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一款 盗伐林木罪

 

条文内容

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一款 内容

 

第三百四十五条 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或者，并处或者单处；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盗伐、滥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从重处罚。

 

罪名精析

释义阐明

 

本条是关于盗伐、滥伐林木，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以及盗伐、滥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林木的犯罪及其处罚的规定。

本条共分四款。第一款是关于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犯罪及其刑事处罚的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1）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2）擅自砍伐本单位或者本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3）在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以外采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森林”是指具有一定面积的林木的总体，包括树林和竹林，具体可分为五类：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特种用途林。“其他林木”是指其他的树木和竹子。本款以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犯罪，规定了三档刑罚。对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颁布的《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数量较大”，以二至五立方米或者幼树一百至二百株为起点；“数量巨大”，以二十至五十立方米或者幼树一千至二千株为起点；“数量特别巨大”，以一百至二百立方米或者幼树五千至一万株为起点。

本条的第四款是关于盗伐、滥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犯罪及其刑事处罚的规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指在国内外有典型意义，在科学上有重大国际影响或者有特殊科学研究价值的，由国家主管机关确认的自然保护区。按照本款的规定，盗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滥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构成要件

一、概念及其构成

盗伐林木罪，是指违反国家保护森林法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所有或者个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活动和林木的所有权。犯罪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规定的森林及其他林木，包括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特种用途林等。不属于《森林法》调整范围的个人房前屋后种植的零星树木，不属于本罪的犯罪对象。个人承包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造林，承包后种植的树木归承包个人所有，但这些林木已构成国家林业资源的组成部分，这些林木同样可作为盗伐林木罪的犯罪对象。此外，被盗伐的林木，必须是正在生长着，如果将他人已经砍伐下来的树木偷走，应以定。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保护森林法规，盗伐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的森林及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具体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所有的林木的；擅自砍伐他人依法承包经营管理的国家、集体所有的林木的；擅自砍伐本人承包经营管理的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林木的；违反林业行政主管都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核发的采伐许可证的规定，采伐国家、集体及他人自留山上的或他人经营管理的森林或其他林木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擅自采伐其他单位管理或所有的林木的；集体组织擅自采伐国家或其他集体组织所有的林木，数额巨大的。根据司法解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哄抢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上述林木，情节严重的，也应以盗伐林木罪惩处。决定盗伐的性质，不仅在于非经合法批准而秘密砍伐，而且还在于，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犯了国家、集体或个人对林木的所有权。明知林木权属不清，在争议未解决前擅自砍伐林木，情节严重的，应确定林木权属，分别根据具体情况，按盗伐林木罪或追究刑事责任，林木权属难以确定的，按滥伐林木罪惩处。

只有被盗伐的林木数量较大的，才能构成犯罪。　

（三）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可以是普通公民，也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凡年满 16 周岁、具备的人均可成为本罪的主体。根据本法第 346  条之规定，单位可成为本罪主体。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林木不归本人或者本单位所有，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盗伐。

 

认定要义

 

一、罪数问题

根据《解释》的规定，盗伐、滥伐珍贵木，同时构成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和盗伐林木罪、滥伐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即择一重罪处罚。

二、划清本罪与其他罪的界限

（1）划清本罪与盗窃罪的界限

对于将国家、集体、他人所有并已经伐倒的树木窃为己有，以及偷砍他人房前屋后、自留地种植的零星树木，数额较大的行为，应当依照《》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2）划清本罪与滥伐林木罪的界限

两罪属于同类性质的犯罪，在犯罪构成的形式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主要区别在于：

犯罪对象的属性有区别。盗伐林木的对象是盗伐人既无所有权也无采伐权的森林和其他林木；而滥伐林木的对象是滥伐人具有所有权或者采伐权的森林和其他林木。擅自砍伐属于国家、集体和他人自留山上的或他人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或本人或他人依法承包经营管理的国家、集体所有的林木的，应定盗伐林木罪；如果砍伐的林木权属为自有林木，即本单位所有或管理的林木，如属于集体所有的林木、国家所有但由某国营林场管理的林木，以及本人所有的自留山上的林木，则构成滥伐林木罪。
违法前提不同。盗伐林木行为以侵犯他人财产所权以及违反森林法规为前提，是没有采伐许可证的盗窃行为，而滥林木行为仅以违反森林法规为前提，客观行为包括有采伐许可证而不按照规定要求的采伐行为，以及无证任意采伐具有所有权的森林或其他林木的行为。

