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例已经被《庭立方优秀案例库》收录，编号2023年123号

善用协商式辩护 敲诈勒索获不起诉

——梁某涉嫌敲诈勒索不起诉案

辩护思路和要点

本案是一起敲诈勒索2800万未遂的案件。涉案金额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在10年以上。即便有情节，争取判也有难度。辩护人介入本案后，了解到梁某从来没有与被害单位协商赔偿谅解，就指导梁某如何与被害单位和解，并取得被害单位谅解。审查起诉阶段阅卷后，辩护人认为本案没有无罪空间，将目标定为争取相对不起诉。辩护人从梁某实施敲诈勒索的背景原因，结合梁某身患重病的情况与承办检察官沟通，最终取得相对不起诉的结果。

基本案情

梁某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被害单位工作，20多年的时间从技术员一路升职至业务总监。后公司管理层变动，突然对梁某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虽职级待遇不变，但被削弱实权。而后梁某又被确诊身患重病，致其深受多重打击。其认为患病与公司经营的业务有关，但现有医疗条件无法推定因果关系，难以认定工伤，遂产生为治疗及妻儿筹备生活开支的念头，意图利用公司的负面材料向公司索要钱财。梁某辞职后，将其收集的负面材料制作成8个小视频，在约见公司负责人时向其播放，以公之于众相要挟，向公司索要人民币2800万。被害单位随后以梁某涉嫌欺诈勒索向公安机关报案。

侦查机关指控

起诉意见书认定，梁某自大学毕业后入职被害单位下属企业，从低级员工一直做到总监。因不满公司高层对其调岗，便产生收集公司相关资料作为将来与公司闹翻时的筹码。其后梁某疑似患上绝症，心态愈发悲观，为了将来自己治病及为家人筹备生活开支，产生了将收集的素材制作成视频威胁公司的计划。梁某将素材制作成8个小视频，在约见被害单位的负责人向其播放，以此要挟公司向其支付2800万元。因与梁某协商无果，被害单位无奈之下向公安机关报警。梁某的行为已涉嫌。

辩护思路

一、梁某的主观恶意不大，社会危害性较小

（一）梁某并没有要整垮公司的恶意，只是为病情所困，希望给家人经济保障，而采取了不恰当的方式向公司索赔

梁某原为被害单位的员工，在职20多年，一步步从技术员升至总监。梁某无论是负责新产品研发还是生产管理，均一心一意、勤勉尽责，可以说，他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公司。只是没想到，临到头来，公司高层变动，突然将梁某调岗，相当于降职。而恰在此时，梁某又身患重病，导致其深受多重打击。

梁某依据医生的分析及各技术文献，认为其患病与公司的环境有关，但由于目前疾病研究的水平有限，其无法找到权威机构出具材料证明其患病与职业存在因果关系，故无法认定为工伤获得赔偿。（出于对当事人病情的保密需要，省略了关于梁某病情分析内容）

梁某原本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他因患病而丧失工作能力，随着病情的恶化，后续还要面临巨额的医疗费用。本案的起因是他因病所困，又要考虑为80多岁的母亲及2个未成年子女的未来提供经济保障，而采取了不恰当的方式，想从公司变相获得赔偿。梁某在被害单位工作了20几年，对公司有感情，对一起并肩作战的同事们也有感情，他并没有要整垮公司的恶意。

（二）梁某承诺不会对外传播涉案视频，或做有损公司形象和声誉的言论

梁某在《道歉信》中已真诚向公司及领导道歉，并保证不会做任何有损公司形象及声誉的言论，也希望有机会对公司经营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为公司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辩护人会见梁某时，其陈述涉案视频的载体均被公安机关查扣，经历本案，其已经从偏激的思想中清醒过来，意识到其此前的行为对被害单位造成了不良影响，还影响到亲戚甚至很多同事的饭碗。其承诺不会对外传播涉案视频，或传播有损公司声誉的言论。

综上，分析全案的前因后果，梁某因身患重病以致受偏激的思想控制，采取不恰当的方式向公司变相索要赔偿款。其已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承诺不会做有损公司声誉的事，其主观恶意不大，社会危害性较小。

二、梁某犯罪未遂，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本案证据可以证明，梁某虽然向被害单位的高管提出要求，但被害单位并未同意且在较短时间内报警。客观上，梁某并未获得任何非法利益，其犯罪未遂，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梁某已获得被害单位的谅解，可酌定从轻处罚

被害单位已向办案单位出具《谅解书》，表明考虑到梁某身患重病，且家庭生活负担较重，仍有父母、子女需要照顾。梁某已真诚道歉、认真悔过、认错态度诚恳，且在公司工作已20多年，在公司的发展中贡献了一份力量。因此，公司对梁某的行为予以谅解。

梁某已获得被害单位的谅解，本案的社会矛盾已化解，可以对其酌定从轻处罚。

四、梁某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

梁某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良好，愿意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五、被害单位从梁某指出的多项问题中进行逐一排查，发现需要整改的事项后，及时采取整改措施，避免了行政处罚及安全事故的发生

被害单位针对梁某提出的公司存在的多项问题进行逐一排查、分析，并从中发现单位确实存在问题需要改进，且公司及时确定了整改方案，主动采取整改措施，避免被行政处罚。

本案的事件对被害单位而言是一次危机，被害单位及时调整应对，从梁某指出的问题中对内进行排查、整改，化“危”为“机”，避免了行政处罚的发生。

综上所述，恳请贵院充分考虑梁某身患重病，具有犯罪未遂、被害单位谅解、自愿认罪认罚、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等减轻或从轻处罚的情节，综合考量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相统一的司法精神，对梁某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检察院观点

