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文内容

第一百四十条 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或者，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

 

罪名精析

释义阐明

本条是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的一般刑事处罚规定。

根据本条的规定，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生产者、销售者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从中谋利的故意，如果行为人在主观上不是故意的，不知所售产品是次品，而当作正品出售了，应承担民事责任，不能作为犯罪；第二，生产者、销售者在客观上实施了“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等行为。所谓“在产品中掺杂、掺假”，是指在产品中掺入杂质或者异物，致使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行为。“以假充真”，是指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的行为。“以次充好”，是指以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冒充高等级、高档次产品，或者以残次、废旧零配件组合、拼装后冒充正品或者新产品的行为。“不合格产品”，是指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对上述行为难以确定的，应当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第三，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必须达到五万元以上，才构成犯罪，如果销售金额不足五万元的，不构成犯罪。第四，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主体是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不能构成本罪的主体。

本条对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处罚，根据其销售金额的不同，分为四个档次，并对犯罪者在适用自由刑的同时，也注重财产刑的适用：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里所说的“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多次实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未经处理的，伪劣产品的销售金额累计计算。

 

构成要件

一、概念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行为。 

对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行为，我国一直按照原规定的投机倒把罪予以认定和处罚，但该罪的口袋化特征已明显滞后于经济生活的迅猛发展和复杂多变。1993年2月22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该法第38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规定过于原则，实践中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行为仍按投机倒把罪认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将之作为单独罪名加以规定，对于有力打击现在社会广泛存在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本法于本条明定此罪，其意亦在于此。 

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构成要件

（一）客体要件

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国家有关产品质量、工商行政的管理制度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伪劣产品。所谓伪劣产品，从广义上而言，根据《产品质量法》第2条的规定，这里的“产品”，应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但不包括建筑工程。即除了建筑性以外的一切伪劣产品，不管是工业用品还是农业用品，不管是生活用品还是生产资料，不管是有危害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还是没有危害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都可能包括在本罪的伪劣产品之中。根据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包括：

（1）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致使产品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如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但是对产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不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以及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等；

（2）伪造产地或者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的；

（3）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的；

（4）属于国家明令规定的淘汰产品的；

（5）伪造检验数据或者检验结论的；

（6）无检验合格证或无有关单位允许销售证明的；

（7）产品或其包装不符合要求的，如没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没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没有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限期使用的产品没有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日期或者失效日期的；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没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但裸装的仪器和其他根据产品的特点难以附加标识的裸装产品，可以不附加产品标识；剧毒、危险、易碎、储运中不能倒置以及有其他特殊要求的产品，没有警示或者中文警示说明或标明储运注意事项的等等；

（8）失效、变质的等等。

根据本条规定，构成本罪对象的伪劣产品，不是属于上述广义上的伪劣产品。成为本罪犯罪对象的只能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等产品；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产品；不合格的产品；失效、变质的产品；等等。如果不是生产、销售上述实质上的伪劣商品，虽属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违法行为，不构成本罪。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法规，故意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行为。

行为表现为四种情况：

1.掺杂、掺假，即在生产、销售的产品中掺入与原产品并不同类的杂物，或者掺入其他不符合原产品质量的假产品。如在芝麻中掺砂子，在磷肥中掺人颜色相同的泥土等。

2.以假充真，即生产者、销售者将伪造的产品冒充真正的产品，主要表现为生产、销售的产品名称与实际名称不符，或者原材料名称、产品所含成份与产品的实际名称、成份不符。如将党参冒充人参、将猪皮鞋冒充牛皮鞋等。 

3.以次充好，即以质量次的产品冒充质量好的产品。主要表现为将次品冒充正品，将等次低的产品冒充等次高的产品，将旧产品冒充新产品，将淘汰产品冒充未淘汰产品，将没有获得某种荣誉称号的产品冒充获得了某种荣誉称号的产品等。 

4.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主要表现为将没有达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冒充达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将超过使用期限的产品冒充没有超过使用期限的产品等。只要实施上述其中一种行为便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同时实施多种行为的，也只以一罪论处。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构成犯罪的，要求销售数额在 5 万元以上。不管是个体生产、销售者，还是单位生产、销售者，都必须达到这个数额，否则不以本罪论处。销售金额反映了行为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规模、行为持续时间、危害范围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即销售金额与上述情节的严重程度都是成正比关系的销售金额大，反映出行为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规模大、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范围广、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严重；反之亦然。而且，这种规定的可操作性强，便于司法机关准确认定和处罚犯罪。 

另外，依本法第149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劣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不合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不合标准的电器、压力容器、易燃易爆产品、假农药、假兽药、假化肥、假种子、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不构成本节所定其余各罪的，但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定为本罪予以处罚。同时，如果该行为同时构成本罪和本节其余之罪的，应依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生产者、销售者。实践中，一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的自然人只要实施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行为均能构成该罪。根据本节第150条的规定，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四）主观要件

本罪往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故意以“假、劣”冒充“真、好”。本罪多以营利和获取非法利润为目的，但本条并未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是构成本罪的主观方面必须具备的要件。过失不构成本罪。

认定要义

一、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1.按照本条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必须是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才能构成犯罪。因此，本罪在犯罪形态上属结果犯。销售金额不满5万元的，则属一般违法行为，可由有关工商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二、生产伪劣产品行为与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是否并罚

本罪是选择性罪名，生产与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是选择性要件，行为人只要实施了生产或销售中的任何一个行为，就适用本条的规定，构成生产伪劣产品罪或销售伪劣产品罪。如果行为人既实施了生产伪劣产品的行为，又实施了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是否数罪并罚则要根据不同情况作不同分析。 

1.如果行为人既生产了伪劣产品，又销售了自己生产的伪劣产品，则销售行为是生产行为的延续，对这两种行为不能数罪并乱而仍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一罪处罚。

2.如果行为人生产了伪劣产品，又销售了他人生产的伪劣产品，且销售金额都在5万元以上，则应按生产伪劣产品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两罪并罚。

三、本罪与的界限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一般表现为在产品中掺杂使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等欺骗手段；而诈骗罪常常亦以冒充销售产品的工商活动来实现。两者往往极易混淆。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1）所侵犯的客体不同。本罪所侵犯的是市场管理的正常活动及费者的合法权益，包括其人身健康及财产安全等权利；而诈骗罪则是对财产的所有权造成侵害。

（2）犯罪目的不同。本罪一般表现为以获取非法利润为目的，但也可以是出于其他非法目的，如为了不正当竞争，通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冒充为他人生产的产品，毁坏他人名誉，以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等；而后者则只能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

（3）客观行为的表现方式不同。诈骗罪是完全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受害人产生错觉，信以为真，从而自愿地“交出财物”，而本罪则是在经济活动中，违反工商管理等市场管理法规，在生产、销售等工商活动中使用偷工减料、掺杂使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等带有欺诈性质的手段进行非法的经营活动。

立案标准

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1.伪劣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

2.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十五万元以上的；

3.伪劣产品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将已销售金额乘以三倍后，与尚未销售的伪劣产品货值金额合计十五万元以上的。

本条规定的“掺杂、掺假”，是指在产品中掺入杂质或者异物，致使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行为；“以假充真”，是指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的行为；“以次充好”，是指以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冒充高等级、高档次产品，或者以残次、废旧零配件组合、拼装后冒充正品或者新产品的行为；“不合格产品”，是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

对本条规定的上述行为难以确定的，应当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本条规定的“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按照《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估价机构进行确定。

量刑标准

犯本条所定之罪，依其销售金额定其刑事责任：

1.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

2.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

3.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

4.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根据本法第150条之规定，单位犯本罪，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本条规定处罚。

司法机关在适用《刑法》第140条、第150条规定处罚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1.刑法对犯本罪的，根据销售金额的不同，规定了四个档次的量刑幅度人民法院应当区别不同情节，正确适用，恰当量刑。

2.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在适用自由刑的同，要注意财产刑的适用。刑法规定对本罪必须并处罚金。如果犯罪分子暂时确实无力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执行。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3.实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又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查处，构成、、的，依照数罪并罪的规定处罚。

4.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5.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的，从重处罚。

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生产、销售伪劣的防治、防护产品、物资，构成犯罪的，依据《刑法》第140条的规定，以定罪，从重处罚7.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造成被害人济损失的，除依照《刑法》第140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外，并应当根据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8.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其违法所的一切财物应予以没收。

 

解释性文件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7年1月1日施行 法释〔2016〕29号）

第六条 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严重污染环境的，按照定罪处罚；同时构成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不具有超标排放污染物、非法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的，可以认定为非法经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论处。

第十七条（第六款） 本解释所称“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是指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或者超出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范围。

第十八条 本解释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5号）同时废止；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履行检察职能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2016年9月29日印发 高检发〔2016〕12号）

二、依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犯罪，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3.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深入贯彻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依法惩治制售含有严重超标致病性微生物、农药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的食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以及超范围、超限量滥用食品添加剂、农药兽药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犯罪；依法惩治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使用禁用农药兽药种植、养殖食用农产品，在食品中非法添加国家禁用药物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依法惩治制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制售国家禁用的非食品原料、农药兽药以及私屠滥宰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的犯罪。重点打击、从严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比较集中的“黑作坊”“黑工厂”“黑市场”“黑窝点”，长期以来高发多发的涉及“地沟油”“瘦肉精”“病死猪”“毒奶粉”等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以及走私冷冻肉品、利用互联网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强化对食品生产、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各个环节犯罪的打击力度，着力切断犯罪利益链条，始终保持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具有药品经营资质的企业通过非法渠道从私人手中购进药品后销售的如何适用律问题的答复》（2015年10月26日 高检研〔2015〕19号）

司法机关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对具有药品经营资质的企业通过非法渠道从私人手中购销的药品的性质进行认定，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定性处理：

二是对于经认定属于劣药，但尚未达到《药品解释》规定的销售劣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可以依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4年12月1日施行 法释〔2014〕14号）

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药品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药用要求的非药品原料、辅料，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两款行为，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实施本条第二款行为，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条 实施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非法行医、非法采供血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3年5月4日施行 法释〔2013〕12号）

第十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6.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依法加强对涉嫌犯罪的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刑事责任追究的通知（2012年9月6日施行 安监总管三〔2012〕116号）

一、 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及相关行为涉及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黑火药、烟火药，构成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爆炸物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定罪处罚；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及相关行为涉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或不符合安全标准产品，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产品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及相关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上述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的定罪量刑和立案追诉标准，分别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8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0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公通字〔2008〕36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公通字〔2010〕23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7.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0年3月26日施行 法释〔2010〕7号）

【延伸阅读】《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第一条 生产、销售伪劣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

销售明知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销售金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处罚。

……

第二条 伪劣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定罪起点数额标准的三倍以上的，或者销售金额未达到五万元，但与未销售货值金额合计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销售金额和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不同的法定刑幅度或者均达到同一法定刑幅度的，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

查获的未销售的伪劣卷烟、雪茄烟，能够查清销售价格的，按照实际销售价格计算。无法查清实际销售价格，有品牌的，按照该品牌卷烟、雪茄烟的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零售价格计算；无品牌的，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卷烟平均零售价格计算。

……

第四条 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能够查清销售或者购买价格的，按照其销售或者购买的价格计算非法经营数额。无法查清销售或者购买价格的，按照下列方法计算非法经营数额：

（一）查获的卷烟、雪茄烟的价格，有品牌的，按照该品牌卷烟、雪茄烟的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零售价格计算；无品牌的，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卷烟平均零售价格计算；

（二）查获的复烤烟叶、烟叶的价格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烤烟调拨平均基准价格计算；

（三）烟丝的价格按照第（二）项规定价格计算标准的一点五倍计算；

（四）卷烟辅料的价格，有品牌的，按照该品牌辅料的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价格计算；无品牌的，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烟草行业生产卷烟所需该类卷烟辅料的平均价格计算；

（五）非法生产、销售、购买烟草专用机械的价格按照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下发的全国烟草专用机械产品指导价格目录进行计算；目录中没有该烟草专用机械的，按照省级以上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目录中同类烟草专用机械的平均价格计算。

第五条

行为人实施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犯罪，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非法经营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六条

明知他人实施本解释第一条所列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设备、运输、仓储、保管、邮寄、代理进出口等便利条件，或者提供生产技术、卷烟配方的，应当按照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

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需要对伪劣烟草专卖品鉴定的，应当委托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烟草质量检测机构进行。

第八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烟草专卖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犯罪的，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

煽动群众暴力抗拒烟草专卖法律实施，构成犯罪的，以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条

本解释所称“烟草专卖品”，是指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

本解释所称“卷烟辅料”，是指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

本解释所称“烟草专用机械”，是指由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烟草专用机械名录所公布的，在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的生产加工过程中，能够完成一项或者多项特定加工工序，可以独立操作的机械设备。

本解释所称“同类烟草专用机械”，是指在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的生产加工过程中，能够完成相同加工工序的机械设备。

 

8.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2008年6月25日施行 公通字〔2008〕36号)

……

第十六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伪劣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

（二）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十五万元以上的；

（三）伪劣产品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将已销售金额乘以三倍后，与尚未销售的伪劣产品货值金额合计十五万元以上的。 

本条规定的“掺杂、掺假”，是指在产品中掺入杂质或者异物，致使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行为；“以假充真”，是指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的行为；“以次充好”，是指以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冒充高等级、高档次产品，或者以残次、废旧零配件组合、拼装后冒充正品或者新产品的行为；“不合格产品”，是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 

对本条规定的上述行为难以确定的，应当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本条规定的“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按照《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估价机构进行确定。

 

9.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2003年12月23日 商检会〔2003〕4号）

一、关于生产、销售伪劣烟草制品行为适用法律问题

（一）关于生产伪劣烟草制品尚未销售或者尚未完全销售行为定罪量刑问题

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生产、销售伪劣烟草制品，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烟草制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伪劣烟草制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三倍（十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7年4月22日联合发布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

伪劣烟草制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十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二百万元以上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各量刑档次定罪处罚。

伪劣烟草制品的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与尚未销售的伪劣烟草制品的货值金额合计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生产伪劣烟草制品尚未销售，无法计算货值金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1.生产伪劣烟用烟丝数量在1000公斤以上的；

2.生产伪劣烟用烟叶数量在1500公斤以上的。

（二）关于非法生产、拼装、销售烟草专用机械行为定罪处罚问题

非法生产、拼装、销售烟草专用机械行为，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

四、关于共犯问题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本《纪要》第一条至第三条规定的犯罪行为，仍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应认定为共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直接参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或者销售假冒烟用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或者直接参与非法经营烟草制品并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

2.提供房屋、场地、设备、车辆、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技术等设施和条件，用于帮助生产、销售、储存、运输假冒伪劣烟草制品、非法经营烟草制品的；

3.运输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的。

上述人员中有检举他人犯罪经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实施本《纪要》第一条至第三条规定的犯罪行为的处罚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实施本《纪要》第一条至第三条规定的犯罪行为的，从重处罚。

六、关于一罪与数罪问题

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经营罪等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

十、关于鉴定问题

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的鉴定工作，由国家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省级以上烟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按照国家烟草专卖局制定的假冒伪劣卷烟鉴别检验管理办法和假冒伪劣卷烟鉴别检验规程等有关规定进行。

假冒伪劣烟草专用机械的鉴定由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或其委托的国家烟草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根据烟草行业的有关技术标准进行。

十一、关于烟草制品、卷烟的范围

本纪要所称烟草制品指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

本纪要所称卷烟包括散支烟和成品烟。

 

1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5月15日施行 法释〔2003〕8号）

……

第二条 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生产、销售伪劣的防治、防护产品、物资，或者生产、销售用于防治传染病的假药、劣药，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者生产、销售劣药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

第十八条 本解释所称“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灾害。 

 

11.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9月13日施行 高检发释字〔2002〕6号）

第四条 以非碘盐充当碘盐或者以工业用盐等非食盐充当食盐进行非法经营，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有关鉴定问题的通知（2001年5月21日施行 法〔2001〕7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自全国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以来，各地人民法院陆续受理了一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假冒商标和非法经营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此类案件中涉及的生产、销售的产品，有的纯属伪劣产品，有的则只是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由于涉案产品是否“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的定罪及处刑，为准确适用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严惩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不放纵和轻纵犯罪分子，现就审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假冒商标和非法经营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中可能涉及的假冒伪劣商品的有关鉴定问题通知如下：

一、 对于提起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假冒商标、非法经营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所涉生产、销售的产品是否属于“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难以确定的，应当根据《解释》第一条第五款的规定，由公诉机关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

二、 根据《解释》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生产、销售假药犯罪案件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犯罪案件，均需有“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和“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

三、 经鉴定确系伪劣商品，被告人的行为既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又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或者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或者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和《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

二〇〇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1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4月10日施行 法释〔2001〕10号）

第一条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在产品中掺杂、掺假，是指在产品中掺入杂质或者异物，致使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行为。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假充真，是指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的行为。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次充好，是指以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冒充高等级、高档次产品，或者以残次、废旧零配件组合、拼装后冒充正品或者新产品的行为。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不合格产品，是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 

对本条规定的上述行为难以确定的，应当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 

第二条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三倍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7年4月22日联合发布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

多次实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未经处理的，伪劣产品的销售金额或者货值金额累计计算。 

……

第九条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仓储、保管、邮寄等便利条件，或者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论处。 