 

定罪标准

（京）立案标准

 

（一）盗伐林木“数量较大”，以2立方米或者幼树100株为起点，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盗伐林木“数量巨大”，以20立方米或者幼树1000株为起点，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盗伐林木“数量特别巨大”，以10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0株为起点，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冀）立案标准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数量较大”，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盗伐林木2立方米以上不满20立方米的；

2.盗伐幼树100株以上不满1000株的。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数量巨大”，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盗伐林木20立方米以上不满100立方米的；

2.盗伐幼树1000株以上不满5000株的。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数量特别巨大”，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盗伐林木100立方米以上的；

2.盗伐幼树5000株以上的。

 

立案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72条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1.盗伐二至五立方米以上的；

2.盗伐幼树一百至二百株以上的。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条规定的“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

1.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

2.擅自砍伐本单位或者本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或者其他林木的；

3.在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以外采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

本条和本规定第73条、第74条规定的林木数量以立木蓄积计算，计算方法为:原木材积除以该树种的出材率；“幼树”，是指胸径五厘米以下的树木。

根据《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2001年5月9日发布）的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立案起点为2立方米至5立方米或者幼树100至200株；盗伐林木20立方米至50立方米或者幼树1000株至2000株，为重大案件立起点；盗伐林木100立方米至20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0株至10000株，为特别重大案件立案起点。

此外，该标准还规定：

1.林区与非林区的划分，执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

2.林木的数量，以立木蓄积计算。

3.对于一年内多次盗伐、滥伐少量林木未经处罚的，累计其盗伐林木、滥伐林木的数量。

4.被盗伐、滥伐林木的价值，有国家规定格的，按国家规定价格计算；没有国家规定价格的，按主管部门规定的价格计算；没有国家或者主管部门规定价格的，按市场价格计算；进入流通领域的，按实际销售价格计算；实际销售价格低于国家或者主管部门规定价格的，按国家或者主管部门规定的价格计算；实际销售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又没有国家或者主管部门规定价格的，按市场价格计算，不能按低价销赃的价计算。 

 

量刑标准

 

依照《刑法》第345条第1款的规定，犯盗伐林木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依照本条第4款的规定，盗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从重处罚。依照《刑法》第346条的规定，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345条第1款、第4款的规定处罚。

关于“数量巨大”“数量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应当依照《解释》确定的标准具体掌握。即盗伐林木“数量巨大”，以20至50立方米或者幼树1000至2000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特别巨大”，以100至20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0至1万株为起点。

 

解释性文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2008年6月25日 公通字〔2008〕36号）

 

第七十二条　［盗伐林木案（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盗伐森林或者其它林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盗伐二至五立方米以上的；

（二）盗伐幼树一百至二百株以上的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条规定的“盗伐森林或者其它林木”：  

（一）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

（二）擅自砍伐本单位或者本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

（三）在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以外采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

本条和本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林木数量以立木蓄积计算，计算方法为：原木材积除以该树种的出材率；“幼树”，是指胸径五厘米以下的树木。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非法运输盗伐滥伐林木罪定罪量刑标准的答复》（2007年12月2日 法研〔2007〕144号）

 

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

你局林公刑〔2007〕58号《关于非法运输盗伐滥伐林木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同意你局来函中所提意见，即：对于非法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的行为，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非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执行。

 

《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地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2001年4月16日印发实施 林安发﹝2001﹞156号）

 

一、森林公安机关管辖在其辖区内发生的刑法规定的下列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

（一）盗伐林木案件（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一款）；

（二）滥伐林木案件（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

（三）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案件（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三款）；

（四）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案件（第三百四十四条）；

（五）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案件（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

（六）放火案件中，故意放火烧毁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案件（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

（七）失火案件中，过失烧毁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案件（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

（八）聚众哄抢案件中，哄抢林木的案件（第二百六十八条）；

（九）破坏生产经营案件中，故意毁坏用于造林、育林、护林和木材生产的机械设备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林业生产经营的案件（第二百七十六条）；

（十）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陆生野生动物案件（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

（十一）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陆生野生动物制品案件（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

（十二）非法狩猎案件（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

（十三）走私珍贵陆生野生动物、珍贵陆生野生动物制品案件（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

