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名：
结果：撤销原判，二次发回重审
焦点：发案时间认定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强奸幼女；责任年龄；证言
案情简介
W某（2006年3月出生）与S某某（2008年出生）系同村村民，二人从小即相识，W某与Y某某（2006年10月出生）、P某某（2007年出生）系朋友关系。W某、Y某某、P某某曾相约到S某某家，将孙某某带到某村Q某某农业大棚内，轮流与S某某发生了性关系，现原审法院认定W某、Y某某、P某某与S某某发生性关系的时间在2020年7、8月的一天，案发时，W某已满14周岁，构成强奸罪，Y某某、P某某未满14周岁，不负刑事责任。
办案过程
第一次发回重审后，明月律师接受了W某法定代理人的委托，作为W某第一次发回重审后的辩护人。办案过程中，明月律师首先聚焦于案发时间的确定，通过细致审查被害人S某某及同案犯Y某某、P某某的询问、讯问笔录及同步录音录像，制作《笔录同录对比表》《被害人笔录矛盾点汇总表》等，发现关键证词之间存在重大矛盾，且部分笔录内容与同步录音录像严重不符。
为进一步证明案发时间并非机关所指控的2020年，明月律师指导委托人进行了取证工作，取得了案发现场2019年的影像资料及被害人的新证言，调取了案发地区的气象数据。这些证据共同指向案发时间应为2019年，而非2020年。
此外，明月律师还针对侦查机关在取证过程中的多项程序违法行为提出了质疑，包括未依法进行同步录音录像、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时未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询问同步录音录像剪接、询问过程排练等，均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应予排除相关证据。
办案思路
辩护人的核心策略是全面质疑现有证据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旨在为W某争取无罪释放。具体辩护思路如下：
首先，辩护人质疑了W某关于案发时间在2020年的供述，指出其是在侦查人员违规讯问、恐吓和诱导下作出的，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侦查过程中未能遵守未成年人保护法和相关程序规定，侵犯了W某的合法权益。
其次，辩护人反驳了侦查机关以“KTV打架事件”作为确定案发时间的参考，认为这一事件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且相关证人在回忆时间时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无法支持案发时间为2020年夏天的结论。
再次，辩护人深入剖析了被害人S某某的询问笔录，指出其中存在多处矛盾，特别是在案发季节、穿着、年级等细节上的不一致，反而暗示案发时间可能是在2019年秋冬季节，而非指控的2020年夏天。辩护人对侦查机关是否存在排练和非法取证行为提出了严厉质疑。
此外，辩护人还提出，现有证据无法充分证明案发时W某已满14周岁，甚至根据多方证据可推断案发时他尚不满14周岁。同时，即便案件发生在2020年，W某的行为也符合法律规定的“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应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最后，辩护人强调一审法院在部分事实认定和证据采纳上存在严重错误，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相关法律规定，呼吁二审法院全面审查证据，依法改判W某无罪，以保障其合法权益。
办案结果
一、撤销某某人民法院XXX号刑事判决;
二、发回某某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办案心得
在代理W某涉嫌强奸罪一案的发回重审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刑事辩护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同时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辩护律师的责任与担当。以下是我在办案过程中的几点心得：
首先，证据审查至关重要。通过仔细比对讯问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我发现多份关键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例如，W某、Y某某、P某某等未成年嫌疑人的讯问笔录内容与同步录音录像存在明显差异，部分笔录存在诱导性发问、疲劳审讯等非法取证嫌疑。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揭露侦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更为后续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提供了有力依据。
其次，程序正义不容忽视。在办案过程中，我发现侦查机关在取证程序上存在多处违法之处，如未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进行同步录音录像、询问是进行排练等。这些程序性违法行为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处理。因此，我积极申请调取相关证据，并向法庭提出了程序违法的抗辩意见，力求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再者，辩护策略需灵活多变。针对案件中的诸多疑点，我制定了多维度的辩护策略。一方面，通过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削弱控方证据体系；另一方面，深入挖掘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线索，如调取J某某（W某母亲）与S某某的聊天记录、S某的住院病历等，以增强辩方证据的完整性和说服力。同时，我还注重从案件细节入手，通过比对各方陈述中的矛盾之处，揭示案件真相。
最后，团队合作与沟通至关重要。在办案过程中，我积极与被告人及其家属沟通，了解案件背景及当事人的真实想法，共同研究案件策略，指导家属合理合法取证。这种团队合作的精神不仅提高了办案效率，也增强了辩护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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