第十条 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一条 实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犯罪，又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查处，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第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从重处罚。

 

证据规格

第一百四十条 证据规格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一）供述和辩解

1.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包括：

（1）自然人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

（2）嫌疑人，单位成立的基本情况。

2.对犯罪预备的供述。包括：

（1）犯罪起意的时间；

（2）为实施犯罪所做的准备；

（3）拟用犯罪手段。

3.对犯罪过程的供述。包括：

（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时间、地点、次数、参与人。

（2）涉案企业的资质情况、犯罪嫌疑人及相关涉案人员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中的职责分工。

（3）伪劣产品的生产设备、经营场所、运输、仓储、保管等情况。

（4）伪劣产品的生产流程、生产销售方式（①在产品中掺杂掺假；②以假充真；③以次充好；④以不合格的产品冒充合格的产品）。

（5）伪劣产品及原料的来源、特征、数量、价格、销售渠道、去向。

（6）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造成的后果（①人身损害；②财产损失；③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7）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金额、利益分配方式、非法获利数额。

（8）涉案资金去向及账目情况。

4.犯罪主观情况。包括：

（1）是否明知是伪劣产品而生产销售；

（2）刺激、促使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内心起因、思想活动及犯罪嫌疑人主观上通过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债务缠身、谋取非法利益、追逐享乐等）。

5.情况。包括犯意的提起、策划、分工、实施、分赃等情况，以及每一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地位和作用。

6.对影响量刑的供述与辩解。包括犯罪嫌疑人对有罪无罪、法定从重从轻情节的供述及辩解。

（二）被害人陈述

1.被害人基本情况。

2.被害人对受害过程的陈述。包括：

（1）购买伪劣产品的时间、地点、数量、价格；

（2）伪劣产品的外观特征，生产者、销售者对产品质量的宣传情况；

（3）购买时是否知道是伪劣产品，使用中是否有质量问题，是否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

（三）证言

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单位所雇佣的人的证言。包括：

（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时间、地点、数量、外观包装、销售价格等；

（2）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所得资金的账务情况。

2.其他知情人的证言。包括：

（1）对所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情况的叙述；

（2）购买人因使用伪劣产品而受到的身体伤害和财产损失。

（四）物证、书证

1.物证。包括：

（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现场、生产设备、生产工具及照片；

（2）制作产品的原料、包装，成品的实物和照片；

（3）国家禁止、限制进出口的普通货物、物品实物、照片。

2.书证。包括：

（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发票、帐簿、记帐凭证、汇票、存折及资金进出记录等；

（2）关联账户资金进出记录；

（3）与案件有关的生产许可证、产销合同、入出进账单、伪劣产品的宣传单、说明书及广告等；

（4）造成人身损害的病历、医疗费收据等；

（5）有关部门出具的封存伪劣产品的处罚决定或证明材料，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经营资格证明、会议记录等。

（五）鉴定意见

1.与人有关的鉴定。包括：造成人身损害的法医鉴定等。

2.与物有关的鉴定。包括：

（1）涉案伪劣产品质量鉴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或者其指定的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鉴定）；

（2）涉案伪劣产品数量、价格、价值的司法会计鉴定；

（3）造成财产损失的价格鉴定等。

（六）勘查、辨认等形成的笔录

1.现场勘查笔录（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现场）。包括：

（1）勘查时间、地点、人员，

（2）现场方位、空间、大小及建筑布局；

（3）犯罪工具及涉案物品的具体位置、种类、数量级分布情况；

（4）提取物品的名称、数量、标记和特征。

2.辨认笔录。包括：

（1）犯罪嫌疑人辨认笔录(①对犯罪现场,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及包装的辨认；②对其他与案件有关物品、场所的辨认)。

（2）受害人、证人辨认笔录（①对犯罪嫌疑人,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及包装的辨认；②对其他与案件有关物品、场所的辨认）。

（七）视听资料、电子证据

1.视听资料。包括：

（1）监控视听资料（①生产、销售现场监控视频；②执法记录仪记录民警现场处置视频资料；③其他监控视频）。

（2）相关人员通过录音录像设备拍摄的视听资料（现场当事人、证人用手机、相机等设备拍摄的反映案件情况的资料）。

（3）其他视听资料（①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介宣传产品功效等视听资料；②勘验有关场所、提取有关物证等的录像资料）。

2.电子数据。包括与案件有关的证实犯罪嫌疑人进货、出货及交易的电子证据。

（八）其他证据材料

1.犯罪嫌疑人自书、投案、前科劣迹材料及户籍证明材料等。

2.抓获经过、出警经过、报案材料等。

3.单位犯罪的，单位的身份材料，包括：

（1）企业法人的营业执照、法人工商注册登记证明、法人单位性质证明、税务登记证明、单位代码等；

（2）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在单位的任职、职责、权限等证明材料。

地方规定

1.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三）（试行）（2017年8月1日施行）

（四）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1．法定刑在拘役、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销售金额达到5万元以上；

（2）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15万元以上；

（3）销售金额不满5万元，但将已销售金额乘以3倍后，与尚未销售的伪劣产品货值金额合计达到15万元以上的。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金额、造成的后果等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具有下列情形的，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

（1）销售金额每增加7000元，尚未销售的金额每增加2万元，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

（2）每造成轻伤一人，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

（3）每造成重伤一人，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

（4）每造成死亡一人，可以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

2．法定刑在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二年至三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销售金额达到20万元以上；

（2）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60万元以上；

（3）销售金额不满20万元，但将已销售金额乘以3倍后，与尚未销售的伪劣产品货值金额合计达到60万元以上的。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金额、造成的后果等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1）销售金额每增加5000元，尚未销售的金额每增加15000元，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

（2）每造成轻伤一人，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

（3）每造成重伤一人，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

（4）每造成死亡一人，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

3．法定刑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七年至八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销售金额达到50万元以上；

（2）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150万元以上；

（3）销售金额不满50万元，但将已销售金额乘以3倍后，与尚未销售的伪劣产品货值金额合计达到150万元以上的。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金额、造成的后果等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1）销售金额每增加15000元，尚未销售的金额每增加45000元，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

（2）每造成轻伤一人，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

（3）每造成重伤一人，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

（4）造成死亡一人，可以增加三年至四年刑期。

4．具有下列情形的，可以增加相应刑罚量，但同时具备两种以上情形的，不得超过基准刑的100%：

（1）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或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发生时期，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等情形。每增加一种情形，增加基准刑的30%以下；

（2）为吸毒、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增加基准刑的30%以下；

（3）曾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违法犯罪活动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增加基准刑的30%以下；

（4）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

5．具有下列情形的，可以减少相应的刑罚量：

（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事实被发现前，主动将所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收回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

（2）其他可以减少刑罚量的情形。

2.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二）（2017年3月1日施行 川高法〔2017〕60号）

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一）主刑

1．法定刑在拘役、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销售金额达到5万元以上；

（2）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15万元以上；

（3）销售金额不满5万元，但将已销售金额乘以3倍后，与尚未销售的伪劣产品货值金额合计达到15万元以上的。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金额、造成的后果等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具有下列情形的，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

（1）销售金额每增加7千元，尚未销售的金额每增加2万元，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

（2）每造成轻伤一人，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

（3）每造成重伤一人，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

（4）每造成死亡一人，可以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

2.法定刑在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二年至三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销售金额达到20万元以上；

（2）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50万元以上。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金额、造成的后果等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1）销售金额每增加5千元，尚未销售的金额每增加1.5万元，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

（2）每造成轻伤一人，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

（3）每造成重伤一人，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

（4）每造成死亡一人，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

3.法定刑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七年至八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销售金额达到50万元以上；

（2）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150万元以上。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金额、造成的后果等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1）销售金额每增加1.5万元，尚未销售的金额每增加4.5万元，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

（2）每造成轻伤一人，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

（3）每造成重伤一人，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

（4）每造成死亡一人，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

4.具有下列情形的（构成基准刑的情节除外），可以增加相应刑罚量，但同时具备两种以上情形的，不得超过基准刑的60%。

（1）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或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发生时期，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

（2）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等情形。每增加一种情形，增加基准刑的30%以下；

（3）为吸毒、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增加基准刑的30%以下；

（4）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

5.具有下列情形的，可以减少相应的刑罚量。

（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事实被发现前，主动将所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收回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

（2）其他可以减少刑罚量的情形。

（二）罚金刑：刑法典已经规定

（三）

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应综合根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数额、造成的后果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是否适用缓刑。

被告人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积极赔偿损失，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判处缓刑。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适用缓刑：

1.在当地影响较大，社会反应强烈的；

2.国家工作人员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

3.曾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被判刑或受到过行政处罚的；

4.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

3.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二）（2017年3月1日施行 川高法[2017]60号）

（一）主刑

1．法定刑在拘役、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刑法库”公众号

（1）销售金额达到5万元以上；

（2）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15万元以上；

（3）销售金额不满5万元，但将已销售金额乘以3倍后，与尚未销售的伪劣产品货值金额合计达到15万元以上的。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金额、造成的后果等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具有下列情形的，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

（1）销售金额每增加7千元，尚未销售的金额每增加2万元，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

（2）每造成轻伤一人，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

（3）每造成重伤一人，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

（4）每造成死亡一人，可以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

2.法定刑在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二年至三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销售金额达到20万元以上；

（2）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50万元以上。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金额、造成的后果等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刑法库”公众号

（1）销售金额每增加5千元，尚未销售的金额每增加1.5万元，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

（2）每造成轻伤一人，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

（3）每造成重伤一人，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

（4）每造成死亡一人，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

3.法定刑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七年至八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销售金额达到50万元以上；

（2）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150万元以上。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金额、造成的后果等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1）销售金额每增加1.5万元，尚未销售的金额每增加4.5万元，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

（2）每造成轻伤一人，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

（3）每造成重伤一人，可以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

（4）每造成死亡一人，可以增加二年至三年刑期。“刑法库”公众号

4.具有下列情形的（构成基准刑的情节除外），可以增加相应刑罚量，但同时具备两种以上情形的，不得超过基准刑的60%。

（1）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或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发生时期，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

（2）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等情形。每增加一种情形，增加基准刑的30%以下；

（3）为吸毒、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增加基准刑的30%以下；

（4）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

5.具有下列情形的，可以减少相应的刑罚量。

（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事实被发现前，主动将所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收回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

（2）其他可以减少刑罚量的情形。

（二）罚金刑：刑法典已经规定

（三）缓刑

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应综合根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数额、造成的后果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是否适用缓刑。“刑法库”公众号

被告人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积极赔偿损失，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判处缓刑。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适用缓刑：

1.在当地影响较大，社会反应强烈的；

2.国家工作人员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

3.曾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被判刑或受到过行政处罚的；

4.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

 

案例精选

1. 最高检指导性案例12号 柳立国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要旨】

明知对方是食用油经销者，仍将用餐厨废弃油（俗称“地沟油”）加工而成的劣质油脂销售给对方，导致劣质油脂流入食用油市场供人食用的，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明知油脂经销者向饲料生产企业和药品生产企业等单位销售豆油等食用油，仍将用餐厨废弃油加工而成的劣质油脂销售给对方，导致劣质油脂流向饲料生产企业和药品生产企业等单位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柳立国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相关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

【基本案情】

被告人柳立国，男，山东省人，1975年出生，原系山东省济南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汇公司）、山东省济南格林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公司）实际经营者。

被告人鲁军，男，山东省人，1968年出生，原系博汇公司生产负责人。

被告人李树军，男，山东省人，1974年出生，原系博汇公司、格林公司采购员。

被告人柳立海，男，山东省人，1965年出生，原系格林公司等企业管理后勤员工。

被告人于双迎，男，山东省人，1970年出生，原系格林公司员工。

被告人刘凡金，男，山东省人，1975年出生，原系博汇公司、格林公司驾驶员。

被告人王波，男，山东省人，1981年出生，原系博汇公司、格林公司驾驶员。

自2003年始，被告人柳立国在山东省平阴县孔村镇经营油脂加工厂，后更名为中兴脂肪酸甲酯厂，并转向餐厨废弃油（俗称“地沟油”）回收再加工。2009年3月、2010年6月，柳立国又先后注册成立了博汇公司、格林公司，扩大生产，进一步将地沟油加工提炼成劣质油脂。自2007年12月起，柳立国从四川、江苏、浙江等地收购地沟油加工提炼成劣质油脂，在明知他人将向其所购的劣质成品油冒充正常豆油等食用油进行销售的情况下，仍将上述劣质油脂销售给他人，从中赚取利润。柳立国先后将所加工提炼的劣质油脂销售给经营食用油生意的山东聊城昌泉粮油实业公司、河南郑州宏大粮油商行等（均另案处理）。前述粮油公司等明知从柳立国处购买的劣质油脂系地沟油加工而成，仍然直接或经勾兑后作为食用油销售给个体粮油店、饮食店、食品加工厂以及学校食堂，或冒充豆油等油脂销售给饲料、药品加工等企业。截止2011年7月案发，柳立国等人的行为最终导致金额为926万余元的此类劣质油脂流向食用油市场供人食用，金额为9065万余元的劣质油脂流入非食用油加工市场。

期间，经被告人柳立国招募，被告人鲁军负责格林公司的筹建、管理；被告人李树军负责地沟油采购并曾在格林公司分提车间工作；被告人柳立海从事后勤工作；被告人于双迎负责格林公司机器设备维护及管理水解车间；被告人刘凡金作为驾驶员运输成品油脂；被告人王波作为驾驶员运输半成品和厂内污水，并提供个人账户供柳立国收付货款。上述被告人均在明知柳立国用地沟油加工劣质油脂并对外销售的情况下，仍予以帮助。其中，鲁军、于双迎参与生产、销售上述销往食用油市场的劣质油脂的金额均为134万余元，李树军为765万余元，柳立海为457万余元，刘凡金为138万余元，王波为270万余元；鲁军、于双迎参与生产、销售上述流入非食用油市场的劣质油脂金额均为699万余元，李树军为9065万余元，柳立海为4961万余元，刘凡金为2221万余元，王波为6534万余元。

【诉讼过程】

2011年7月5日，柳立国、鲁军、李树军、柳立海、于双迎、刘凡金、王波因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刑事拘留，8月11日被逮捕。

该案侦查终结后，移送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人柳立国、鲁军、李树军、柳立海、于双迎、刘凡金、王波违反国家食品管理法规，结伙将餐厨废弃油等非食品原料进行生产、加工，并将加工提炼而成且仍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非食用油冒充食用油予以销售，并供人食用，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柳立国、鲁军、李树军、柳立海、于双迎、刘凡金、王波又违反国家食品管理法规，结伙将餐厨废弃油等非食品原料进行生产、加工，并将加工提炼而成的非食用油冒充食用油予以销售，以假充真，销售给饲料加工、药品加工单位，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12年6月12日，宁波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柳立国等人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3年4月11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柳立国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鲁军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李树军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柳立海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于双迎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刘凡金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王波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一审宣判后，柳立国、鲁军、李树军、柳立海、于双迎、刘凡金、王波提出上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柳立国利用餐厨废弃油加工劣质食用油脂，销往粮油食品经营户，并致劣质油脂流入食堂、居民家庭等，供人食用，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柳立国还明知下家购买其用餐厨废弃油加工的劣质油脂冒充合格豆油等，仍予以生产、销售，流入饲料、药品加工等企业，其行为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应予二罪并罚。柳立国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严重危害食品安全，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鲁军、李树军、柳立海、于双迎、刘凡金、王波明知柳立国利用餐厨废弃油加工劣质油脂并予销售，仍积极参与，其行为分别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亦应并罚。在共同犯罪中，柳立国起主要作用，系；鲁军、李树军、柳立海、于双迎、刘凡金、王波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系，原审均予减轻处罚。原判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2013年6月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最高检指导案例15号 胡林贵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贿；骆梅、刘康素销售伪劣产品；朱伟全、曾伟中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黎达文等人受贿、食品监管渎职案

【摘要】

实施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为逃避查处向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应当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实行数罪并罚。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向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帮助逃避处罚的，应当认定为食品监管；在渎职过程中受贿的，应当以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实行数罪并罚。

胡林贵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贿；骆梅、刘康素销售伪劣产品；朱伟全、曾伟中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黎达文等人受贿、食品监管渎职案

【基本案情】

（一）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叶在均、刘国富、张永富等人于2011年6月以每人出资2万元，在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的情况下，在东莞市中堂镇江南农产品批发市场租赁加工区建立加工厂，利用病、死、残猪猪肉为原料，加入亚硝酸钠、工业用盐等调料，生产腊肠、腊肉。并将生产出来的腊肠、腊肉运至该市农产品批发市场固定铺位进行销售，平均每天销售约500公斤。该工厂主要由胡林贵负责采购病、死、残猪猪肉，刘康清负责销售，刘国富等人负责加工生产，张永富、叶在均等人负责打杂及协作，该加工厂还聘请了被告人叶世科等人负责运输，聘请了骆梅、刘康素等人负责销售上述加工厂生产出的腊肠、腊肉，其中骆梅于2011年8月初开始受聘担任销售，刘康素于2011年9月初开始受聘担任销售。