（十四）非法经营案件中，买卖《允许进口证明书》《允许出口证明书》《允许再出口证明书》、进出口原产地证明及国家机关批准的其他关于林业和陆生野生动物的经营许可证明文件的案件（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项）；

（十五）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案件中，伪造、变造、买卖林木和陆生野生动物允许进出口证明书、进出口原产地证明、狩猎证、特许猎捕证、驯养繁殖许可证、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明、森林、林木、林地权属证书、征用或者占用林地审核同意书、育林基金等缴费收据以及由国家机关批准的其他关于林业和陆生野生动物公文、证件的案件（第二百八十条第一、二款）；

（十六）盗窃案件中，盗窃国家、集体、他人所有并已经伐倒的树木、偷砍他人房前屋后、自留地种植的零星树木、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非法实施采种、采脂、挖笋、掘根、剥树皮等以及盗窃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其制品的案件（第二百六十四条）；

（十七）抢劫案件中，抢劫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其制品的案件（第二百六十三条）；

（十八）抢夺案件中，抢夺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其制品的案件（第二百六十七条）；

（十九）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案件中，涉及被盗伐滥伐的木材、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其制品的案件（第三百一十二条）；

未建立森林公安机关的地方，上述案件由地方公安机关负责查处。

二、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

（一）盗伐林木案

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立案起点为2立方米至5立方米或者幼树100至200株；盗伐林木20立方米至50立方米或者幼树1000株至2000株，为重大案件立案起点；盗伐林木100立方米至20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0株至10000株，为特别重大案件立案起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12月11日起施行 法释﹝2000﹞36号）

 

第三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数量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盗伐林木罪定罪处罚：

（一）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

（二）擅自砍伐本单位或者本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

（三）在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以外采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

第四条　盗伐林木“数量较大”，以二至五立方米或者幼树一百至二百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巨大”，以二十至五十立方米或者幼树一千至二千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特别巨大”，以一百至二百立方米或者幼树五千至一万株为起点。

……

第七条　对于一年内多次盗伐、滥伐少量林木未经处罚的，累计其盗伐、滥伐林木的数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条　盗伐、滥伐珍贵树木，同时触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第三百四十五条规定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证据规格

 

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一款 证据规格

 

盗伐林木罪

一、主体方面的证据

1.证明行为人刑事责任年龄、身份等自IM",祝的证据。

包括身份证明、户籍证明、任职证明、工作经历证明、特定职责证明等，主要是证明行为人的姓名(曾用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出生地、职业(或职务)、住所地(或居所地)等证据材料，如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工作证、出生证、专业或技术等级证、干部履历表、职工登记表、护照等。

对于户籍、出生证等材料内容不实的，应提供其他证据材料。外国人犯罪的案件，应有护照等身份证明材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犯罪的案件，应注明身份，并附身份证明材料。

2.证明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证明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是否具有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如是否属于间歇性精神病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证明材料。

3.证明单位的证据。证明是否属于依法成立并有合法经营、管理范围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证明单位的名称、住所地、性质、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业务范围、成立时问等证据材料，如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人工商注册登记证明、法人设立证明、国有公司性质证明及非法人单位的身份证明、法人税务登记证明和单位代码证等。

4.证明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等的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在单位的任职、职责、负责权限的证明材料等。包括身份证明、户籍证明、任职证明等，如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工作证、护照、专业或技术等级证、干部履历表、职工登记表、任命书、业务分工文件、委派文件、单位证明、单位规章制度等。

二、主观方面的证据

证明行为人故意的证据：1.证明行为人明知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2.证明直接故意的证据:证明行为人希望危害结果发生；3.目的：（1）获取非法利润；（2）牟利；（3）营利；（4）非法占有。

三、客观方面的证据

证明行为人盗伐林木犯罪行为的证据。

具体证据包括：1.证明行为人盗伐林木行为的证据；2.证明行为人盗伐林木数量较大行为的证据；3.证明行为人盗伐林木数量巨大行为的证据；4.证明行为人盗伐林木数I特别巨大行为的证据；5.证明行为人所盗伐林木性质行为的证据：（1）防护林；（2）用材林；（3）经济林；（4）薪炭林；（5）特种用途林。6.证明行为人盗伐国家自然保护区森林或者其他林木行为的证据。

