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能在死刑复核程序当中起什么作用

在复核程序中，加强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有效参与，有助于保障死刑判决的公正性、可靠性。
（1）罪该处死，但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做死缓辩护
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是指总则、分则中明文规定在量刑时必须予以考虑从轻、减轻处罚的各种事实情况。但与适用死刑相关的，主要是以下五种：
　 A、罪行极其严重但属不完全人的。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不能完全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般应处死缓。
　 B、罪行极其严重但属的。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未遂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C、罪行极其严重但犯罪分子自首的。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对自首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笔者认为，可以从轻判死缓的自首，是指对应判处死刑之罪的自首，如犯故意杀人、抢劫、绑架等罪后主动投案自首，而不是一般的余罪自首。
　 D、罪行极其严重但犯罪分子立功的。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对立功者，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E、在中是甚至胁从犯。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罪该处死，但具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做死缓辩护
酌定从宽处罚情节，是指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但根据刑事立法精神和有关刑事政策，由司法机关根据审判实践概括出来的，在裁量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时，应予以考虑的可以从轻处罚的事实情况。与适用死刑相关的情节有：
　 A、犯罪动机不属卑鄙恶劣的。如基于义愤的，大义灭亲的，不堪虐待、迫害反抗等而杀人的一般不适用死刑。如山林、水利、宅基、邻里、债务等矛盾激化引起斗殴而造成死亡的案件，一般可以考虑适用死缓。
　 B、犯罪前一贯表现好、犯罪后又真诚悔罪的。犯罪前一贯表现好，偶尔失足的犯罪人，主观恶性弱，则应是考虑适用死缓的对象；犯罪后坦白认罪，积极采取措施抢救受害人、挽回损失，协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等，不仅在客观上能减轻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而且有利于国家对案件侦破与处理，亦反映了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的 降低，易于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所以，这些应当是考虑适用死缓的对象。
　 C、积极退赃或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财产型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如果能积极退出大部分赃款，减小其犯罪给社会造成的经济损失，或者在伤害类的犯罪案件中，如果被告人能赔偿被害人一定的经济损失，也可以考虑适用死缓。
（3）罪该处死，但社会危害性未达最极端严重程度的做死缓辩护
“罪行极其严重”这个死刑总标准，虽然分则条文是用"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数额特别巨大"等规定具体化到各种死刑罪名的，但在适用上毕竟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而且这种"极其严重"也是有层次性、可比性的。必须从实际出发，判断是否已经达到同种犯罪判死刑应具备的最极端程度。虽然这还是个有一定模糊性的概念，但经过长期审判实践总结，这个"度"是可以掌握的。
　 A、受害人在本案中有过错的。故意杀人、伤害致人死亡、绑架等重罪中，有的是基于私仇宿怨，有的是临时起意，有的则是受害人的过错引起的，甚至是受害人首先挑起事端而造成严重后果的。
　 B、犯罪手段不是特别恶劣的。犯罪手段虽然不是犯罪构成要件，但却常常是量刑时要注意的情节。恶劣、残忍、暴力的犯罪手段，是犯罪分子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一种反映，是从重处罚的情节；如非暴力型的、智力型的犯罪手段，相对而言，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较小，可以是适用死缓的对象。
（4）罪该处死，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有疑点的做死缓辩护
我国对确认有罪的证明要求是这样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处死刑的裁判当然更应当以实现此要求作为基本条件。在司法实践中 有个别案件，被告人承认罪行，事实基本清楚，主要证据也是确凿的，但某些环节、证据无法核实，有的矛盾不能排除，某种其他可能性仍然存在，或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仍有争论，如犯罪分子犯罪时是否已满18岁无法查清，犯罪分子是否具有某种精神病无法确诊，某种物证、书证无法核实等等，总之，从防止错杀的角度出发，也应判处死缓为宜。
　 当然，对于主要事实不清或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坚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5）对刑事程序存在严重违法事由的做死缓辩护
在刑事辩护中有关部门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程序有严重违法的事实，辩护律师可以提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以及要求未依法进行的诉讼程序应予补充或者重新进行、非法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等，从程序方面进行辩护。加强程序辩护是维护被告人的程序权利和保证被告人得到公正的 审判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司法公正和透明度的必然要求。不受制约和节制的侦查手段和措施难免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制造冤假错案。就死刑案件而言，保证程序上的合法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它能确保案件的质量，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