2011年10月17日，经群众举报，执法部门查处了该加工厂，当场缴获腊肠500公斤、腊肉500公斤、未检验的腊肉半成品2吨、工业用盐24包（每包50公斤）、敌百虫8支、亚硝酸钠11支等物品；10月25日，公安机关在农产品批发市场固定铺位缴获胡林贵等人存放的半成品猪肉7980公斤，经广东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抽样检测，该半成品含敌百虫等有害物质严重超标。

（二）自2010年12月至2011年6月份期间，被告人朱伟全、曾伟中等人收购病、死、残猪后私自屠宰，每月运行20天，并将每天生产出的约500公斤猪肉销售给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等人。后曾伟中退出经营，朱伟全等人于2011年9月份开始至案发期间，继续每天向胡林贵等人合伙经营的腊肉加工厂出售病、死、残猪猪肉约500公斤。

（三）被告人黎达文于2008年起先后兼任中堂镇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经贸办副主任、中堂食安委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食品药品监督站站长，负责对中堂镇全镇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包括中堂镇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能和依法组织各执法部门查处食品安全方面的举报等工作。被告人余忠东于2005年起在东莞市江南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任仓储加工管理部的主管。

2010年至2011年期间，黎达文在组织执法人员查处江南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无证照腊肉、腊肠加工窝点过程中，收受被告人刘康清、胡林贵、余忠东等人贿款共十一次，每次5000元，合计55000元，其中胡林贵参与行贿十一次，计55000元，刘康清参与行贿十次，计50000元，余忠东参与行贿六次，计30000元。

被告人黎达文在收受被告人刘康清、胡林贵、余忠东等人的贿款之后，滥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职权，多次在组织执法人员检查江南农产品批发市场之前打电话通知余忠东或胡林贵，让胡林贵等人做好准备，把加工场内的病、死、残猪猪肉等生产原料和腊肉、腊肠藏好，逃避查处，导致胡林贵等人在一年多时间内持续非法利用病、死、残猪猪肉生产敌百虫和亚硝酸盐成分严重超标的腊肠、腊肉，销往东莞市及周边城市的食堂和餐馆。

被告人王伟昌自2007年起任中堂中心屠场稽查队队长，被告人陈伟基自2009年2月起任中堂中心屠场稽查队队员，二人所在单位受中堂镇政府委托负责中堂镇内私宰猪肉的稽查工作。2009年7月至2011年10月间，王伟昌、陈伟基在执法过程中收受刘康清、刘国富等人贿款，其中王伟昌、陈伟基共同收受贿款13100元，王伟昌单独受贿3000元。

王伟昌、陈伟基受贿后，滥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职权，多次在带队稽查过程中，明知刘康清和刘国富等人非法销售死猪猪肉、排骨而不履行查处职责，王伟昌还多次在参与中堂镇食安委组织的联合执法行动前打电话给刘康清通风报信，让刘康清等人逃避查处。

【诉讼过程】

2011年10月22日，胡林贵、刘康清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刑事拘留，11月24日被逮捕。2011年10月23日，叶在均、刘国富、张永富、叶世科、骆梅、刘康素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刑事拘留，11月24日被逮捕。2011年10月28日，朱伟全、曾伟中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刑事拘留，11月24日被逮捕。2012年3月6日，黎达文因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3月20日被逮捕。2012年4月26日，王伟昌、陈伟基因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5月10日被逮捕。2012年3月6日，余忠东因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3月20日被逮捕。

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叶在均、刘国富、张永富、叶世科、骆梅、刘康素、曾伟中、朱伟全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案，由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被告人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涉嫌受贿、食品监管渎职罪，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余忠东涉嫌行贿罪一案，由东莞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移送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因上述两个案件系关联案件，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并案审查。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叶在均、刘国富、张永富、叶世科无视国法，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胡林贵、刘康清还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向被告人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等人行贿，胡林贵、刘康清的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人叶在均、刘国富、张永富、叶世科的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被告人骆梅、刘康素在销售中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其中骆梅销售的金额五十万元以上，刘康素销售的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二人的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被告人朱伟全、曾伟中在生产、销售中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生产、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二人的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被告人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贿款，同时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身为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为刘康清等人谋取非法利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三人的行为已分别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四百零八条之一之规定；被告人余忠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向被告人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等人行贿，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2012年5月29日，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行贿罪，叶在均、刘国富、张永富、叶世科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骆梅、刘康素犯销售伪劣产品罪，朱伟全、曾伟中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犯受贿罪、食品监管渎职罪，余忠东犯行贿罪，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2年7月9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叶在均、刘国富、张永富、叶世科无视国法，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且属情节严重；被告人骆梅、刘康素作为产品销售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其中被告人骆梅销售金额为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被告人刘康素销售金额为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其二人的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朱伟全、曾伟中在生产、销售中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涉案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其二人的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黎达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被告人王伟昌、陈伟基身为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均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贿款，同时，被告人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还违背所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滥用职权为刘康清等人谋取非法利益，造成严重后果，被告人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食品监管渎职罪；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余忠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向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等人行贿，其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行贿罪。对上述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均应惩处，对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依法予以数罪并罚。被告人刘康清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刘康清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其行贿行为，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刘康清还举报了胡林贵向黎达文行贿5000元的事实，并经查证属实，是立功，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归案后已向侦查机关退出全部赃款，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张永富、叶世科、余忠东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均可从轻处罚；被告人黎达文在法庭上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刑法相关条款规定，判决：

（一）被告人胡林贵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刘康清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被告人叶在均、刘国富、张永富、叶世科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有期徒刑八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有期徒刑七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骆梅、刘康素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二）被告人朱伟全、曾伟中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三）被告人黎达文犯受贿罪和食品监管渎职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王伟昌犯受贿罪和食品监管渎职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被告人陈伟基犯受贿罪和食品监管渎职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被告人余忠东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叶在均、刘国富、张永富、叶世科、骆梅、刘康素、曾伟中、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提出上诉。

2012年8月21日，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刑事审判参考》第8号 王洪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摘要】

1.被告人王洪成生产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是否属于伪劣产品？

由于被告人王洪成生产、销售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是其开发的“新产品”，没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可供执行，当然应执行企业标准。根据企业标准生产、销售的产品，应当具备其许诺的使用性能。否则，就是不合格产品。因被告人王洪成许诺使用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可节油20%-30%，因此，被告人王洪成生产、销售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是否具有其许诺的节油20%-30%的性能，就成为认定被告人王洪成的行为是否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关键。被告人王洪成生产、销售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不仅不具有其许诺的基本使用性能——节油，而且无法使用，属伪劣产品。

2.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如何适用法律？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选择性罪名，生产者、销售者实施了生产或者销售行为之一的，应以该施行的行为确定罪名，即定“生产伪劣产品罪”或者“销售伪劣产品罪”。实施生产行为，又实施了销售行为的，则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不实行数罪并罚。

王洪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洪成：男，44岁，原系哈尔滨市洪成新能源膨化剂有限公司经理。因涉嫌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于1996年4月12日被逮捕。

1996年11月8日，某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洪成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992年末，被告人王洪成组建哈尔滨市洪成新能源膨化剂有限公司，先后在哈尔滨市道里区霞曼街25号、通达街120号等地组织生产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由于王洪成将其开发的所谓“技术成果”——“水变油”技术不断推出演示，加之当时的部分新闻媒介的宣传、报道，使“水变油”技术当时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

1993年2月，沈阳冶炼厂曾某到哈尔滨找王洪成，要求购买“水变油”技术。王称加密问题没有解决，可以卖膨化剂，并许诺可以节油30%。曾某信以为真，于同月23日，用40万元从王洪成处购买重油膨化剂15吨。后该厂按王提供的工艺流程兑制使用，发现热值不够，发热量随掺水量增加而成比例下降，满足不了基本使用要求，遂要求退货，王称待新的膨化剂出来后给兑换，不同意退货。

1993年2月，沈阳市国社实业发展公司经理佟某通过新闻媒介得知王洪成的“水变油”技术，便到哈尔滨与王洽谈，王向其许诺使用膨化剂可节油50%，佟便花50万元购得重油膨化剂20吨。后因不能使用，找王退货，王洪成拒绝。

1993年2月，江苏省淮阴市科技经济信息中心从王洪成处购买重油膨化剂5吨，付款20万元。之后，王派其公司职员去淮阴指导试验并更换了燃烧设备，但经多次试烧，均发生熄火现象，无法正常运行。

1993年2月，海口洪成新能源实业有限公司从王洪成处购买重柴油膨化剂1.5吨，付款20万元。经海口电厂多次试烧，均未达到正常效果，无法正常燃烧。该公司多次找王要求退货，被王拒绝。

1993年12月至1994年7月间，浙江省杭州市桐庐洪风新燃料开发公司共从王洪成处购买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6吨，付款90万元。经多次试烧，均出现油水分层、热值低的现象，不能使用。

1994年1月，广东省新以太科技发展公司从王洪成处购买重柴油膨化剂5吨，付款100万元。该公司按王提供的方法混兑试烧，出现油水分层、炉温降低并经常熄火现象。多次找王退货，王以无钱为由拒绝。

1994年11月，上海赢得实业总公司从王洪成处购买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7吨，付款73万元。因试烧过程中出现油水分层、燃烧不稳的现象，不能使用，找王退货，被王拒绝。

被告人王洪成及其辩护人均以被告人生产、销售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不是伪劣产品为由，作无罪辩护。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1992年末，被告人王洪成先后在哈尔滨市道里区霞曼街等地组织生产了不具备基本使用性能的劣质产品——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为获取非法利润，被告人王洪成以其生产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在使用时可节油20%一30%为名，骗取购货方的信任，销售其伪劣产品。自1993年2月至1994年11月间，先后向沈阳冶炼厂等七家单位，销售伪劣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60余吨，违法所得人民币393万元，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九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第一条的规定，于1997年10月23日判决如下：

1.被告人王洪成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2.没收被告人王洪成私产住宅房七处、轿车二辆，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洪成不服，以生产、销售的膨化剂不是伪劣商品为由，向某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某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洪成生产、销售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不具有节油的性能，属不合格产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人王洪成在生产、销售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过程中，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违法所得数额在数百万元以上，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洪成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某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7年11月14日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1.被告人王洪成生产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是否属于伪劣产品？

2.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如何适用法律？

三、裁判理由

（一）被告人王洪成生产、销售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是不具有基本使用性能的劣质产品被告人王洪成生产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是否属于伪劣产品，是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认定本案的关键。

所谓伪劣产品，是指产品质量没有达到国家产品质量标准的产品。1989年6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技术监督局《关于严厉惩处经销伪劣商品责任者意见的通知》明确规定，下列产品为伪劣产品：失效、变质的；危及安全和人身健康的；所标明的指标与实际不符的；冒用优质或认证标志和伪造许可证标志的；掺杂使假、以假充真或以旧充新的；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无检验合格证或无有关单位允许销售证明的；未用中文标明商品名称的产地（重要工业品未标明厂址）的；限时使用而未标明失效时间的；实施生产（制造）许可证管理而未标明许可证编号和有效期的；按有关规定应用中文标明规格、等级、主要技术指标或成分、含量等而未标明的；高档耐用消费品无中文使用说明的；属处理品（含次品、等外品）而未在商品或者包装的显著部位标明“处理品”字样的；剧毒、易然、易爆等危险品而未标明有关标志和使用说明的。凡属上述情形之一的产品，都是伪劣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了产品质量标准。该法将我国的产品质量标准分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其中，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的地方标准，在本行政区域内是强制性标准。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推荐性标准，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国际标准，国家鼓励积极采用。如没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凡不符合上述质量标准要求的产品就是不合格产品。

由于被告人王洪成生产、销售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是其开发的“新产品”，没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可供执行，当然应执行企业标准。根据企业标准生产、销售的产品，应当具备其许诺的使用性能。否则，就是不合格产品。因被告人王洪成许诺使用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可节油20%-30%，因此，被告人王洪成生产、销售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是否具有其许诺的节油20%-30%的性能，就成为认定被告人王洪成的行为是否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关键。对此，法院采信了下列证据：

1.七家被害单位购货负责人和经手人均证实从被告人王洪成处购买膨化剂后，按被告人王洪成提供的混兑方法配制、试烧，均达不到被告人王洪成所许诺的基本使用性能，热值低，发热量随掺水量增加而成比例下降。因无法使用，王又以各种借口拒不退货，各被害单位只好将所购买的膨化剂储存在仓库中。

2.参与试烧的人员田某、李某等证实该膨化剂热值低、蒸汽量下降，不能正常运行，没有节能效果，根本无法使用。

3.哈尔滨市洪成新能源膨化剂有限公司的职工兰公白、李功法等人证实购货方所购膨化剂不能正常燃烧、效果不好和要求退货的事实。

4.清华大学煤燃烧工程研究中心对王洪成生产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检验鉴定，结论为：掺水膨化使燃料的低位发热量降低，燃烧效率不变，未发现有节油效果。

5.中国石油化学工业总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对从沈阳、海南、淮阴等地取得膨化剂进行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前后不同批次生产的膨化剂的成分未发现有明显差异，均为皂类。从其组成和作用看，它不具有将水膨化成油的能力，只是一种效率很低的乳化剂。

上述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王洪成生产、销售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不仅不具有其许诺的基本使用性能——节油，而且无法使用，属伪劣产品。被告人王洪成及其辩护人的辩护理由不能成立。

（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法律适用

所谓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产品质量管理法规，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行为。

伪劣产品是商品经济的伴生物。在商品经济存在的情况下，总会有伪劣产品的存在。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产品假冒伪劣的问题并不十分突出，1979年刑法也没有单独设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于以牟利为目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审判实践中按照该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的投机倒把罪定罪处罚；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第一百零五条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从事生产、收购、储运、国内经销、外贸出口的单位和个人，为牟取暴利，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致使伪劣产品严重冲击市场。个别地区，甚至形成了假冒伪劣商品的集散地。伪劣产品造成的恶性事故不断发生，给同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损失.不仪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商品经济秩序，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危及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1979年刑法的有关规定，已不能适应打击“假冒伪劣”犯罪行为的需要。1993年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该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而为通过刑罚手段惩罚“假冒伪劣”犯罪，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1993年7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第一条明确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违法所得数额二万元以上，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提供了惩罚此类犯罪的具体依据和量刑标准。这对于保障人身、财产安全。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修改、完善了上述决定，在第一百四十条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规定为：“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这一规定除将原决定中的“违法所得数额”改为“销售金额”外，基本上吸收了原决定第一条的内容。

将“违法所得数额”改为“销售金额”，并明确将“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作为追究伪劣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的刑事责任的起点，是刑法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重大变化。所谓“违法所得数额”，1995年7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刑事案件如何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批复》作了解释：决定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是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获利的数额。而“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没有扣除成本、税收等的所有违法收入。违法所得数额不等于销售金额。一般情况下，销售金额要大于违法所得数额，有时甚至没有违法所得额。例如，生产者为减少损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将其生产的伪劣产品出售，并未获利。但不能据此得出决定的处刑轻于刑法。例如。1996年12月，A公司生产、销售假“红塔山”香烟，成本是50万元，销售金额为150万元，违法所得数额为100万元。根据决定应在“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的量刑档次和幅度内量刑，而根据刑法应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以上二倍以下罚金”的量刑档次和幅度内量刑，依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应适用刑法。因此，由于决定和刑法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不同，即前者依据违法所得额，后者依据销售金额，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处理1997年9月30日之前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案件时，必须分别查明违法所得数额和销售金额，然后依照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本案中，被告人王洪成自1993年2月至1994年11月间，先后向沈阳冶炼厂等七家单位，销售伪劣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60余吨，销售金额为人民币393万元。但一、二审法院没有正确理解“违法所得数额”和“销售金额”的区别，错误地将销售金额认定为违法所得数额，并依此适用决定处理本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定名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区别于刑法第二编第三章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这一类罪名。本案的处理在该司法解释公布施行之前，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对被告人王洪成定罪是可以理解的。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选择性罪名，生产者、销售者实施了生产或者销售行为之一的，应以该施行的行为确定罪名，即定“生产伪劣产品罪”或者“销售伪劣产品罪”。实施生产行为，又实施了销售行为的，则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不实行数罪并罚。

 

4. 《刑事审判参考》第118号案例 陈建明等销售伪劣产品案

【摘要】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的行为如何定性？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的，应按产品质量是否合格定性。本案中，被告人陈建明等人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大量销售假冒的“红塔山”、“中华”、“三五”、“万宝路”、“北京”、“红河”等商标的劣质卷烟，销售金额数额特别巨大，既严重侵犯了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和国家的商标管理制度，又侵犯了国家的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同时触犯了第一百四十条和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既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又构成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属于法条竞合犯的情形。综合本案的事实，陈建明等人的行为应以较重犯罪的处罚条款定罪量刑，即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被告人陈建明等人定罪处罚。

陈建明等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建明，男，1965年7月21日出生，无业。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于1999年6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吴松希，男，1971年2月8日出生。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于1999年7月8日被逮捕。