四、量刑方面的证据

（一）法定址刑情节证据。

1.事实情节：（1）数量较大；（2）数量巨大；（3）数量特别巨大。2.法定从重情节；3.法定从轻减轻情节：（1）可以从轻；（2）可以从轻或减轻；（3）应当从轻或者减轻。4.法定从轻减轻免除情节：（1）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2）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5.法定减轻免除情节：（1）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2）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3）可以免除处罚。

（二）酌定量刑情节证据。

1.犯罪手段：（1）盗伐；（2）其他。2.犯罪对象；3.危害结果；4.动机；5.平时表现；6.认罪态度；7.是否有前科；8.其他证据。

 

地方规定

 

重庆市政法部门第三届“五长”联席会议纪要（2005年2月23日 渝公法﹝2005﹞7号）

 

八、盗伐、滥伐林木罪的数额标准

（一）盗伐林木罪以2立方米、幼树100株为“数量较大”的起点；以20立方米、幼树1000株为“数量巨大”的起点；以100立方米、幼树5000株为“数量特别巨大”的起点。

 

江西省刑事立案量刑标准（2019.12.5更新）

 

盗伐林木罪（刑法第345条第一款）【7】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数量较大”，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盗伐林木2立方米以上不满20立方米的;

2.盗伐幼树100株以上不满1000株的；

3.盗伐毛竹400株以上不满2000株，或者非法获利2000元以上不满2万元的。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数量巨大”，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盗伐林木20立方米以上不满100立方米的;

2.盗伐幼树1000株以上不满5000株的。

3.盗伐毛竹2000株以上不满10000株，或者非法获利2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数量特别巨大”，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盗伐林木100立方米以上的;

2.盗伐幼树5000株以上的；

3..盗伐毛竹10000株以上或者非法获利10万元以上。

幼树是指胸径5厘米以下的树木。

 

实务指南

 

张明楷：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的关系

 

一、对严重的盗伐林木案件能否以盗窃罪论处

一般认为， 规定盗伐林木罪的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与规定盗窃罪的第二百六十四条之间， 是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特别关系）。 在通常情况下，对于盗伐林木的行为，应适用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以盗伐林木罪论处。 这是容易理解和被人接受的。

但是，在特别关系的场合，还可能适用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原则。 亦即，当一个行为同时触犯同一法律的普通法条与特别法条时，在特殊情况下，按照行为所触犯的法条中法定刑最重的法条定罪量刑。 这里的“特殊情况”是指以下两种情况：第一，法律明文规定按重罪定罪量刑。 如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生产、销售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特定伪劣产品， 同时触犯刑法第一百四十条即普通法条的， 如果按第一百四十条处刑较重，则按照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量刑。 第二，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按普通法条定罪量刑， 但对此也没作禁止性规定， 而且按特别法条定罪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时， 按照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原则定罪量刑。 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许多特别法条规定的犯罪并不轻，但其法定刑轻于普通法条的法定刑，如果绝对地采取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定罪量刑，就会造成罪刑不均衡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刑法没有禁止适用重法条， 或者说只要刑法没有指明适用轻法条，为了贯彻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就应按照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原则定罪量刑。

 

案例精选

《刑事审判参考》第785号 李波盗伐林木案

 

【摘要】

以出售为目的，盗挖价值数额较大的行道树的行为，如何定性？

1.城市道路两旁的行道树不是区分盗伐林木罪和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要素。

 

2.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属于“盗挖”，而非“盗伐”，不构成盗伐林木罪。

3.盗挖行为侵犯的客体主要是财产权利和环境资源。

李波盗伐林木案

一、基本案情

滨湖区检察院以李波犯盗伐罪，向法院提起。李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事实无异议。

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10年8至9月的一天，李波在未经管理部门批准许可的情况下，对从事苗圃生意的王夫兴（另案处理）谎称其已与交通局的领导打好招呼，可以处理无锡市滨湖区锡南路葛埭社区路段两侧的香樟树，并让王帮忙卖掉其中10棵。王夫兴遂联系到买家苏州市望湖苗圃场经营者周建东。2010年9月20日，周建东安排人员至上述路段挖走香樟树共计10棵，其中胸径40厘米的1棵、38厘米的2棵、28厘米的7棵，林木蓄积量共计5．1475立方米，价值共计35496元。

