刘光普的供述，凌万春始终辩解没有出资，而刘光普也称一直没有获取分配收益。复核阶段，公安机关出具“情况说明”称，目前无法获取更多证据证实凌万春、刘光普共同贩卖毒品最初毒资的来源，故认定凌万春出资的证据不够充分。（2）从财产情况对比分析。刘光普有车辆、会开车，另有住房，且住房中摆放大量毒品。而凌万春既没有车，又要租房住。（3）毒品下线及“马仔”的供述等证实，凌万春与刘光普是同学、老乡关系，在刘光普前罪刑满释放后参与了刘光普的贩毒活动，一开始跟着刘光普贩毒并亲自运送毒品，在与刘光普一起雇用周作财、邓福良作为“马仔”之后，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逐渐不再亲自运送毒品，不再在自己住处大量藏匿毒品：（4）刘光普系毒品再犯及累犯。

    由于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凌万春与刘光普系共同出资，结合毒品下线及“马仔”的供述，可以认定凌万春地位、作用小于刘光普。本案查获的毒品数量折算后为1500余克，在同一起犯罪中应当严格控制死刑，在判处地位、作用更大的刘光普立即执行死刑的基础上，对同案犯凌万春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