被告人马丹辉，男，1965年8月12日出生，无业。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于1999年6月15日被逮捕。被告人李延广，男，1965年9月26日出生，农民。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于1999年6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张文振，男，1975年6月3日出生，农民。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于1999年6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方文魁，男，1965年6月18日出生，农民。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于1999年6月15日被逮捕。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人陈建明、吴松希、马丹辉、李延广、张文振、方文魁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被告人陈建明与景巨良（另案处理）预谋销售假冒卷烟，景巨良在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花园闸村、半壁店方家村分别设立办公室及两个烟库，用于销售假冒卷烟。1999年2月至5月间，陈建明和景巨良又与吴松希、方文魁、马丹辉等人预谋由广州、福建等地，购买假冒卷烟并贩运来京销售。后吴松希、方文魁等人将假冒的“三五”、“万宝路”、“红塔山”、“中华”等卷烟装人集装箱，经铁路、公路运输至北京市。马丹辉负责接收假冒卷烟，并在北京广安门火车站货场调度王建华（另案处理）的配合下将吴松希等人用火车运到北京的假冒卷烟提出后，再用汽车运送到陈建明及景巨良所指定的地点，由陈建明和景巨良负责联系烟摊予以销售。其中，被告人陈建明伙同他人共销售假冒卷烟金额661.5854万元；吴松希销售假冒卷烟金额284.618万元；方文魁销售假冒卷烟金额19.26万元。马丹辉帮助被告人吴松希、方文魁等人将假冒卷烟运至被告人陈建明、李延广处，运送的假冒卷烟价值人民币603.8783万元。

1999年5月间，被告人李延广、张文振欲将被告人马丹辉从铁路非法贩运至北京市的假冒“石林”、“金健”等卷烟716箱进行销售时，被查获。经北京市价格事务所鉴定，从李延广、张文振处收缴假冒卷烟，共计价值人民币34.511万元。

经对案发后从陈建明、马丹辉、李延广、张文振等人处查获的卷烟进行鉴定，证实均为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劣质卷烟。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建明、吴松希、马丹辉、李延广、张文振、方文魁分别结伙，违反国家产品质量法规，以假充真，大量销售假冒劣质卷烟，严重地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在共同犯罪中，陈建明、吴松希、李延广、方文魁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均应依法惩处。被告人张文振帮助他人销售假冒劣质卷烟，系本案从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马丹辉亦系本案从犯，其在被公安机关羁押后，能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有立功表现，故依法对其减轻处罚。鉴于李延广、张文振，故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上列被告人犯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惟在认定的部分数额上有误。陈建明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陈建明被羁押后，虽能帮助公安机关做一定工作，但不属于立功，故其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吴松希、方文魁的辩解及二被告人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二被告人积极参与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事实，有书证及同案犯的供述在案证实，二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亦多次供述，足以认定，现其否认，显系狡辩，故二被告人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信和采纳。马丹辉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马丹辉明知是假冒劣质卷烟，仍帮助他人予以销售的事实，不仅有同案犯的供述，起获的书证在案证实，且马丹辉在法庭审理中亦供述，故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李延广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李延广纠集他人积极实施销售假冒劣质卷烟，并非起次要作用，系主犯，故其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但所提系犯罪未遂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予以采纳。张文振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张文振伙同他人销售假冒劣质卷烟的犯罪事实，有同案犯的供述、指证，且其在公安机关亦曾供述，现其翻供，显系推卸罪责，故其辩解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信和采纳。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于2000年12月14日判决如下：

1.被告人陈建明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被告人吴松希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八十五万元。

3.被告人马丹辉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

4.被告人李延广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

5.被告人张文振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

6.被告人方文魁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九万元。

7.继续追缴上述被告人的违法所得。

8.随案移送的物品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陈建明、吴松希、李延广、张文振不服，提出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2001年3月8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1.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的行为如何定性？

2.帮助运输伪劣产品的行为如何定性？

3.伪劣产品尚未销售出去的，其销售金额如何确定？

三、裁判理由

（一）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的，应按产品质量是否合格定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往往与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犯罪行为交织在一起。犯罪分子为了能够顺利地销售伪劣产品，往往冒用名牌产品的注册商标；而假冒商标，或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往往也是将自己生产的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冒充高等级、高档次产品，其实质为“以次充好”的行为。因此，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的行为，既可能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也可能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还可能同时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但是，销售伪劣产品罪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犯罪构成是有区别的，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伪劣产品。

伪劣产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伪劣产品包括假冒他人品牌但本身质量合格的产品，即所谓“假冒不伪劣”的产品。狭义的伪劣产品仅指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冒充合格的产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对象不包括只是“假”但不“劣”的产品，其中判断产品质量是否“劣”的具体标准，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规定，包括确定产品质量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就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言，存在两种情况：其一，假冒商标，同时，商品本身质量未达到同类产品最低质量标准，属于不合格的产品；其二，假冒商标，但商品本身质量达到同类合格产品的最低质量标准，属于合格的产品。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的行为具体构成何罪，关键在于所销售商品的质量是否合格：销售质量合格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处罚；销售质量不合格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则应按法条竞合情况下“择一重处”的处罚原则选择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或者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例如，行为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伪劣产品，销售金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虽然同时构成了销售伪劣产品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但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法定最高刑为七年有期徒刑，而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根据其销售金额的具体情况，可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如果行为人销售假冒商标的伪劣产品，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依法不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但其行为危害后果、情节均特别严重，就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处罚。因此，为准确适用刑法和《解释》，严惩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不放纵和轻纵犯罪分子，对于假冒伪劣犯罪案件中所涉产品是否属于伪劣产品，应当进行鉴定。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5月21日下发的《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有关鉴定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一、对于提起公诉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假冒商标、非法经营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所涉生产、销售的产品是否属于‘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难以确定的，应当根据《解释》第一条第五款的规定，由公诉机关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二、根据《解释》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生产、销售假药犯罪案件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犯罪案件，均需有‘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和‘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三、经鉴定确系伪劣商品，被告人的行为既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又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或者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或者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和《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陈建明等人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大量销售假冒的“红塔山”、“中华”、“三五”、“万宝路”、“北京”、“红河”等商标的劣质卷烟，销售金额数额特别巨大，既严重侵犯了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和国家的商标管理制度，又侵犯了国家的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同时触犯了第一百四十条和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既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又构成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属于法条竞合犯的情形。综合本案的事实，陈建明等人的行为应以较重犯罪的处罚条款定罪量刑，即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被告人陈建明等人定罪处罚。

（二）被告人张文振受雇于被告人李延广运输伪劣产品的行为，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共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选择性罪名，只要行为人以销售为目的，实施了生产或者销售行为之一的即可构成犯罪。但在本案中，被告人马丹辉没有生产伪劣卷烟，亦没有实施联系货源、寻找买家、商议价格、收取货款等销售伪劣卷烟的行为，仅是受雇于被告人吴松希、方文魁等人运输假烟，以收取运费。对于这种雇佣关系，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被雇佣人在雇佣人的命令和指挥下的行为的法律后果通常由雇佣人承担，在民法理论上这被认为是替代责任，即民事责任具有可替代性。但在刑事法律关系中，由于犯罪行为被认为是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侵犯，只要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和客观侵害行为，其刑事责任就不能被排斥。也就是说，被雇佣人在雇佣人的指使下实行的故意犯罪行为依法不具有刑事免责性，除非被雇佣人不明知其行为的违法性，即系在认识错误的情况下实施的行为，因不具备犯罪故意而不构成犯罪。

本案中，被告人马丹辉虽没有具体实施销售假冒伪劣卷烟的行为，但其明知所承运的是假冒伪劣卷烟，仍积极帮助被告人吴松希、方文魁等人将假冒劣质卷烟运至被告人陈建明、李延广处。这一运输行为作为买卖行为的先行行为，是被告人吴松希、方文魁、陈建明、李延广等人实现销售行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帮助犯。刑法上的帮助犯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具备实行犯的特定身份，也不要求行为人直接实施实行行为。只要行为人明知实行犯实施犯罪行为仍帮助其实施的，就构成共同犯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对此《解释》第九条已予以肯定，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仓储、保管、邮寄等便利条件，或者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论处”。因此，被告人马丹辉的行为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一审法院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以及归案后的表现，依法减轻处罚，于法有据。

（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销售金额”的计算

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危害程度，即销售金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才以犯罪论处，并根据销售金额的大小确定了生产者、销售者刑事责任的轻重，将量刑划分为四个档次。这种法定刑的设置，符合此种犯罪的贪利性质，也揭示了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与刑罚轻重的关系。

“销售金额”作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刑的重要标准，根据《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是指“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所得”的收入通常是指行为人在出售伪劣产品后，已经从买方实际得到的收入。

“应得”的收入是指行为人由于某种原因虽没有实际取得收入，但根据合同或事先的约定，买方应该支付给行为人的产品价款，属于可期待收益。但如果行为人尚未实施销售行为，其“销售金额”的认定，则是司法实务中的难题。《解释》考虑到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社会危害性小于已销售出去的实际情况，在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三倍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从而对尚未销售行为的认定不仅从行为的犯罪形态的质上作出了明确规定，而且从销售金额的量上进行了规范，为司法实践中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标准和依据。

对于伪劣产品的货值金额具体如何计算，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为了依法正确、统一认定伪劣产品的销售金额，2000年修订的《产品质量法》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计算”。据此，《解释》第二条第三款规定：“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7年4月22日联合发布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从而明确了确定伪劣产品价格认定的四种方法：一是只要能查明行为人出售伪劣产品的实际销售价格的，按实际销售价格计算；二是无法查明实际销售价格，但有标价的，按标价计算；三是既无法查明行为人的实际销售价格，也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四是既无法查明行为人的实际销售价格，也没有标价和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价格的，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四种方法不是任选性的，而应是递进性的，即只有在按照前种方法无法认定伪劣产品的价格时，才应适用相应的后种方法计算。如本案中，司法机关从被告人李延广、张文振的库房内收缴了假冒“石林”、“金健”等劣质卷烟716箱，虽然此批假冒劣质卷烟尚未销售就被查获，既没有实际销售价格，也没有标价，但“石林”、“金健”等卷烟是有市场价格的，根据《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应按照“石林”、“金健”等卷烟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当然，由于本案的处理是在《解释》颁行以前，一审法院参照北京市价格事务所对收缴的该批尚未销售出去的卷烟抽样所作的估价鉴定结论，确定销售金额的做法也是正确的。

 

5. 《刑事审判参考》第143号案例韩俊杰、付安生、韩军生生产伪劣产品案

【摘要】

为他人加工伪劣产品的行为能否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在具体的加工生产过程中，三被告人尽管各自分工不同，但构成了生产伪劣产品的整体行为应属无疑。至于为他人加工，还是为自己加工，并不影响其行为的生产伪劣产品这一性质的认定。

韩俊杰、付安生、韩军生生产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韩俊杰，男，1942年9月28日出生，小学文化，河南省尉氏县公安局退休干部。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00年11月29日被逮捕。

被告人付安生（被告人韩俊杰之婿），男，1973年5月19日出生，初中文化，待业。因涉嫌犯生产伪劣产品罪，于2000年12月25日被逮捕。

被告人韩军生（被告人韩俊杰之子），男，1970年2月10日出生，高中文化，原系河南省尉氏县公安局临时工。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00年11月29日被逮捕。2001年1月5日，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韩俊杰、付安生犯生产伪劣产品罪、被告人韩军生犯非法经营罪向尉氏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韩俊杰、付安生在无任何证照手续的情况下从事棉花加工业务，并在生产过程中掺杂使假，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伪劣产品罪。被告人韩军生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规定的专营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付安生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且案发后投案自首，应依法从轻惩处。被告人韩俊杰辩称：其办厂主要是来料加工，是应他人要求掺回收棉，没有销售，不构成犯罪。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韩俊杰的棉花加工厂虽无审批手续，但按规定尚未到办手续的时间；韩俊杰没有掺杂使假的行为，起诉书指控韩俊杰生产目的是为了销售与事实不符；韩俊杰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被告人付安生辩称：其只是帮忙修机器，没有生产更没有销售，不构成犯罪。其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三被告人协商筹建棉花加工厂没有证据；付安生等人购买设备时不应该申请登记；指控付安生生产经营没有证据，修机器并不是生产经营，帐上虽有支出，但并不是经营管理；指控付安生直接掺杂使假没有证据，付安生没有掺杂使假的故意，也没有这一行为，认定付安生与韩俊杰是共同犯罪与事实不符。付安生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被告人韩军生辩称：其不知道韩俊杰办厂没有手续，其收到的钱不是生产经营中的钱，没有参与生产经营，不构成犯罪。其辩护人提出：购买设备不等于非法经营行为，被告人韩军生没有非法生产经营行为；起诉书指控三被告人协商筹建棉花加工厂没有证据；被告人韩军生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尉氏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0年春，被告人韩俊杰在河南省尉氏县大桥乡大苏村筹建棉花加工厂，并指派被告人付安生、韩军生从外地购回一套棉花加工设备。在为崔建标、于水等人（均在逃）加工棉花的过程中，应崔建标、于水等人的要求，韩俊杰从他人处借得一台打麦机专门用于加工回收棉，并同意在籽棉中掺入回收棉，共计加工劣质棉163.445吨，价值170余万元，全部由崔建标、于水等人销出。韩俊杰获取加工费7.24万元。在共同生产经营过程中，韩俊杰负责全面工作；付安生负责维修机器，并购买了部分生产用品；韩军生购买了部分生产用品。

2000年12月3日，被告人付安生到尉氏县公安局投案。尉氏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韩俊杰、付安生、韩军生违反国家规定从事棉花加工业务，在生产过程中，向籽棉中掺入回收棉，以次充好，销售金额达170余万元，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生产伪劣产品罪。公诉机关指控三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对被告人韩军生的定性不当。被告人付安生虽在犯罪后向公安机关投案，但未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因此，其自首情节不能认定。在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只是分工不同，对被告人付安生不能认定为从犯。三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无罪的辩护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01年3月2日判决如下：

1.被告人韩俊杰犯生产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被告人付安生犯生产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九十万元；被告人韩军生犯生产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九十万元；

2.违法所得七万二千四百元予以追缴，作案工具棉花加工设备一套予以没收。

宣判后，韩俊杰、付安生、韩军生均不服，以“不构成生产伪劣产品罪，应宣告无罪”为由，向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韩俊杰、付安生、韩军生在共同经营棉花加工厂从事棉花加工业务过程中，向籽棉中掺人回收棉，以次充好，共加工劣质皮棉163.445吨，销售金额170余万元。三上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生产伪劣产品罪。上诉人韩俊杰对筹资建厂、为加工回收棉向亲戚借打麦机、共加工160余吨劣质皮棉的事实供认不讳。上诉人付安生对购买棉花加工设备、负责维修机器并购买部分生产用品、明知加工厂生产的是掺了回收棉的劣质皮棉的事实供认不讳。上诉人韩军生对购买棉花加工设备和部分生产用品的事实亦有供认。并且三上诉人的供述与本案的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于2001年4月10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1.为他人加工伪劣产品的行为能否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2.仅有伪劣产品的加工生产行为，但没有销售行为的，应以生产伪劣产品罪，还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

三、裁判理由

（一）为他人加工伪劣产品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首先，本案存在生产伪劣产品行为是确定无疑的。根据刑法规定，生产伪劣产品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有4种，即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其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的规定，掺杂掺假指的是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掺人杂质或者异物，致使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行为。可见，半假半真是掺杂掺假行为的基本特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在为崔建标、于水等人加工棉花的过程中，应崔建标、于水等人的要求，韩俊杰从他人处借得一台打麦机专门用于加工回收棉，并在籽棉中掺入回收棉，共计加工劣质棉163.445吨，价值170余万元。在具体的加工生产过程中，三被告人尽管各自分工不同，但构成了生产伪劣产品的整体行为应属无疑。至于为他人加工，还是为自己加工，并不影响其行为的生产伪劣产品这一性质的认定。

问题在于，刑法第一百四十条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罪状规定中要求“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这意味着，光有生产行为还不足以构成本罪。构成本罪，还必须在主观上具备销售伪劣产品的故意，或者客观上存在实施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其中，销售行为可从“销售金额”的规定中直接推导出来，没有销售，就不会有销售金额；销售故意可从“销售金额”的规定及“产品”的内涵中得以反映：首先，根据《产品质量法》第二条的规定，“产品”指的是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筑工程除外）；其次，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销售行为内在地蕴含着销售故意。至于牟利目的，从法律规定的表面上看，似乎并非本罪的必要要件，但既然将销售金额规定为一个客观要件，与此相对应的主观要件就是出于获得非法利润的目的。因为客观要件规制着主观要件的内容，如客观要件要求实施某种行为时，行为人主观上必须认识到自己实施的是这种行为，客观要件要求发生某种特定结果时，行为人主观上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这种特定的结果。基于同样的道理，当客观要件要求销售金额较大时，行为人主观上就是出于获得非法利润的目的。据此，当法律没有在故意之外明文规定行为的意图或目的时，还不能断然肯定该犯罪不需要特定的意图或者目的，如果从法律规定的客观要件上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与某种客观要件相对应的主观意图或者目的时，就应当肯定这种主观意图或目的是主观要件。