当日，李波在上述挖树现场遇从事苗圃生意的陆文贤，陆得知李波系得到相关领导同意后而处理香樟树，即向李波提出购买部分香樟树，李波表示同意。陆文贤又与范建民、王吾兵商定将上述路段的香樟树卖与范、王二人。2010年9月22日，范建民、王吾兵各自带领工人在上述路段挖树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查获。案发时，范建民、王吾兵已开挖香樟树17棵，其中胸径30厘米的2棵、29厘米．的6棵、28厘米的3棵、27厘米的5棵、26厘米的l棵，上述林木蓄积量共计6．901立方米，价值共计53250元。案发后，王夫兴退赔被害单位3．2万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欺骗方式利用他人盗挖国家所有的行道树，其行为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李波犯盗伐林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的罪名不当，应予改正。李波的犯罪行为发生在2011年4月30日以前，依照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适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条款。李波在实施其中一次犯罪过程中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系，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李波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阮遂依法判决如下：

被告人李波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一审宣判后，李波未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提出抗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以出售为目的，盗挖价值数额较大的行道树的行为，如何定性？

三、裁判理由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本案被告人李波以出售为目的盗挖城市道路两旁行道树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较大分歧。一种观点同意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主张应以盗伐林木罪定性；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道路两旁的行道树不属于盗伐林木罪的对象，李波的行为应定性、为盗窃罪。我们赞同后一种定性意见，但在具体理由上又有所不同：

（一）城市道路两旁的行道树不是区分盗伐林木罪和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要素

盗伐林木罪，是指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本案中城市道路两旁栽植的成行的香樟树是行道树。有观点认为，盗伐林木罪中的林木仅包括森林法规定的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特种用途林等林区中的大片林木，城市行道树是绿化树木，不属于盗伐林木罪状中的“森林树木”，也不属于盗伐林木罪状中的“其他林木”。我们认为，城市道路两旁的行道树属于盗伐林木罪状中“其他林木”的范畴。2000年1月国务院制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林木包括树木和竹子。可见，相关森林法律法规中“林木”的外延比较广泛。行道树是专门种植于道旁的树木。1987年9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对林区和非林区规定了不同的人罪林木数量，对非林区林木规定了较林区林木低的人罪门槛，城乡道旁等非林区的行道树、他人自留山上的成片林木可以成为盗伐、滥伐的犯罪对象。虽然该解释已被废止，但其对盗伐、滥伐犯罪对象范围的规定依然值得借鉴、参考。城市行道树作为城市绿化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砍伐城市树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该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项进一步明确，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市树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项规定为对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市树木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提供了行政法上的指引。

由上述规范可知，行道树属于“其他林木”的范畴，可以成为盗伐林木犯罪的对象，因此，仅从行道树的角度，不能认定本案不构成盗伐林木罪。

（二）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属于“盗挖”，而非“盗伐”，不构成盗伐林木罪

实践中，针对树木的窃取行为一般有三种情形：一是将栽于土地上的活体树木砍下后占为己有；二是将他人已经伐倒的树木，或将已经采挖离地的活体树木直接窃为已有；三是将栽于土地上的活体树木挖出后占为己有，保持树木的活体性。第一种情形是典型的“盗伐”，除了盗伐自留地的零星树木，都属于盗伐林木罪调整的范围。第二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已作明确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第三种情形与前两者不同，系“盗挖”。被告人李波为了达到转手香樟树获利的目的，让人盗挖后出售，属于第三种情形——“盗挖”。“盗伐”与“盗挖”存在明显的区别：一是行为方式不同。“伐”是用刀、斧、锯等把东西断开。伐木，就是用锯、斧等工具把树木弄断。实施“伐”的行为后，树木主干与其赖以生存的根部分离，根部留存于土中。而“挖”则是用工具或手从物体的表面向里用力，取出其一部分或其中包藏的东西的意思。挖木，就是用锄、铲、锹等工具把树木及其树根的主要部分从泥土中取出，将树整体与泥土分离。二是行为后果不同。“伐”后树木必然死亡，而“挖”的目的是移走栽种的树木。因此，国．家林业局2003年下发的《关于规范树木采挖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特别强调林业主管部门在核发许可证的同时“应当对批准的采挖作业进行监督管理．并主动提供有关技术服务，以提高采挖树木的成活率”。三是行为本质不同。“伐”的行为直接导致活立木的死亡，行为实施当场就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而“挖”的行为虽然也可能由于采挖水平、后期环境、养护技术等因素最终导致树木死亡，造成与“伐”的行为类似的后果，但这种结果是非典型的，而且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机械制造、林木养护水平日益提升，这种结果越来越少，所以“伐”与“挖”对林木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存在本质的区别。《通知》第八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采挖、运输、收购采挖树木，或者因采挖树木造成林地、植被破坏的，要依照法律法规关于林木采伐、林地管理、木材运输和收购的规定进行处罚。”有观点认为，既然该规定已经将采挖树木与采伐树木纳入相同的行政管理序列，那么盗伐林木的罪状就应当涵盖盗挖行为。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妥。该规定是为了严格规范现实生活中日益增多的，但森林法等法律法规又未涉及的采挖林木行为，但对乱采乱挖行为的行政处罚则必须由法律、行政法规予以规定，不能由国家林业局通过下发通知的形式予以确定。在刑事法律领域，语义的相对确定性是法律可预测性的客观要求。盗伐林木罪所确定的核心行为“伐”，即便是基于社会发展需要对“伐”作适度扩张性解释，也无法将“挖”的行为囊括进来。况且，正是由于采挖行为与采伐行为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类行为，行政管理机关才有必要专门制定规定进行政策调整。