本院认为，梁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有犯罪未遂、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梁某不起诉。

办案总结

一、明确本案的辩护策略，不盲目做无罪辩护

接受委托后，本案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辩护策略的选择，虽然从情理上来讲，嫌疑人提出“赔偿”诉求可以理解，但是仍然缺乏法律依据。所以，在做出无罪辩护的可能性不大的初步判断后，辩护人建议采用认罪认罚的量刑辩护思路。

虽然采用的量刑辩护思路，辩护人仍将辩护目标确定为争取不起诉。本案争取不起诉的障碍在于，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法定刑在10年以上。而争取不起诉的有利因素是嫌疑人具有未遂情节，而基于这个情节并没有确定的把握能争取到相对不起诉这个结果。

在与嫌疑人进行充分沟通和深入研究案卷的基础上，辩护人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第一是在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了解到梁某从来没有与被害单位协商赔偿谅解，就指导梁某如何与被害单位和解，并取得被害单位谅解；第二是做好嫌疑人的辅导工作，辩护人介入时，嫌疑人还一直纠结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始终认为自己的“赔偿”诉求是有依据的。辩护人首先是给嫌疑人明确一定要区分“事实”和“法律”，嫌疑人只需要向办案机关如实供述自己所做的事实即可，不必与办案机关“争论”自己所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明确告知嫌疑人，“嫌疑人对事实问题负责，律师对法律问题负责。”第三是在会见中了解到嫌疑人患有一种特殊的慢性疾病，辩护人建议嫌疑人将疾病有关的材料整理出来，交到检察院，争取从情理的角度说服检察官。

可以看出，本案的辩护策略，可以称之为“协商式辩护”。

二、律师如何运用“协商式辩护”

实务中，如何做协商式辩护需要厘清以下两点：

（一）什么案件考虑做协商式辩护

一个基本原则是，积极主动谈认罪认罚，慎重签署具结书。以我们接受的某个咨询为例，委托人涉嫌，委托时即将起诉到法院，之前也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十年半到十一年。经了解，案情有两个严重情节，一是违法所得金额超过100万，二是人数超过10人。当事人虽然是实际控制人，但获益只有利润的8%，且一开始辩称并未参与场所的经营和管理，只是将场所出租给别人，自己从中收益。量刑上，检索后发现，类似的情况量刑基本上在十年半到十一年左右，很难说认罪认罚后的量刑建议体现出了量刑减让。再说罪名，组织卖淫与容留卖淫、协助组织卖淫，这几个罪名在实践中有很大争议，在这个案件中，显然也有容留卖淫的辩护空间。所以，如果笔者是这个案件的辩护人，笔者不会考虑建议当事人认罪认罚。其实，十年以上量刑建议的案件，律师确实需要谨慎去做认罪认罚，毕竟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的意见对于当事人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大多数情况下，既然都已经量刑建议十年以上了，对当事人来说已经几乎没有退路，律师倒不如认真研究有没有无罪辩护空间，很多时候还是可以在证据、程序方面找到无罪辩护空间。

所以，什么案件考虑认罪认罚？笔者认为一定是经过律师评估之后，认为定罪可能性极大，且有空间去跟检察官谈，才去做认罪认罚。没有体现出量刑减让的案件，要谨慎做认罪认罚。且要树立一个理念，那就是如果要实现有效辩护，量刑减让肯定是双方谈出来的，而不是检察官给予的。

（二）律师协商的筹码是什么

在协商式辩护中，律师如何协商，简单来讲，要用筹码来协商。这里所谓的筹码，是指足以推翻或削弱检察官的主张的事实、信息或观点。

律师常用的筹码，包括非法证据排除、侦查机关取证方面的缺陷、类似案件的宣告无罪案例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讲话或文章、权威法学专家的意见或文章也可以成为律师提出自己观点的依据。主动提前缴纳，甚至是超额缴纳罚金，也可以成为律师谈判的筹码。

对于律师而言，关键在于培养自己发现这些“筹码”的能力，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专业能力。“筹码”两个字看似简单，但是发现它可能需要律师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功力。

三、被害人谅解为本案争取相对不起诉起到了重要作用

取得被害人谅解，是为了化解社会矛盾，以达到案结事了的办案效果。如何在刑事辩护中“化解社会矛盾”？笔者认为律师首先要厘清案发原因，找到着手点。其次要争取被害人谅解。

获得被害人谅解虽然不能减轻处罚，但能极大的影响量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第三条第11项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被害人作为犯罪直接侵害的对象，办案部门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会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并在处理案件结果时加以考虑。

本案中，由于积极争取到了被害单位的谅解，辩护人与检察官充分沟通了案件起因、的心理历程、病情因素，向检察官解释了犯罪嫌疑人已真诚悔过，并将所有视频资料均已交给公安机关，梁某消除了社会危害性和对被害单位的潜在风险，并向单位赔礼道歉，赢得了被害单位的谅解。鉴于此，检察官和被害单位确认后，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所以，律师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时候，要积极沟通，尽可能地促成被害人谅解，这不仅是为当事人争取从宽处理的结果，更是为了恢复良好的社会关系，为当事人争取最好的辩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