《解释》第二条在对“销售金额”的具体理解中也体现了这一精神，“‘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并进一步指出，“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三倍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应当说，《解释》的意见是忠实于立法文义的。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三被告人的行为表现为为他人加工，而非不具有销售的直接故意，客观上没有实际的销售行为，也不具有销售牟利的目的，只是加工取酬，获取加工费。应当注意的是，来料加工行为与买卖（销售）行为在民法上是有着明确界定的两类不同性质的行为，两者不容混淆，不得将交付加工成果的行为视为销售行为：加工承揽行为指的是承揽人以自己的工作用定做人提供的原材料，为定作人加工成成品，定作人接受该产品并支付报酬的行为；加工承揽行为的标的是工作行为，买卖行为的标的是物；加工承揽行为中的标的物只能是严格按照定作人的要求而完成的工作成果，买卖行为的标的物则是双方约定的出卖人应交付的物；加工承揽方收取的是酬金或者说是加工费，买卖行为收取的是物的价款。通常情况下，物的价款大大高于工作酬金。在本案中，加工生产的劣质棉价值170余万元，而韩俊杰等三被告人获取的加工费仅为7.24万元。被告人韩俊杰的辩护人关于“起诉书指控韩俊杰生产目的为了销售与事实不符”的辩护意见应当受到重视。

所以，根据前述销售要件的分析，单纯地就本案三被告人的行为而言，似不应定罪。

但必须注意到，参与实施本案行为的并不限于本案三被告人，另有崔建标、于水等在逃同案犯。根据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崔建标、于水等人不仅以加工定作方的名义，授意、指使本案三被告人在棉花加工过程中，在籽棉中掺入回收棉，并将三被告人所加工生产的劣质皮棉163.445吨全部售出。以上行为足可认定崔建标、于水等人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这就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即本案三被告人与负案在逃的崔建标、于水等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如果构成共同犯罪，本案三被告人行为的性质也就清楚了。

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构成共同犯罪需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共同犯罪行为；二是共同犯罪故意。在本案中，崔建标、于水等人所实施的教唆生产劣质皮棉行为、销售劣质皮棉行为与本案三被告人分别实施的加工、生产劣质皮棉行为及购买设备、生产用品等帮助加工行为互为联结，共同构成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完整行为。因而在本案中，对上列行为人具有共同行为的认定不成问题。有可能引起分歧的是，本案是否存在共同犯罪故意？在本案中，三被告人与崔建标、于水等人在明知所加工生产的劣质皮棉是用于销售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两者在销售故意的具体内容上存在不同，集中体现在：后者出于销售牟利的目的，而前者不具有该目的，仅仅是加工取酬。这种目的上的不同，决定了本案三被告人对于销售行为所持的是一种不同于崔建标、于水等人的放任的态度。对于这种主观意志、目的不同的情形，能否认定共同犯罪故意？答案是肯定的。共同犯罪故意并不要求各共同犯罪人在故意内容上完全一致，而且，在存在组织犯、教唆犯、实行犯、帮助犯等多种类型的犯罪人的共同犯罪中，组织故意、教唆故意、实行故意、帮助故意，其故意内容也必将是有所不同的。认定共同犯罪故意的关键在于，各共同犯罪人是否均出于故意，并且彼此之间是否存在犯意联络。对于具体犯罪故意的内容及犯意联络的内容，则不要求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在有认识的前提下，在具体犯罪的内容以及犯意联络的故意内容上，各共同犯罪人既可以是“希望”的，也可以是“放任”的，既可以是出于这种目的，也可以是出于那种目的，均不影响共同犯罪故意的认定。

尽管涉及本案的崔建标、于水等案犯在逃，但是认定该案件的性质仍应综合考虑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事实。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认定本案三被告人构成犯罪，是完全正确的。基于同样的理由，对于本案三被告人应以既遂处理，不能因三被告人未参与销售行为就定未遂。

（二）本案在罪名上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不宜定生产伪劣产品罪从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罪状表述来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属于选择性罪名。选择性罪名既可概括使用，也可分解拆开使用，这一点已为我们所熟知。因此，从理论上说，本罪的具体罪名应有3个，即生产伪劣产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如果行为人只生产伪劣产品的，构成生产伪劣产品罪；只销售伪劣产品的，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既生产、又销售伪劣产品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不实行数罪并罚。但是，根据本罪的立法规定，单纯的生产伪劣产品罪是无从成立的。因为如果生产者只是生产了伪劣产品，而并没有推向市场，就谈不上销售金额较大，因而不符合本罪的客观要件。只有当生产者生产了伪劣产品，同时又推向市场时，才可能销售金额较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已经不是单纯地生产伪劣产品，而是既生产又销售了伪劣产品。《解释》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规定生产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一般而言，生产伪劣产品与销售伪劣产品尽管在主观方面，常常表现为刑法理论上的竞合关系，即生产伪劣产品必须要有销售的故意及牟利的目的。但就行为本身而言，生产、销售是两个完全可以相互区分、明确界定并具有独立意义的行为，在法律上予以独立评价是合适的。在本案中，三被告人所实施的仅仅是加工生产行为，没有任何的销售或者帮助销售行为（如果把加工行为同时视为是帮助销售行为的话，那么将面临重复评价的问题）。单从法理上说，对本案三被告人定生产伪劣产品罪是妥当的，但在实践中，与立法及司法解释的现有规定不尽吻合，与法定罪状规定相冲突。根据现有的立法规定，本案三被告人的具体罪名，只能结合前述关于共同犯罪的分析，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6. 《刑事审判参考》第144号案例 胡廷蛟、唐洪文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摘要】

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如何认定？

从非法经营罪侵犯的客体来看，其主要是扰乱市场秩序。因此，非法经营数额、数量、次数、违法所得数额等，都能够直接反映其扰乱市场秩序的严重程度。从非法经营专营、专卖物品的危害性来看，其行为不仅破坏了国家的商品专营制度，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通常还会产生其他危害后果，如损害人民的身体健康。因此，非法经营的专营、专卖物品的质量，也应是人民法院认定有关行为情节是否严重的标准之一。

胡廷蛟、唐洪文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胡廷蛟，男，1954年7月10日出生，无业。因涉嫌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于1999年1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唐洪文，男，1967年2月1日出生，无业。因涉嫌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于2000年1月17日被逮捕。

被告人李富国，男，1968年10月1日出生，农民。因涉嫌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于1999年1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龚中雨，男，1956年8月3日出生，农民。因涉嫌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于1999年1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龚锐，男，1978年8月25日出生，农民。因涉嫌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于1999年1月6日被逮捕。

海南省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胡廷蛟、唐洪文、龚中雨、龚锐、李富国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向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998年3月，被告人胡廷蛟与唐洪文共谋建立地下工厂，非法经营食盐。二人分别出资9000元和7000元，共同在位于白水塘路的海口市物资局钢材批发市场承租3至4号铺面作为厂房后，先后购买了2公斤无产地、无合格证、无使用说明的“碘”，大量仿制海口盐业分公司具有注册商标权的“晶山牌”碘盐包装袋和防伪标识，并准备了3块太阳布、1台农药喷雾器、4台塑料封口机、1把铁锹等生产工具。同年5月，两被告人从琼山市劳务市场雇佣被告人李富国、龚中雨、龚锐和龚寿仪（在逃）私自加工“食用碘盐”。

1998年5月11日至11月7日，被告人胡廷蛟、唐洪文以平均每吨810元的价格从东方市非法盐贩处低价购买粗、细原盐120吨，交给被告人李富国、龚中雨、龚锐和龚寿仪进行加工。加工包装好后，胡廷蛟、唐洪文负责联系买主，又指挥李富国等人将私自生产的“食用碘盐”分别批发销售给海口市、琼山市等地的个体商贩，销售价格平均每吨1220元，销售金额14.64万元。销售得款由胡廷蛟与唐洪文均分，李富国、龚中雨、龚锐各从中获取装、卸车费及包装费等2000元。

1998年11月7日晚9时，海南省盐务局执法人员在被告人胡廷蛟、唐洪文的白水塘地下工厂查扣原盐13.4吨，成品假碘盐1.88吨；仿制海口盐业分公司碘盐包装袋2万个；塑料封口机4部，喷雾器1台；假碘盐生产、送货记录2本。嗣后，胡廷蛟、唐洪文又在水头下村220号新建一地下工厂，继续进行假碘盐的生产、经营活动。同年11月23日，公安人员在海口市、琼山市分别将龚锐、龚中雨、李富国抓获。同月25日晚，公安人员将胡廷蛟、唐洪文抓获，并从其水头下村的地下工厂中缴获原盐7吨、仿制海口盐业分公司“晶山牌”碘盐包装袋4万余个，塑料封口机2部及其他制假工具。经海口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查获的成品假碘盐抽样检验，其“碘盐”均不含碘。

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胡廷蛟、唐洪文违反我国关于食盐专营管理的规定，非法经营食盐，开办地下工厂，雇工生产、销售假碘盐，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既扰乱了市场秩序，又给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潜在损害，情节严重；被告人李富国、龚中雨、龚锐明知胡廷蛟、唐洪文系个体私自非法经营食盐，且指使其在生产中掺杂使假，在销售中假冒盐业公司的碘盐，为非法获利仍提供帮助，直接参与了生产、销售假碘盐的全过程，上述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在共同犯罪中，胡廷蛟、唐洪文起组织指挥作用，系主犯。李富国、龚中雨、龚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00年1月19日判决如下：

1.被告人胡廷蛟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二十万元：

2.被告人唐洪文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二十万元；

3.被告人李富国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罚金四千元；

4.被告人龚中雨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罚金四千元；

5.被告人龚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罚金四千元。

一审宣判后，胡廷蛟以“原审判决认定的假碘盐数额不准，罚金不符合法律规定，应扣除购原盐款、装卸车费和包装费。主观恶性不大，且获利微薄，未造成实际危害，量刑明显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唐洪文以“其只是以股份者身份参与，是从犯，且主动投案，应从轻处罚，原判量刑过重”为由亦提出上诉。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但对胡廷蛟、唐洪文的罚金畸重；唐洪文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交代犯罪事实，属于自首，原判对唐的量刑偏重，故于2000年4月20日判决：维持对被告人李富国、龚中雨、龚锐的定罪量刑；维持对胡廷蛟定罪及主刑，改判罚金四万元；维持对唐洪文的定罪，改判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三万五千元。

二、主要问题

1.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如何认定？

2.同时触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和非法经营罪的行为如何定性？

三、裁判理由

（一）未经许可，生产、销售食盐，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食盐是人们生存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是添加碘剂防治碘缺乏病的最佳载体。为了消除碘缺乏危害，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国务院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需要，先后颁布了《盐业管理条例》、《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和《食盐专营办法》等一系列法规，对食盐实行专营管理、定点生产和批发许可证制度。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不得生产食盐；未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不得经营食盐批发业务。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明确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本案被告人胡廷蛟、唐洪文等人建立地下工厂，非法经营食盐，明显违反了《食盐专营办法》第五条“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不得生产食盐”的规定，是否需要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关键在于被告人胡廷蛟、唐洪文等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虽然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没有对非法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情节严重”的具体标准作出具体界定，但根据刑法、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和司法实践经验，是能够对此类犯罪作出正确处理的。

从非法经营罪侵犯的客体来看，其主要是扰乱市场秩序。因此，非法经营数额、数量、次数、违法所得数额等，都能够直接反映其扰乱市场秩序的严重程度。对于一些非法经营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的定罪处刑标准，有关司法解释已予以明确，如经营非法出版物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非法经营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个人“经营数额在五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至三万元以上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这一标准可以供我们在处理其他非法经营案件时参考。本案被告人的非法经营数额达10余万元，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从非法经营专营、专卖物品的危害性来看，其行为不仅破坏了国家的商品专营制度，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通常还会产生其他危害后果，如损害人民的身体健康。因此，非法经营的专营、专卖物品的质量，也应是人民法院认定有关行为情节是否严重的标准之一。对于非法经营的专营、专卖物品属于伪劣产品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本案被告人生产、销售伪劣碘盐，当属“情节严重”。

在具体案件中，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应当综合考虑，正确判定行为人非法经营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单纯从一个方面，片面强调数额或者犯罪的具体对象的特点，都是不妥当的。

（二）对被告人胡廷蛟、唐洪文等人在非法经营食盐过程中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与假冒注册商标行为，不实行数罪并罚本案被告人胡廷蛟、唐洪文等人生产、销售的“碘盐”属于不含碘的伪劣碘盐。由于其销售金额较大，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同时构成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胡廷蛟、唐洪文等人还将其生产的“碘盐”假冒海口盐业分公司具有注册商标权的“晶山牌”碘盐予以销售，情节严重，还构成了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对于这种基于一个犯罪意图，实施一个行为，同时触犯数个不同罪名的刑法理论上的想象竞合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相对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销售金额较大”、假冒注册商标“情节严重”而言，本案被告人非法经营“情节严重”的法定刑较重。因此，对被告人胡廷蛟、唐洪文等人的行为，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7. 《刑事审判参考》第165号案例 鞠春香、张志明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摘要】

如何区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生产、销售假药罪？

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本案同时触犯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假冒注册商标罪及非法经营罪。其中，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属于牵连关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非法经营罪属于法条竞合关系，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鞠春香、张志明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鞠春香，女，1957年3月31日出生，小学文化，工人。因涉嫌犯生产、销售假药罪，于2000年5月12日被逮捕。

被告人张志明，男，1953年2月11日出生，初中文化，工人。与被告人鞠春香系夫妻关系。因涉嫌犯生产、销售假药罪，于2000年5月12日被逮捕。

被告人邱慧凌，男，1971年9月5日出生，大学文化，工人。因涉嫌犯生产、销售假药罪，于2000年5月12日被逮捕。

被告人黄中球，男，1965年3月11日出生，大学文化，工人。因涉嫌犯生产、销售假药罪，于2000年5月12日被逮捕。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鞠春香、张志明、邱慧凌、黄中球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向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鞠春香辩称，自己是山西中远威药业有限公司总代理，是帮朋友的忙，是帮他人打工。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鞠春香主观方面并非直接故意，主观恶性小；被告人鞠春香销售伪劣产品的数额应以实际所得利润为准；被告人鞠春香患有类风湿病，生活上已丧失自理能力，建议减轻处罚，适用缓刑。

被告人张志明辩称，不应将其列为第二被告人；起诉书认定的销售数量比实际多，价格认定过高；自己在租住处只是买菜、做饭。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张志明没有直接参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只是做了一些辅助性工作；没有获得一点利润，是一个雇工，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人张志明从事生产、销售，间接证据没有形成锁链，不能相互印证，故被告人张志明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被告人邱慧凌辩称，指控其销给王智浩7件溶栓胶囊不是事实，只是存放在王智浩处，没有付钱，不是销售；协助抓获同案被告人有立功表现。其辩护人提出：王智浩处的7件溶栓胶囊是存放；复方甘草片的价值应按就低不就高的原则认定为9万元；被告人邱慧凌有立功表现。

被告人黄中球辩称，自己开始不知是假药；没有造成损失，请求从轻处罚。其辩护人提出：本案不应适用刑法第二十五条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伪劣产品大部分已追回，对消费者和社会所造成的危害相应减小；系初犯，认罪态度好；协助追缴流入社会的伪劣产品，请求对被告人黄中球从轻、减轻处罚。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997年9月，被告人鞠春香伙同何玲、朱卫平（均在逃），在湖南省邵阳市七里坪租赁一民房，生产湖南制药厂的复方甘草片。1999年5月，由被告人邱慧凌以每件810元的价格销给王智浩150件，销售金额12.15万元，付给被告人鞠春香9万元。案发后公安机关已收缴该批复方甘草片。

1999年7月，被告人鞠春香在邵阳市第一园艺场229号租赁房屋2间，由被告人张志明购买设备后，聘请鞠中平（被告人鞠春香之妹）、鞠建国（被告人鞠春香之弟）、潘彦（另案处理）等人生产山西中远威药业有限公司的溶栓胶囊，生产后由被告人黄中球、邱慧凌等人销售。被告人黄中球以每件9250元销给林金华10件，以每件9200元销给谭欢钦6件，以每件9200元销给曾毅8件，销售金额计人民币22.13万元，实收款项14.72万元，付给被告人鞠春香、张志明11.3万元；被告人邱慧凌于1999年11月至12月，以每件1.1万元销给王智浩7件，以每件9000元销给罗正华3件，销售金额计人民币10.4万元，实收款项10.04万元，付给被告人张志明2.3万元；邹金棍于1999年10月，以每件1.05万元销给左艳荣（另案处理）3件，以每件9500元的价格销给杨俊（另案处理）1件，销售金额计人民币4.1万元，实收款项4.1万元，付给被告人鞠春香1.7万元。所售伪劣溶栓胶囊由益阳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收缴8.01件，案发后公安机关收缴9.17件，片装30箱。

1999年7月至8月，被告人鞠春香、张志明租赁邵阳市第一园艺场229号粟云娥家房屋，与何玲、潘彦合伙生产西安杨森公司的吗叮啉102件。案发后，公安机关已收缴。

1999年7月至10月，被告人邱慧凌伙同何玲租赁湖南省隆回县桃洪镇九龙村刘花连家房屋，生产上海信谊制药厂的硫酸阿米卡星注射液92件。案发后，公安机关已收缴。

综上，被告人鞠春香生产伪劣溶栓胶囊、复方甘草片、吗叮啉，销售金额44.68万元。被告人张志明生产伪劣溶栓胶囊，销售金额32.53万元。被告人邱慧凌生产伪劣硫酸阿米卡星注射液92件，销售伪劣溶栓胶囊10件，复方甘草片160件，销售金额22.55万元。被告人黄中球销售伪劣溶栓胶囊24件，销售金额22.13万元。