（三）盗伐行为侵犯的客体主要是财产权利和环境资源

森林和其他林木等活立木能调节气候、净化空气、防风降噪，为人类提供优美的生存环境。盗伐林木罪被列在刑法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章中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一节，是鉴于活体树木对人类的特殊贡献，国家给予特别保护。盗伐行为造成的破坏不可逆转、无法恢复，所以其最终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而本案被告人的盗挖行为虽然未经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有关城市绿化管理制度，但毕竟未终结树木生命，尚未对生态环境造成无法挽救的后果，因此其行为危害最主要体现在侵害了树木所有人的财产所有权。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日益重视，花木价格在绿化热潮中逐年攀升。活体树的价值不能再简单地以立木材积数量来衡量，树木的珍贵程度和效用、绿化工程的特殊要求、树木的生熟等因素更多地被纳入考虑范围。而一些不法分子正是看中了活体树木本身的经济价值，而不是作为木材所体现的价值，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本案被告人已经盗挖的10棵香樟树虽然林木蓄积量仅有5．1475立方米，但价值达35496元，正在实施盗挖的17棵香樟树蓄积量只有6．901立方米，价值却达53250元。可见，本案被告人主观上追求的和行为最终实现的都是活体树木的经济价值，而非立木材积的经济价值，其行为危害主要体现在对树木所有权人的财产所有权的侵害。

综上，法院对本案被告人李波以出售为目的，盗挖行道树的行为，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是正确的。

（撰稿：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孙  炜  范  莉  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苗有水）

 

《刑事审判参考》第785号 李波盗伐林木案

 

【摘要】

以出售为目的，盗挖价值数额较大的行道树的行为，如何定性？

盗伐林木罪，是指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本案中城市道路两旁栽植的成行的香樟树是行道树。我们认为，城市道路两旁的行道树属于盗伐林木罪状中“其他林木”的范畴。2000年1月国务院制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林木包括树木和竹子。可见，相关森林法律法规中“林木”的外延比较广泛。行道树是专门种植于道旁的树木。1987年9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对林区和非林区规定了不同的 入罪林木数量，对非林区林木规定了较林区林木低的入罪门槛，城乡道旁等非林区的行道树、他人自留山上的成片林木可以成为盗伐、滥伐的犯罪对象。虽然该解释已被废止，但其对盗伐、滥伐犯罪对象范围的规定依然值得借鉴、参考。城市行道树作为城市绿化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砍伐城市树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该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项进一步明确，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市树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项规定为对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市树木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提供了行政法上的指引。由上述规范可知，行道树属于“其他林木”的范畴，可以成为盗伐林木犯罪的对象，因此，仅从行道树的角度，不能认定本案不构成盗伐林木罪。

李波盗伐林木案

一、基本案情

滨湖区检察院以李波犯盗伐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李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事实无异议。

