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立方：扒窃”一词，以往更多的是在侦查学、犯罪学及办案实务中使用，尚不属于规范的法律用语，其核心意义并不明确。权威性的观点认为，扒窃是指“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行为”。[1][④]这里很明显地对“扒窃”限定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扒窃地点，即扒窃行为必须发生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中；另一个是扒窃对象，即扒窃的对象应当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应当说，作这样的限定是有道理的，在公共场所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显著提升了扒窃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既具有动用规制的必要，又不至于过分扩大打击的范围。

    关于“公共场所”。一般来说，公共场所是供人们从事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所，凡是能够为公众提供进行工作、学习、经济、文化、社交、娱乐、体育、参观、医疗、卫生、休息、旅游和满足部分生活需求所使用的一切公用建筑物、场所及其设施，都可归入此类。《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列举式地将公共场所分为七大类：（一）宾馆、饭馆、旅店、招待所、车马店、咖啡馆、酒吧、茶座；（二）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三）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四）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公园；（五）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六）商场（店）、书店；（七）候诊室、候车（机、船）室，公共交通工具。结合这个规定可以看出，公共场所的核心特征有三个：一是空间上的开放性，能够供社会成员自由往来，这与封闭性、缺乏人员流动性相对；二是人员上的多数性或不特定性，这一点是基于公共场所的开放性和人员流动性作出的要求；三是社会活动性，即公共场所的功能是用于满足公众的社会生活需求，从而有别于企事业单位或者私人住所。基于此，笔者认为，这里的“公共场所”，是指向社会开放的，社会多数或者不特定成员能够自由往来，用于社会活动的场所。

    关于“随身携带的物品”。携带在本质上是持有的一种表现形式，鉴于扒窃行为的特点，这里的携带应限于现实的支配，而不包含观念的支配。这里的“随身携带的物品”，不仅包括贴身财物，而且包括放置在身边随时能够被控制的财物，如放在座位旁边触手可及的手机等，即具有随时支配的可能性。如果行为人趁顾客短暂离开座位时行窃，或是窃取乘客放在公共交通工具行李架上等非贴身位置的财物，宜认定为普通盗窃。另外，从社会一般观念来看，扒窃的物品不宜过大，将偷走他人身边的自行车的行为也归入扒窃，可能有违大众对“扒窃财物通常是小件物品”的普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