2000年3月23日，公安干警根据被告人邱慧凌提供的情况，分别将被告人鞠春香、张志明、黄中球抓获，收缴被告人鞠春香赃款1.2万元。

经鉴定被告人鞠春香、张志明、邱慧凌生产的溶栓胶囊、复方甘草片、吗叮啉、硫酸阿米卡星注射液的成分均系假药。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鞠春香、张志明违反国家有关产品质量、工商行政管理等法规，组织生产以假充真的溶栓胶囊、复方甘草片、吗叮啉，并进行销售，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系2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鞠春香安排、联系、组织生产、销售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张志明协助被告人鞠春香组织生产和销售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应从轻处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被告人邱慧凌违反国家有关产品质量、工商行政管理等法规，销售以假充真的溶栓胶囊、复方甘草片，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被抓获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有立功表现，可从轻处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六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被告人黄中球违反国家有关产品质量、工商行政管理等法规，销售以假充真的溶栓胶囊，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被告人鞠春香、张志明违法所得24.34万元、被告人邱慧凌违法所得7.74万元、被告人黄中球违法所得3.42万元应予以追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被告人鞠春香、张志明、邱慧凌生产以假充真的吗叮啉、硫酸阿米卡星注射液，应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鞠春香提出，其是山西中远威药业有限公司总代理，是帮他人打工及其辩护人提出鞠春香并非直接故意，主观恶性小，数额应以实际利润为准，建议减轻处罚，适用缓刑的意见，经审查，无事实依据，与客观实际不符，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被告人张志明提出，其不应是第二被告人，价值认定过高，数额认定多，只是买菜做饭，及其辩护人提出张志明没有直接参加生产、销售，没有直接证据，间接证据不能相互印证，不构成犯罪的意见，经审查，不符合客观事实，不予采纳。被告人邱慧凌及其辩护人提出王智浩的7件是存放，复方甘草片销售金额应定9万元的意见，经审查，与客观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提出有立功表现的意见，符合客观事实，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纳。被告人黄中球提出开始不知是假药的意见，经审查，与客观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其辩护人提出不应适用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条款，系初犯，认罪态度好的意见，经审查，符合客观事实，予以采纳。为严明国法，惩罚犯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于2000年12月29日判决如下：

1.被告人鞠春香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

2.被告人张志明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

追缴被告人鞠春香、张志明违法所得二十四万三千四百元；

3.被告人邱慧凌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七万七千四百元；

4.被告人黄中球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三万四千二百元。

宣判后，被告人鞠春香、邱慧凌服判，未上诉；被告人张志明、黄中球不服，以不构成犯罪为由，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鞠春香、张志明、邱慧凌、黄中球违反药品管理法规，未经批准许可，擅自从事药品生产、销售，且生产、销售的药品均系假药，因被告人生产、销售的假药尚未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被告人鞠春香、张志明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鞠春香安排、联系、组织生产、销售，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张志明购买制假设备，协助生产、销售，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从轻处罚。被告人邱慧凌、黄中球明知被告人鞠春香、张志明生产的是假药，而受其指使为其销售，其行为均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邱慧凌在期间，继续从事假药销售，主观恶性较深，但其被抓获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被告人，具有立功表现，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志明上诉称不构成犯罪，经查，四被告人和证人邹金棍、王智浩均证实，在生产、销售溶栓胶囊过程中，张志明购买制假设备，将药品运输到长沙交给邱慧凌销售，并从邱慧凌、黄中球处收取货款，参与了生产、销售的全过程，故其上诉不构成犯罪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被告人黄中球辩称不知道是假药而销售，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经查，黄中球具有医学专业知识，一直从事药品生产、销售工作，其知道从事药品销售必须具备合法的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合格证和营业执照等“三证”，而鞠春香提供的“三证”没有加盖公章，且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批发价，其应当知道药品来源不合法，质量有问题，客观上其实施了销售假药的行为，因此，其上诉所称不构成犯罪的理由不予采纳；被告人黄中球上诉称其销售金额只有14.72万元，原判认定为22.13万元与事实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黄中球上诉所称的销售金额仅是所得收入，而没有包括应得收入，其上诉理由与法律规定不符，故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1.如何区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生产、销售假药罪？

2.本案四被告人是否属于共同犯罪？

3.如何具体认定“销售金额”？

三、裁判理由

（一）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本案四被告人鞠春香、张志明、邱慧凌、黄中球生产、销售的溶栓胶囊、复方甘草片、吗叮啉及硫酸阿米卡星注射液，经湖南省和陕西省药品检验所检验，均不含国家规定的成分，系假药。四被告人实施了生产、销售假药行为确定无疑。但是，生产、销售假药罪属于危险犯，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假药必须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能否认定本案的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呢？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本案各被告人在生产、销售假药过程中侵犯了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触犯了假冒注册商标罪。同时，违反国家规定，未经批准、许可生产经营药品的行为，属于非法经营行为，还触犯了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假药行为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也存在竞合关系。究竟应以何种罪名对本案四被告人定罪处罚？

首先，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是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法定构成要件。如何认定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一要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第三条对此作出了具体规定，即经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鉴定，生产、销售的假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一是含有超标准的有毒有害物质的；二是不含所标明的有效成分，可能贻误诊治的；三是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可能造成贻误诊治的；四是缺乏所标明的急救必需的有效成分的。据此，人民法院在审理生产、销售假药案件时，应当依照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所出具的鉴定结论，作为认定事实的基本依据。根据相关的检验报告书，本案所涉假药不符合上述四种情形，故本案依法不能认定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不应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定罪处罚。

其次，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本案同时触犯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假冒注册商标罪及非法经营罪。其中，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属于牵连关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非法经营罪属于法条竞合关系，应当如何具体适用罪名？对此，《解释》第十条作出了专门规定：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十二条几个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处刑较轻’，是指刑法对某种犯罪规定的刑罚即法定刑比修订前刑法轻。法定刑较轻是指法定最高刑较轻；如果法定最高刑相同，则指法定最低刑较轻”。如果刑法规定的某一犯罪只有一个法定刑幅度，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是指该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如果刑法规定的某一犯罪有两个以上的法定刑幅度，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是指具体犯罪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处罚轻重的比较，所比较的是适用于具体案情的法定刑幅度中的最高刑的比较，而非某一罪名的法定最高刑。根据本案认定的事实，销售金额在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但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经营罪中具体量刑幅度内的法定最高刑分别为七年、三年、五年有期徒刑，故本案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此外，需要在此说明的是，本案所生产、销售的假药即使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在未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实际后果时，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也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因为该种情况下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法定最高刑仅为三年，明显轻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法定最高刑。

（二）鉴于本案存在多个行为，四被告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应当区分不同行为加以具体认定

被告人鞠春香伙同他人生产复方甘草片，继而由邱慧凌售出。销售金额12万余元，二被告人属共同犯罪，应共同对该生产、销售复方甘草片行为承担刑事责任；鞠春香、张志明共同生产溶栓胶囊，之后分别由黄中球、邱慧凌、邹金棍等售出，鞠春香、张志明分别与黄中球、邱慧凌构成共同犯罪，黄中球、邱慧凌应分别就其销售溶栓胶囊行为与鞠春香、张志明共同承担刑事责任；鞠春香、张志明共同生产吗叮啉，属于共同犯罪，应当共同对生产吗叮啉行为承担刑事责任；邱慧凌伙同他人生产硫酸阿米卡星注射液，与其余三被告人无关，其余三被告人无需承担刑事责任。理由如下：

首先，被告人邱慧凌、黄中球等人虽然未参与假药的生产行为，但其销售行为与鞠春香等生产人员具有明显的共同销售故意，与一般的购买后再予出售的行为有所不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属于一个选择性罪名，销售行为固然可以独立定罪，但本案邱慧凌等人的销售行为与鞠春香等生产人员构成了共同行为，两者构成完整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故应对邱慧凌、黄中球等人的销售行为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无论是在单一罪名，还是选择性罪名中，并不要求每个被告人全部实施构成要件行为，构成犯罪的部分行为乃至帮助行为等，同样构成共同犯罪行为。所以，判决只认定被告人邱慧凌、黄中球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是不妥当的。

其次，四被告人和证人邹金棍、王智浩均证实，在生产、销售溶栓胶囊过程中，张志明购买制假设备，将药品运输到长沙交给邱慧凌销售，并从邱慧凌、黄中球处收取货款，张志明虽然没有直接实施生产、销售行为，但其以上行为属于典型的帮助行为，属于共同犯罪理论中的帮助犯。张志明及其辩护人以没有直接参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只是做了一些辅助性工作为由，认为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于法无据。但是考虑到张志明只是协助鞠春香组织生产和销售工作，只具辅助作用，故判决将其认定为从犯，从轻处罚是正确的。

再次，根据查证的事实，没有证据证实邱慧凌、黄中球、邹金棍参与鞠春香等人具体的生产行为，以及邱慧凌、黄中球及邹金棍之间存在犯意联络，故邱等三人只应对各自参与实施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因邹金棍销售假药金额未满5万元，故不应对其定罪处罚。判决对该节事实的认定和处理是正确的。

（三）关于认定“销售金额”的几个问题

首先，被告人鞠春香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鞠春香销售伪劣产品的数额应以实际所得利润为准。如前所述，鞠春香与邱慧凌、黄中球等销售人员在销售行为上属于共同销售行为，至于其获取的所谓实际“利润”，仅是内部分赃问题，共同犯罪中各个共同犯罪人具体分取的数额只对量刑有意义，而定罪须以全部犯罪数额为准。故判决对该销售金额的认定是正确的。

其次，被告人邱慧凌辩称，指控销给王智浩7件溶栓胶囊不是事实，是存放在王智浩处，没有付钱，不是销售。《解释》第二条明确规定，“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据此，即使尚未售出，也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判决未对邹金棍4.1万元销售金额及鞠春香、张志明、邱慧凌生产吗叮啉102件、硫酸阿米卡星注射液92件但尚未售出的行为作出处理，是不当的：（1）邹金棍不承担刑事责任，是因为销售金额未满5万元，但作为共同犯罪人的鞠春香、张志明，应当计入其生产、销售的总额；（2）根据《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生产未销售的，按生产、销售未遂处理，销售金额按货值金额计算。据此，应将该笔假药的货值金额分别计入鞠春香、张志明、邱慧凌的总销售金额中。应当注意的是，刑法理论上所谓的既遂吸收未遂，指的是犯罪行为的吸收，以既遂行为定罪处理。《解释》对此也予以了明确，“多次实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未经处理的，伪劣产品的销售金额或者货值金额累计计算”。

 

8. 最高法典型案例 被告人吴根创等销售伪劣产品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件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典型案例(2011年1月15日)

被告人吴根创等销售伪劣产品案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月，被告人吴根创、马陈嘉、萧泽民等人合谋在浙江省慈溪市设立运输假烟的中转站，3月将中转地点转移至义乌市。2009年2月至4月，吴根创、马陈嘉、萧泽民与被告人沈友才、陈建平、唐西朝及受雇用人员马肇杰、马显耀、马桂金等人，将从福建省运至中转站的假烟运输至杭州等地的下家处，共运输假烟28次，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786万元。吴根创、马陈嘉参与全部28次的运输假烟活动。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吴根创等九人均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判处吴根创、马陈嘉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各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十五年至三年有期徒刑不等，并处罚金150万元至6万元不等。宣判后，吴根创、马陈嘉、萧泽民、马显耀、沈友才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驳回各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9. 最高法典型案例 被告人刘志峰、刘磊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件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典型案例（2011年3月2日）

被告人刘志峰、刘磊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0月至2010年3月，被告人刘志峰、刘磊为牟取利益，先后组织被告人刘波、刘月光，采取在玉米油中添加香精的方式，生产品名为“大丰香油”的产品，并冒充芝麻香油予以销售。至案发，刘志峰、刘磊共参与生产、销售假冒芝麻香油87992.17公斤，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1437953.4元；刘波参与生产、销售假冒芝麻香油45117.73公斤，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722844.6元；刘月光参与生产、销售假冒芝麻香油4950公斤，销售金额80340元。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四被告人均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刘志峰、刘磊系主犯，刘波、刘月光系从犯，且均未参与销售利润分配；刘波构成自首，可对刘波减轻处罚，对刘月光从轻处罚。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刘志峰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判处被告人刘磊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判处被告人刘波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判处被告人刘月光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宣判后，四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0. 最高法典型案例 被告人李远民、孙言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件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典型案例（2011年3月2日）

被告人李远民、孙言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李远民2007年注册成立徐州科棵旺肥业有限公司，在没有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生产不合格“科棵旺”系列化肥，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49万余元。被告人孙言峰明知“科棵旺”系列化肥为不合格产品，仍将31吨化肥予以销售，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6万余元。

丰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远民、孙言峰违反国家产品质量法规，故意在生产、销售活动中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其行为分别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该行为尚未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不按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罪处理）。鉴于二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丰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李远民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判处孙言峰拘役四个月，缓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宣判后，被告人李远民不服，提起上诉。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驳回李远民的上诉，维持原判。

 

11. 最高法典型案例 孙学丰、代文明销售伪劣产品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2011年）

孙学丰、代文明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孙学丰，男，汉族，1958年3月10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代文明，男，汉族，1952年12月4日出生，原河北省张北县鹿源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2008年9月至10月，被告人代文明将受“三鹿奶粉事件”影响而被客户退货的奶粉藏匿。2010年5月，被告人孙学丰联系代文明，表示要购买代文明藏匿的奶粉，并因奶粉超过保质期要求更换包装。代文明将38吨奶粉更换外包装后销售给孙学丰，销售金额共计42.56万元。孙学丰将该奶粉以62.51万元的价格转售给他人。经鉴定，该38吨奶粉中三聚氰胺的含量严重超标。

（二）裁判结果

河北省张北县人民法院一审、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被告人孙学丰、代文明明知超过保质期的奶粉属伪劣产品，仍销售牟利，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根据销售金额，判处被告人代文明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85.12万元；判处被告人孙学丰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25.02万元。

 

12. 最高法典型案例 叶维禄、徐剑明、谢维铣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2011年）

叶维禄、徐剑明、谢维铣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叶维禄，男，汉族，1966年3月23日出生，原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徐剑明，男，汉族，1963年10月4日出生，原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被告人谢维铣，男，汉族，1966年10月10日出生，原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生产主管。

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禄公司）法定代表人叶维禄为提高销量，在明知蒸煮类糕点使用“柠檬黄”不符合《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的情况下，仍于2010年9月起，购进“柠檬黄”，安排生产主管、被告人谢维铣组织工人大量生产添加“柠檬黄”的玉米面馒头。盛禄公司销售经理、被告人徐剑明将馒头销往多家超市。经鉴定，盛禄公司所生产的玉米面馒头均检出“柠檬黄”成分，系不合格产品。2010年10月1日至2011年4月11日，盛禄公司共生产并销售添加“柠檬黄”的玉米面馒头金额共计620927.02元。同期，盛禄公司还回收售往超市的过期及即将过期的馒头，重新用作生产馒头的原料，并以上市日期作为生产日期标注在产品包装上。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一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盛禄公司违反国家关于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生产、销售添加“柠檬黄”的玉米面馒头，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62万余元，被告人叶维禄作为盛禄公司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徐剑明、谢维铣作为盛禄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员，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因盛禄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依法不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叶维禄系主犯；徐剑明、谢维铣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徐剑明、谢维铣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叶维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65万元；判处被告人徐剑明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0万元；判处被告人谢维铣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0万元

 

13. 最高检典型案例 上海市陈明江、谷传生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5起2017年全国检察机关公诉“打假”典型案例（2018年3月14日）

上海市陈明江、谷传生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主要案情及诉讼过程：2014年8月至2015年9月间，被告单位山东金谷制罐有限公司、被告人陈明江、谷传生、潘兴兵、吴玲杰、唐境鸿，为获取非法利益，经共同或分别商议，通过自行或委托他人制作假冒国内知名品牌“贝因美”“雅培”标识的奶粉罐，并用国内其他品牌奶粉灌装后，冒充“贝因美”“雅培”品牌婴幼儿奶粉进行销售。

其中，2014年8月至9月，被告人陈明江、潘兴兵为共谋生产假冒“贝因美”品牌的婴幼儿奶粉，通过网络联系到被告人蔡永告，委托其制造假冒“贝因美”奶粉罐，蔡永告通过网络联系了山东金谷制罐有限公司（下称金谷公司）制作了4万件假冒“贝因美”奶粉罐。陈明江、潘兴兵在浙江台州用国内其他品牌的奶粉进行灌装并销售。

2015年4月，被告人陈明江、潘兴兵经与杨杰（另案处理）商议，欲共同生产假冒“雅培”品牌奶粉进行销售获利。此后，杨杰委托被告人祝全钦、郑红贵等人制造奶粉罐身、罐盖、罐盖软胶和勺子的模具。陈明江、潘兴兵、吴玲杰委托被告人吴永军印制假冒“雅培”品牌奶粉的标识。先后生产了12000余罐假冒“雅培”品牌奶粉，销售6000余罐，销售金额达81余万元。还经唐境鸿联系被告人李修恒帮忙，销售3500余罐，销售金额达56万元；销售给奶粉销售商刘赵明2394罐，销售金额达32万余元。被告人唐境鸿与杨杰在湖南省长沙市收到假冒“雅培”品牌奶粉罐后，由唐境鸿提供国内其他品牌奶粉，由陈明江提供“雅培”奶粉标签等，共生产假冒“雅培”奶粉3000余罐，销售2100余罐，销售金额30余万元。

