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问题：公诉人、被告人与辩护人三方对精准量刑把握不够。
分析：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只有公诉人提出较为确定的量刑建议，被告人和辩护人才能对诉讼结果有明确的预期，才能更好地与公诉人代表的检察机关进行量刑协商。调研中发现和司法实践表明，在过去的履职中，公诉人办案重心在审查案件事实和提起公诉环节，欠缺充足的量刑经验，而辩护人也没有进行量刑协商的技能和话语权；被告人也不具备量刑协商的法律知识和案件情况。在当前的制度体系下，量刑标准和从宽幅度均缺乏明确规定，导致实践操作困难。
具体的情况如下：
1、公诉人不愿意进行积极主动的量刑协商。
对于已完成70%控制线的公诉人来说，其本身不愿意进行积极主动的量刑协商。因为对大部分案件而言，具体量刑多少年，还需要院领导或是检委会确定，所以，公诉人还要去汇报和请示，之后，还要跑去看守所签具结书，无疑是增加了其工作量，所以，对于已完成70%控制线的公诉人来说，其本身不愿意进行积极主动的量刑协商。只是提出一个较高的辩护人和被告人基本不能同意的量刑建议，之后，是不管的，到庭审上随便提一下量刑建议，不同意，由法院判决吧。
2､公诉人具有绝对话语权的量刑协商。
对于应当给多少年的量刑建议，公诉人往往是一言九鼎，具有绝对话语权和强势地位，量刑协商成了一家言，就是这么多年了，不同意就由法院判决吧，但我要声明一点，到时候，我给法院的量刑建议绝对比现在这个量刑建议更高。根本没有认真听取被告人与辩护人的量刑建议，也没有进行多次的量刑协商。
3､公诉人不肯减轻处罚的量刑协商。
按照法律的规定，对于被告人而言，认罪认罚从宽与案件当中的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是可以同时适用的，但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可以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如立功、自首、中止、未遂等，公诉人基本上是不可以减轻处罚，只可以从轻处罚。即只能在法定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而不能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导致被告人与辩护人认为量刑过高而不同意签署具结书，而这些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经过审理之后，又被法院所查明和支持。从而导致被告人没有得到量刑上的优惠而拒绝认罪认罚。
对策：规范提出量刑建议。
1､按照最高法发布的《量刑指导意见》，充分考虑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自首、坦白、退赔、和解等情节确定基准刑后，再就认罪认罚给予10%-30%的从宽幅度。
2､对过去几年常见犯罪的情节、从宽幅度、判决刑期进行提炼，形成相应标准指导量刑。如各地、市、全区出具相应的本地区的《量刑指导意见》。
3､承办检察官将据以量刑的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从宽幅度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进行多次充分沟通，确保提出的量刑建议能够被接受。
4､对已经移诉到法院还没有开庭审理的认罪认罚案件，如出现退缴赃款、赔偿损失、取得谅解等新情况的，承办检察官适时调整原先的量刑建议，确保犯罪嫌疑人得到合适的从宽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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