2016年3月，侦查机关扣押了涉案假冒“雅培”奶粉共3909罐。经统计，陈明江、潘兴兵销售假冒奶粉金额共计360余万元，金谷公司及谷传生销售金额共计330万元，吴玲杰销售金额共计200余万元，唐镜鸿销售金额共计120余万元。经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检测，涉案假冒婴幼儿奶粉中分别存在部分指标不符合产品标签明示值，个别指标低于国家标准。

本案由上海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陈明江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移送审查起诉。2016年9月28日，上海市检察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向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7月28日，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金谷公司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分别判处被告人陈明江、谷传生、潘兴兵有期徒刑十五年，其他被告人有期徒刑七年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刑。

 

14. 最高检典型案例 天津市马疆永、韩树利等十一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5起2017年全国检察机关公诉“打假”典型案例（2018年3月14日）

天津市马疆永、韩树利等十一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主要案情及诉讼过程：2014年7月起，被告人马疆永、韩树利在天津市静海区独流镇以一处平房为窝点，开始制作假冒家楽牌鸡汁等调料，并雇佣被告人陈亮、韩素英、白九妹、卢家芹、韩起水负责熬制、灌装、粘签、装箱等。他们将假家楽牌鸡汁以每箱（12瓶）100元的价格销售。期间，韩树利为马疆永提供制假技术指导并帮助联系购买制假包装事宜。

2017年1月16日晚，马疆永为防止公安机关查获其制假证据，纠集被告人韩素霞、陈亮、孙振立、王强、徐玉成转移制假成品从独流镇至静海镇，途中被民警查获，当场扣押假鸡汁200箱（每箱12瓶）。经查，从2014年7月至2017年1月，其销售假冒家楽牌鸡汁金额共计人民币188万余元。

2017年1月17日，天津市静海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对马疆永的制假窝点进行检查，对现场查获的家楽牌浓缩鸡汁调味料（110箱零4瓶，每箱6瓶）等物品予以扣押，并于同年2月3日将案件线索及相关证据移交公安机关。经鉴定，马疆永生产的家楽牌浓缩鸡汁调味料系伪劣产品，产品中的总固体物、总氮和氨基酸态氮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该案由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侦查终结，2017年11月9日，静海区检察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提起公诉。2018年1月23日，静海区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马疆永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韩树利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其他被告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六个月不等。

 

15. 涉“地沟油”案件罪名、主观明知、有毒有害性、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2013)浙刑二终字第49号

【裁判要旨】一、根据利用“地沟油”生产的食用油的销售对象的不同,分别认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明知对方系食用油经销企业或者食品生产企业而生产、销售“地沟油”的,认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有明确相反证据证实“地沟油”最终流入非食用市场的,就低认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明知对方系将油脂销售给饲料生产或药品生产等非食品生产企业而生产、销售“地沟油”的,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二、在行为人明知“地沟油”,但否认据此生产、销售食用油的情形下,应当通过油品气味的辨别、油品酸价标准要求、运输车辆的标注、特殊装置及不正常装油时间等方面推断行为人的主观明知。三、明知“地沟油”而非法生产、销售食用油,不受鉴定意见限制,可以不需要鉴定,直接认定有毒、有害性和伪劣性予以定罪处罚。四、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涉案金额在50万元以上、影响范围特别广的,可以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16. 偷换样品虚假提高产品质量获取非法利润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2012)潭中刑终字第39号

【裁判要旨】在销售产品过程中,通过偷换检验样品虚假提高产品质量,以次充好,从而达到获取非法利润之目的,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罪与都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类的犯罪,销售者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销售伪劣产品的过程中也采取了欺诈手段,故两者极易混淆,但两者在犯罪的客观方面、主观方面、客体上都存在着显著区别。

 

17. 销售假冒驰名注册商标商品零部件的定性(2009)黄刑初字第644号

【裁判要旨】整体商品注册商标的保护范围不必然及于商品的零部件。当行为人将整体商品的驰名注册商标假冒用于未经注册的零部件商品并加以销售时,由于整体商品与零部件商品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具有同一性,故可认定为类似商品,该种销售行为也因此构成商标混淆行为,而应受民事法的调整,但因假冒的载体——零部件商品未取得商标专用权,故无法上升到商标犯罪的高度。此时的行为定性不是取决于被假冒的商标是否注册或驰名,而是由零部件商品的质量决定,若为伪劣产品,则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

 

18. 最高法典型案例 被告人王辉、徐红德、于洪权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制售假冒进口抗肿瘤药按重罪被判刑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2012年07月31日)

被告人王辉、徐红德、于洪权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制售假冒进口抗肿瘤药按重罪被判刑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王辉，男，196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陕西伟达药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徐红德，男，1988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于洪权，男，1977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张晓峰，男，1962年6月28日出生，汉族，陕西伟达药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员工。

2004年5月，被告人王辉与其妻任静注册成立了陕西新世纪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王辉任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经营范围主要包括医药产品等的技术开发、咨询以及医疗器械的销售等。2007年9月，公司名称变更为陕西伟达药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达公司”），经营范围增加了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公司自成立起未取得国家药品经营许可和药品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资质。2009年4月，王辉通过互联网与在北京专门经营假冒进口品牌抗肿瘤类药品的被告人徐红德取得联系，在明知徐红德没有从事药品经营资质，不能提供进口药品检验报告和进口药品注册证，且所提供进口抗肿瘤药品来源不清的情况下，向徐红德购买进口抗肿瘤类药品。徐红德将自制及部分来源不明的进口品牌抗肿瘤类药品销售给王辉。2009年4月17日至2011年1月26日，王辉通过银行卡转帐向徐红德支付货款共计人民币1907660元。2009年9月，王辉通过被告人于洪权在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与其取得联系，从于洪权处购买没有进口药品检验报告和进口药品注册证的进口品牌抗肿瘤药品。2009年9月14日至2010年1月20日，王辉通过银行卡转帐向于洪权支付货款共计人民币480440元。王辉通过伟达公司网站宣传，假冒恒宇公司抗肿瘤药销售中心的名义对外销售抗肿瘤药品。被告人张晓峰明知伟达公司没有销售药品的资质，其亦非恒宇公司的工作人员，仍帮助王辉提取和安排发送药品。从伟达公司库房现场查获的进口品牌抗肿瘤药品经检验均被认定为假药。

（二）裁判结果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认为，被告人王辉、徐红德、于洪权、张晓峰为谋取非法利益，违反国家药品质量管理制度，置患者生命、健康于不顾，生产、销售假冒的进口抗肿瘤药品，其中，被告人王辉销售假药，金额达238.8万元，被告人张晓峰帮助王辉销售假药，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假药罪；被告人徐红德、于洪权实施生产、销售假药行为，其中徐红德销售假药金额达190.76万元，于洪权销售假药金额达48万余元，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各被告人所售药品均为抗肿瘤药品，主要以癌症患者为使用对象，大多数药品为注射剂药品、处方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犯罪情节恶劣。被告人王辉、张新峰的行为同时又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徐红德、于洪权的行为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应以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张晓峰系从犯，依法对其减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王辉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被告人徐红德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被告人于洪权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被告人张晓峰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各被告人违法所得依法追缴，上缴国库；查扣的药品依法予以没收销毁。

对本案各被告人的裁定已于2011年7月12日发生法律效力。

 

19. 最高法典型案例 被告人胡新华、周锐、李春雷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生产、销售假药案--假药生产销售一条龙均获刑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2012年07月31日)

被告人胡新华、周锐、李春雷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生产、销售假药案--假药生产销售一条龙均获刑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周锐，男，1983年1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胡新华，男，1966年3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李春雷，男，1982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纪旭，男，199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

被告人刘鹏，男，1978年6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

被告人王庆舫，男，196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罗翠华，女，1970年2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谢治国，男，1978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倪云，男，1974年12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肖三春，男，1967年8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

2008年10月至2010年11月，被告人胡新华在北京市通州区非法生产“精华洁癣宁”、“活胰糖平胶囊”等治疗牛皮癣、糖尿病的药物销售牟利，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66.9万余元。胡新华还指使胡军华（另案处理）生产“精华洁癣宁”、“化癣康”等药物销售，销售金额达人民币8.7万余元。此外，胡军华还与被告人肖三春共同生产上述药物。

2008年2月至2010年11月，被告人周锐为非法谋取非法利益，在明知胡军华等人销售的“精华洁癣宁”、“化癣康”等药物系假药的情况下，大量采购并予以销售，销售金额达人民币188.5万余元。

2010年1月，周锐、胡新华以周雪峰（另案处理）的名义合伙成立北京盛金顺通商贸有限公司，专门为制售假药提供取货、办理邮递、代收货款等业务。至2010年11月，销售假药金额达人民币585.5万余元。被告人李春雷、纪旭、刘鹏作为公司员工，明知北京盛金顺通商贸有限公司销售假药而具体实施帮助行为。被告人王庆舫、罗翠华生产并通过北京盛金顺通商贸有限公司销售“本草降糖胶囊”等药品，销售金额达人民币32.2万余元。被告人谢治国、倪云非法生产并通过北京盛金顺通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百草降压胶囊”、“祛风活骨王”等药品。

经鉴定，从北京盛金顺通商贸有限公司仓库、胡新华、周锐、王庆舫、罗翠华、谢治国、倪云肖三春、刘鹏、纪旭、李春雷等处查获的多种药品均应按假药论处。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胡新华、王庆舫、罗翠华、谢治国、倪云生产、销售假药，其中，胡新华销售金额达661.1万元，王庆舫、罗翠华销售金额达32.2万余元，其行为均已同时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应以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被告人周锐、李春雷、刘鹏、纪旭明知是假药予以销售，其中周锐销售金额达774万余元，李春雷、刘鹏、纪旭销售金额达585.5万余元，其行为均已同时构成销售假药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应以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被告人肖三春生产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其行为构成生产假药罪。被告人胡新华、周锐、李春雷、纪旭、刘鹏构成共同犯罪，其中胡新华、周锐系主犯，李春雷、纪旭、刘鹏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纪旭犯罪时未满18周岁，依法应当减轻处罚。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决：被告人胡新华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被告人周锐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被告人李春雷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被告人刘鹏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被告人纪旭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被告人王庆舫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罗翠华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被告人谢治国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被告人倪云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肖三春犯生产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扣押的作案工具、赃款及赃物予以没收。宣判后，各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本判决已于2012年3月26日发生法律效力。

 

20. 最高法公报案例【1999年03期】 郭庆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争议焦点】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时，在销售合同上加盖了他人单位公章，构成犯罪的，是否为单位犯罪？

【案例要旨】

单位犯罪是区别于自然人犯罪的一种特殊犯罪形态，是指以单位为主体的犯罪。《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所以，行为人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时为了达到签订销售合同的目的，在合同上加盖了他人单位公章，而他人单位对行为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并未参与，也不知情的情况下，该行为人的行为应属于盗用单位的名义实施的犯罪，不属于单位犯罪。

郭庆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被告人：郭庆文，男，28岁，江苏省江都市人，农民，住江都市锦西镇尤桥村。1997年9月11日被逮捕。

被告人郭庆文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由江苏省江都市人民检察院向江都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江都市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996年上半年，被告人郭庆文在无实际生产能力并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许可的情况下，租用江都市宜陵镇玉带村的部分房屋开办工厂，声称要制造生产电池的设备。7月15日，郭庆文以玉带村开办的江都市光明蓄电池厂的名义，与江苏省句容市大禾电池有限公司签订了标的为20．6万元的Ｒ6型5号电池生产设备购销合同，并通过玉带村党支部书记兼光明蓄电池厂厂长王本朝，盖了光明蓄电池厂公章。此后，大禾电池有限公司汇入光明蓄电池厂帐面的12．6万元预付货款，被郭庆文冒充王本朝的签名取走。郭庆文用其中的5万余元，先后从苏州光明电池配件厂、海安县电池机械厂、江都市第三化工厂等单位购得废旧的Ｒ6型5号电池生产设备，自己也生产了部分零配件，经刷新、拼装后，冒充合格产品销售给大禾电池有限公司14套。该设备经江都市技术监督局鉴定，不具备应有的使用性能，是不合格产品。

上述事实，有被告人郭庆文的供述，证人证言及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书、江都市技术监督局鉴定书等证据证实。

江都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郭庆文在无能力生产成套电池设备的情况下，用5万余元购买废旧产品进行刷新、拼装，冒充合作产品销售给用户后实际得款12．6万元，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江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予支持。据此，该院于1997年12月22日判决：

被告人郭庆文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2．6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郭庆文不服，以“系单位犯罪”、“应依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处罚”等为由，向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判认定上诉人郭庆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销售金额12．6万元，违法所得6万余元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是正确的。郭庆文提出“系单位犯罪”的上述理由，经查，光明蓄电池厂只是在郭庆文要求帮忙的情况下，在郭庆文签定的购销合同上加盖了公章。该厂对郭庆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并不知情，更未参与郭庆文的生产、销售活动。郭庆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纯属其个人行为，故“系单位犯罪”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至于郭庆文提出对其处罚“应依照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适用决定”的上诉理由，经查：郭庆文的犯罪行为发生于1997年10月1日刑法施行之前。1993年7月2日通过的决定第一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违法所得数额二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情节较轻的，可以给予行政处罚”，第十二条规定：“依照本决定判处罚金的，罚金的数额为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而刑法第一百四十条则规定：“依照本决定判处罚金的，罚金的数额为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而刑法第一百四十条则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两相比较，主刑看起来并无区别，但在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标准和构成要件上，刑法将“违法所得数额二万元上满十万”修改为“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决定中所说的“违法所得”，系指牟利的数额。而刑法所说的“销售数额”，则不管行为人是牟利还是亏本，只要销售数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标准，就应当受到刑事追究。同时，为了加大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刑法删除了决定中“情节较轻的，可以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由此可以看出，决定显然比刑法轻。因此，根据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对郭庆文的行为应当依照决定第一条的规定处罚。郭庆文的这一上诉理由成立，应予采纳。据此，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都市人民法院（1997）江刑初字第229号刑事判决：

上诉人郭庆文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六万元。

 

21. 最高法典型案例 黄宁、曾荣芬、刘旭旺销售伪劣产品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典型案例（2015年12月4日）

黄宁、曾荣芬、刘旭旺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黄宁系柳州市大鹏农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主要经营农药、种子、化肥等。被告人曾荣芬、刘旭旺系夫妻关系，2009年，夫妻二人在象州县马坪镇马坪新街5号注资成立象州马坪旭旺农资经营部，业主为曾荣芬，经营范围为农药、化肥及种子。平时由刘旭旺负责进货，由曾荣芬负责销售。2012年12月份，被告人黄宁从郑州万安特农化产品有限公司购进“长制?”2%吡虫啉农药，在明知该农药适用于防治黄瓜蚜虫的情况下，其为了增加销量，扩大宣传该农药适用于防治甘蔗的害虫，并以每件370元的价格销售了202件的“长制?”2%吡虫啉农药给马坪旭旺农资经营部，销售额74740元。马坪旭旺农资经营部的被告人曾荣芬、刘旭旺从柳州大鹏农资公司购进了202件的“长制?”2%吡虫啉农药后，其二人主观上均明知该农药的真实性能即防治黄瓜的蚜虫，但其为了增加销售量，将该农药销售给农户时宣传为适用于防治甘蔗的害虫，致使马坪镇大槽屯的秦某某等农户在购买该农药施用于防治甘蔗的害虫，但甘蔗的害虫没有被杀死，造成蔗农损失。经查，被告人曾荣芬、刘旭旺共销售了1512包，每包的售价是55元，总销售额83160元。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农药鉴定所鉴定，“长制?”2%吡虫啉农药系不合格产品。

（二）裁判结果

象州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黄宁、曾荣芬、刘旭旺明知“长制?”2%吡虫啉农药适用于黄瓜蚜虫的防治，但为了牟利，将该产品大肆宣传为防治甘蔗的害虫，并销售给蔗农用于喷杀甘蔗的害虫，其行为属于以假充真，且销售金额均达五万元以上，均已触犯刑律，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黄宁作为自然人投资的柳州市大鹏农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对该公司的销售金额负责。而被告人曾荣芬、刘旭旺在销售伪劣产品中，一人负责进货，一人负责销售，相互配合，属共同犯罪，且均为主犯，均应按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案发后，被告人黄宁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其销售伪劣产品的事实，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曾荣芬、刘旭旺归案后也能如实供述其销售伪劣产品的事实，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均可对其从轻处罚。此外，案发后被告人曾荣芬、刘旭旺能退给蔗农农药款，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可对此二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故判决被告人黄宁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被告人曾荣芬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刘旭旺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三）典型意义

民生案件与公民个人的生存发展和家庭的基本利益密切相关，我国司法机关历来十分重视涉及民生案件的宣判及执行。本案中，黄宁、曾荣芬、刘旭旺明知“长制?”2%吡虫啉农药适用于黄瓜蚜虫的防治，但为了牟利，仍将该产品大肆宣传为防治甘蔗的害虫，并销售给蔗农用于喷杀甘蔗的害虫，最终影响甘蔗生长，给蔗农造成巨大损失，法院依法对此案进行宣判，给广大农药商予以法律震慑，鲜活的案例告诫其切不可为了一己私利，让农民遭受损失，自己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22. 最高法典型案例 刘希强等人生产、销售伪劣（香油）产品、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典型案例（2015年12月4日）

刘希强等人生产、销售伪劣（香油）产品、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

（一）基本案情

2006年，被告人刘希强、郭秀波共同出资成立哈尔滨希强调味品有限公司。二人为降低生产成本，谋取非法利益，从被告人薛现民处购入香油香精和粗制棉籽油后，指使被告人唐长友等人将香油香精、粗制棉籽油与色拉油勾兑成伪劣香油，或在香油中按一定比例掺入伪劣香油，经灌装、包装后销售，销售金额人民币1千余万元。2012年8月，刘希强在蜂蜜中掺入购买的麦芽糖浆，制成伪劣蜂蜜进行销售，销售金额人民币20余万元。刘希强为向天手公司二厂、天手公司饺子厂销售其生产的伪劣香油，指使他人按照销售数量向天手公司二厂采购员曹研、天手公司饺子厂厂长于光（另案处理）行贿4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希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被告人薛现民犯生产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对被告人唐长友、郭秀波以生产伪劣产品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刑罚。宣判后，刘希强、薛现民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犯罪案件。四被告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在生产香油和蜂蜜过程中掺杂、掺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将伪劣产品进行销售，涉案金额巨大，严重侵犯了国家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制度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刘希强为谋取竞争优势，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又侵犯了企业正常业务活动和公平竞争的交易秩序。此类犯罪行为的发生对企业产品质量诚信造成严重侵害，有损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评价，必须依法严惩。

 

23. 最高法典型案例 桑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典型案例（2015年12月4日）

桑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07年11月下旬，被告人许某从昌吉市吉丰公司职员芦艳花处先后购进其声称是“303”的油葵种子。2008年春季，由徐某（因犯销售伪劣种子已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在布尔津县阔斯特克乡杰特阿尕什村销售该油葵种子，该村村民及邻村村民高某等21户被害人以直接或转让的方式，共在许某处购买其声称是“303”的油葵种子1683公斤。21户被害人共种植2630亩油葵，支付种子款99，885元。高某等被害农户在油葵生长期发现油葵发叉现象十分严重，遂联名向布尔津县种子站申请对其所种植的油葵种子进行鉴定。2008年9月6日，经专家鉴定，认定被害农户所种植的油葵种子是假种子。2008年9月25日，被害农户又申请专家进行田间实地估产鉴定，经专家鉴定，高某等被害农户所种植的油葵产量损失337，000公斤，共价值人民币1，213，200元。2009年5月21日，经新疆农林业司法鉴定所鉴定，高某等被害农户所种植的油葵产量损失339，700公斤，油葵单价为3.10元，共计价值人民币1，053，070元。其中，被告人桑某（徐某之妻）在该案中与徐某共同销售假冒303油葵种子445公斤，销售金额达25，070元，涉及被害农户因绝收、减产而遭受经济损失达344，437.35元。

另查明，19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已获得赔偿款516，000元，其中被告人许某赔偿100，000元，罪犯徐某赔偿16000元。

（二）裁判结果

布尔津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和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被告人许某与罪犯徐某共同销售无标识的假冒“303”油葵种子，致使被害农户因减产而遭受1，044，700元特别重大的经济损失，严重破坏了国家对种子质量的监督管理制度，其行为直接危害了农业生产，已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许某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中，被告人桑某与许某共同销售假冒“303”油葵种子，被告人桑某参与销售假冒“303”油葵种子致使被害农户因减产而遭受344，437.35元重大的经济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桑某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许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对其辩护人提出系从犯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许某在公安机关尚未发现其犯罪事实时，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自首，可从轻处罚。对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许某系自首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被告人许某已赔偿被害人损失10万元，具有一定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桑某在销售伪劣种子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桑某主动赔偿被害人部分经济损失，具有一定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根据本案被告人桑某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对其可适用缓刑。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许某犯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98，885.00元。被告人桑某犯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25，070元。假冒“303”油葵种子封样品予以没收。被告人许某于判决生效后就罪犯许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高某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损失489，64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桑某于判决生效后就罪犯许某赔偿上述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高某等油葵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许某、桑某于判决生效后就罪犯许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高某等19人鉴定费5000元、诉讼费7787.40元、交通费30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典型意义

农业种子的质量好坏事关农民群众切身利益、更关系到农粮生产安全。现在社会上出现少数不法之徒销售假冒伪劣种子的恶劣犯罪行径对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伤害极大，更有甚者造成农民家庭倾家荡产，影响恶劣。人民法院对此类犯罪行为一直以来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惩处，对实施此类犯罪的人员绝不姑息、采取高压态势形成震慑效应，做到除恶务尽，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24. 最高法典型案例 王长兵等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五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2013年5月4日)

王长兵等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生产、销售“假白酒”案件

（一）简要案情

2002年，被告人王长兵开始用食用酒精掺入自来水、苞谷酒、甜蜜素等原料勾兑白酒冒充苞谷酒销售牟利。2009年3月15日上午，王长兵安排其雇员覃长江、唐永锋驾车到宜都市“杨老板”（杨大连）处购买酒精。当日17时许，覃长江、唐永锋来到杨永兵经营的湖北省宜都市聚能日化经营部，以2100元/吨的价格购买工业酒精（甲醇）3.74吨，并于当晚将酒精运回王长兵的制酒作坊。王长兵查看过磅单和其他单据后发现所购酒精系工业酒精的价格，与食用酒精的价格相差悬殊，但未核实原因。当晚，王长兵指使被告人唐倩用此次购买的工业酒精掺入自来水、苞谷酒、香精等原料勾兑成6000余千克“白酒”。从次日起至同月25日止，王长兵及被告人覃长芬共销售该批“白酒”3448千克。当地众多居民饮用该“白酒”后中毒，并造成5人死亡、6人重伤、11人轻伤、2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另查明，2004年以来，王长兵生产食用酒精勾兑的“白酒”，冒充苞谷酒销售共计185万余元；覃长芬参与生产、销售的金额为186万余元；唐倩参与生产、销售的金额为179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王长兵同时经营工业酒精燃料生意和勾兑白酒生意，对工业酒精和食用酒精的市场价格非常清楚。当其明知雇员以食用酒精一半的价格购回的酒精不可能为食用酒精的情况下，既未仔细询问雇员，也未向销售方核实，继续用购回的工业酒精勾兑生产“白酒”出售，导致了多人伤亡的严重危害结果的发生，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王长兵、覃长芬、唐倩使用自来水、食用酒精与少量自酿苞谷酒勾兑“白酒”冒充苞谷酒销售，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共同犯罪中，王长兵系主犯；覃长芬、唐倩均系从犯，可依法减轻处罚；唐倩实施部分犯罪行为时未满十八周岁，可酌情从轻处罚。王长兵主观上系间接故意，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王长兵犯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判处，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8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99万元。覃长芬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9万元。唐倩犯生产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6万元。

 

25. 最高法典型案例 陈金顺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五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2013年5月4日)

陈金顺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非法经营“病死猪”肉案件

（一）简要案情

2010年11月起，被告人陈开梅到福建省莆田市收购病死猪，并以每月人民币2000元的报酬雇用被告人张可把病死猪运输到被告人陈金顺租用的猪场，由被告人林彬霞进行屠宰后销售给被告人陈金顺，总销售金额达30万余元，违法所得12万元。

陈金顺收购病死猪肉后予以销售，销售金额达50万余元，违法所得20万元。其间，其每月以2000元至2500元的报酬雇用被告人李游、陈志辉押车、收账、运输。被告人周勇、吴鸿夫妻从陈金顺处购买病死猪肉制成香肠等销售，销售金额达7万余元，违法所得1.5万余元；被告人周建成从陈金顺处购买病死猪肉达3万余元并转售；被告人孙沼然从陈金顺处购买病死猪排骨并转售，销售金额达7000余元，违法所得1000元。2011年7月25日，警方在陈金顺租用的猪场中查获尚未销售的病死猪肉4060斤。经鉴定，送检样品含有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和猪圆环病毒2型，“挥发性盐基氮”超标。

另查明，被告人陈金顺曾因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收购赃物罪，于2008年4月3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2万元。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金顺低价收购病死猪肉并转售；被告人陈开梅、林彬霞向他人收购病死猪屠宰后销售；被告人李游、陈志辉、张可明知陈金顺、陈开梅生产、销售的是国家禁止经营的病死猪肉，仍为其提供运输等帮助，各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非法经营罪，应择一重罪处断；被告人周建成、孙沼然等明知是病死猪肉仍购买，加工后销售或直接销售，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陈金顺、陈开梅、林彬霞系主犯；李游、陈志辉、张可系从犯，应从轻减轻处罚；陈金顺系累犯，应从重处罚。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陈金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被告人陈开梅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被告人林彬霞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6万元；其余被告人分别以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判处四年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6. 最高法典型案例 李瑞霞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五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2013年5月4日)

李瑞霞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生产、销售伪劣食品添加剂案件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李瑞霞系被告单位上海蒙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凯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马文革、马民学系公司工作人员。为牟取非法利益，2010年9月起，蒙凯公司低价购入河南省桐柏县博源新型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落地级小苏打258.33吨、内蒙古旭月集团有限公司小苏打40吨及生产设备，同时定制标有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钠小苏打编织袋5000只。将上述两种小苏打以8∶1的比例混合，并进行烘干、粉碎、包装后，分别销往浙江杭州、衢州等地，共计销售伪劣小苏打243吨，销售金额达人民币44.73万元。2011年5月24日，执法人员在生产现场查扣了成品3.35吨、原料27.7吨及生产设备。经鉴定，从案发现场扣押的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钠成品为不合格产品。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蒙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的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钠进行生产、销售，销售金额合计人民币44.73万元，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李瑞霞系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马文革、马民学系被告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马文革、马民学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瑞霞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单位蒙凯公司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被告人李瑞霞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被告人马文革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马民学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扣押的作案工具予以没收。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7. 最高法典型案例 袁一、程江萍销售有毒、有害食品，销售伪劣产品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五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2013年5月4日)

袁一、程江萍销售有毒、有害食品，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地沟油”案件

（一）简要案情

2009年7月至2011年7月，被告人程江萍明知柳立国（另案处理）经营的济南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济南格林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油脂是用餐厨废弃油加工而成的，仍向经营销售食用油的河南省郑州市庆丰粮油市场宏大粮油商行业主被告人袁一推销，多次为袁一和柳立国的交易牵线搭桥，从中赚取佣金。袁一明知上述情形，在程江萍介绍下，大量购入上述两公司非法加工的油脂，为此支付货款共计人民币300万余元。袁一将其中价值295万余元的油脂灌装后零售给周边的工地食堂、夜排档、油条摊业主，或者加价销往新乡市、三门峡市等地的食用油经销企业。其余价值5万元的油脂售往武陟县智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程江萍明知是用餐厨废弃油加工而成的油脂，仍向被告人袁一推销，并居间介绍从中牟利；袁一明知程江萍推销的是用餐厨废弃油加工而成的油脂，仍大量购入，冒充食用油销售给餐饮经营者、食用油经营企业等，两被告人的销售金额达295万余元，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被告人还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将伪劣成品油销售给化工企业，销售金额达5万元，其行为又均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两被告人犯数罪，依法应并罚。在共同犯罪中，袁一系主犯；程江萍系从犯，依法应减轻处罚。袁一、程江萍有认罪表现，可以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袁一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3万元。被告人程江萍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3万元；犯罪所得予以追缴。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8 最高法典型案例 陈金顺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五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2013年5月4日）

陈金顺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非法经营“病死猪”肉案件

（一）简要案情

2010年11月起，被告人陈开梅到福建省莆田市收购病死猪，并以每月人民币2000元的报酬雇用被告人张可把病死猪运输到被告人陈金顺租用的猪场，由被告人林彬霞进行屠宰后销售给被告人陈金顺，总销售金额达30万余元，违法所得12万元。

陈金顺收购病死猪肉后予以销售，销售金额达50万余元，违法所得20万元。其间，其每月以2000元至2500元的报酬雇用被告人李游、陈志辉押车、收账、运输。被告人周勇、吴鸿夫妻从陈金顺处购买病死猪肉制成香肠等销售，销售金额达7万余元，违法所得1.5万余元；被告人周建成从陈金顺处购买病死猪肉达3万余元并转售；被告人孙沼然从陈金顺处购买病死猪排骨并转售，销售金额达7000余元，违法所得1000元。2011年7月25日，警方在陈金顺租用的猪场中查获尚未销售的病死猪肉4060斤。经鉴定，送检样品含有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和猪圆环病毒2型，“挥发性盐基氮”超标。

另查明，被告人陈金顺曾因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收购赃物罪，于2008年4月3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2万元。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金顺低价收购病死猪肉并转售；被告人陈开梅、林彬霞向他人收购病死猪屠宰后销售；被告人李游、陈志辉、张可明知陈金顺、陈开梅生产、销售的是国家禁止经营的病死猪肉，仍为其提供运输等帮助，各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非法经营罪，应择一重罪处断；被告人周建成、孙沼然等明知是病死猪肉仍购买，加工后销售或直接销售，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陈金顺、陈开梅、林彬霞系主犯；李游、陈志辉、张可系从犯，应从轻减轻处罚；陈金顺系累犯，应从重处罚。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陈金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被告人陈开梅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被告人林彬霞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6万元；其余被告人分别以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判处四年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9. 最高检典型案例 王勇朝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11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2015年8月5日）

王勇朝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初至2013年8月间，被告人王勇朝为谋取非法利益，伙同方荣坤、甘兴忠等人租赁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黎托乡合丰村7组一民房开设加工作坊，在未办理任何生产经营许可证照的情况下，直接在地下挖了3个窖池，将收购来的新鲜蕨菜和笋丝简单清洗后存放于窖池，并非法添加焦亚硫酸钠水溶液直接浸泡。随后，再用印有其原在四川省隆昌县注册业已过期作废的“能辉牌”商标的塑料包装袋进行包装，并在包装箱上使用标识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包装箱包装后用于出售。经查实，王勇朝等人销售金额达77721元，查获未销售货物价值53714元。

（二）裁判结果

该案线索是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与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雨花区分局、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区分局在检查工作中发现，并由雨花区人民检察院监督移送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的。公安机关经审查于2013年8月27日立案侦查。雨花区人民检察院于9月29日对王勇朝、甘兴忠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并于12月13日提起公诉。2014年1月23日，雨花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一审判处王勇朝、甘兴忠各有期徒刑七个月；方荣坤、方华芝、王秀芝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七个月；刘再勇、蒋小花各拘役五个月，缓刑五个月。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检察机关通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监督移送的一起危害食品安全案件。公安机关立案后，雨花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专人及时掌握案件进展情况，引导侦查取证，指导公安机关着重收集销售金额证据，逐一查实下线购买数量及金额，确保销售金额达到构罪标准；要求公安机关对笋丝、野蕨菜中二氧化硫残留量以及未销售货值进行鉴定，保证案件顺利起诉。同时，检察机关在工作中注重强化监督意识，深挖职务犯罪线索，从该案中发现并监督立案一起食品监管渎职案件，某质监局副局长舒某某因在日常工作中疏于监管、未采取有效措施整治辖区内无证加工窝点，被追究食品监管渎职刑事责任。该渎职案是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以来，湖南省首例以食品监管渎职罪立案查处的案件，起到了有效的震慑作用。

 

30. 最高检典型案例 熊智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11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2015年8月5日）

熊智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熊智伙同熊岚经营上海锐可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南昌麦高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2012年3月起，熊智在南昌麦高营养食品有限公司未取得奶粉生产许可的情况下，从内蒙古亚华乳业有限公司购入大包牛奶粉，擅自加工、生产国产奶粉，并冒充可尼可、善臣、贝诺贝滋、乐氏及欧恩贝等品牌进口奶粉，投放市场销售牟取利益。案发后，共扣押奶粉共计23万余罐，400多吨，涉案金额2亿余元。经抽样检测，在其生产的13件奶粉中，有2件含有致病菌，属于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有11件检测值不符合能量及营养成分标示值，夸大了食品的营养水平，属于伪劣产品。

（二）裁判结果

2013年4月26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通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平台建议奉贤区工商分局将该案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奉贤区工商分局于4月29日将案件移送区公安分局。同日，区公安分局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立案侦查，并于5月30日提请批准逮捕。2013年6月6日，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将熊智等人批准逮捕。2015年2月，熊智等8人分别被判处十五年至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分别判处罚金2万元至700万元不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督办的一起以国产婴幼儿奶粉冒充原装进口婴幼儿奶粉的案件。案件涉及婴幼儿奶粉的生产、销售等多个环节，涉案人员多、涉及地域广、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社会影响恶劣。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该案中，依法履行职能，严格审查证据，准确适用法律，在严把案件质量关的基础上，从严从快办理，共批准逮捕10名犯罪嫌疑人，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主要做法：一是充分利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机制，密切与工商、食安办等行政执法部门的沟通配合，做到早发现线索，早分析研判，早监督立案；二是发挥联动机制作用，做到三级侦查监督部门在研商案件中联动、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引导取证中联动、侦查监督与公诉部门在捕诉衔接上联动；三是在履行审查逮捕职能的同时，注重发挥监督职能，确保案件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都实现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