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10年8至9月的一天，李波在未经管理部门批准许可的情况下，对从事苗圃生意的王夫兴（另案处理）谎称其已与交通局的领导打好招呼，可以处理无锡市滨湖区锡南路葛埭社区路段两侧的香樟树，并让王帮忙卖掉其中10棵。王夫兴遂联系到买家苏州市望湖苗圃场经营者周建东。2010年9月20日，周建东安排人员至上述路段挖走香樟树共计10棵，其中胸径40厘米的1棵、38厘米的2棵、28厘米的7棵，林木蓄积量共计5.1475立方米，价值共计35496元。当日，李波在上述挖树现场遇从事苗圃生意的陆文贤，陆得知李波系得到相关领导同意后而处理香樟树，即向李波提出购买部分香樟树，李波表示同意。陆文贤又与范建民、王吾兵商定将上述路段的香樟树卖与范、王二人。2010年9月22日，范建民、王吾兵各自带领工人在上述路段挖树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查获。案发时，范建民、王吾兵已开挖香樟树17棵，其中胸径30厘米的2棵、29厘米.的6棵、28厘米的3棵、27厘米的5棵、26厘米的1棵，上述林木蓄积量共计6.901立方米，价值共计53250元。案发后，王夫兴退赔被害单位3.2万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欺骗方式利用他人盗挖国家所有的行道树，其行为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李波犯盗伐林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的罪名不当，应予改正。李波的犯罪行为发生在2011年4月30日以前，依照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适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条款。李波在实施其中一次犯罪过程中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李波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阮遂依法判决如下：

被告人李波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一审宣判后，李波未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提出抗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以出售为目的，盗挖价值数额较大的行道树的行为，如何定性？

三、裁判理由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本案被告人李波以出售为目的盗挖城市道路两旁行道树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较大分歧。一种观点同意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主张应以盗伐林木罪定性；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道路两旁的行道树不属于盗伐林木罪的对象，李波的行为应定性、为盗窃罪。我们赞同后一种定性意见，但在具体理由上又有所不同：

（一）城市道路两旁的行道树不是区分盗伐林木罪和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要素

盗伐林木罪，是指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本案中城市道路两旁栽植的成行的香樟树是行道树。有观点认为，盗伐林木罪中的林木仅包括森林法规定的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特种用途林等林区中的大片林木，城市行道树是绿化树木，不属于盗伐林木罪状中的“森林树木”，也不属于盗伐林木罪状中的“其他林木”。我们认为，城市道路两旁的行道树属于盗伐林木罪状中“其他林木”的范畴。2000年1月国务院制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林木包括树木和竹子。可见，相关森林法律法规中“林木”的外延比较广泛。行道树是专门种植于道旁的树木。1987年9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对林区和非林区规定了不同的 入罪林木数量，对非林区林木规定了较林区林木低的入罪门槛，城乡道旁等非林区的行道树、他人自留山上的成片林木可以成为盗伐、滥伐的犯罪对象。虽然该解释已被废止，但其对盗伐、滥伐犯罪对象范围的规定依然值得借鉴、参考。城市行道树作为城市绿化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砍伐城市树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该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项进一步明确，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市树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项规定为对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市树木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提供了行政法上的指引。

由上述规范可知，行道树属于“其他林木”的范畴，可以成为盗伐林木犯罪的对象，因此，仅从行道树的角度，不能认定本案不构成盗伐林木罪。

（二）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属于“盗挖”，而非“盗伐”，不构成盗伐林木罪

实践中，针对树木的窃取行为一般有三种情形：一是将栽于土地上的活体树木砍下后占为己有；二是将他人已经伐倒的树木，或将已经采挖离地的活体树木直接窃为已有；三是将栽于土地上的活体树木挖出后占为己有，保持树木的活体性。第一种情形是典型的“盗伐”，除了盗伐自留地的零星树木，都属于盗伐林木罪调整的范围。第二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已作明确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第三种情形与前两者不同，系“盗挖”。被告人李波为了达到转手香樟树获利的目的，让人盗挖后出售，属于第三种情形——“盗挖”。“盗伐”与“盗挖”存在明显的区别：一是行为方式不同。“伐”是用刀、斧、锯等把东西断开。伐木，就是用锯、斧等工具把树木弄断。实施“伐”的行为后，树木主干与其赖以生存的根部分离，根部留存于土中。而“挖”则是用工具或手从物体的表面向里用力，取出其一部分或其中包藏的东西的意思。挖木，就是用锄、铲、锹等工具把树木及其树根的主要部分从泥土中取出，将树整体与泥土分离。二是行为后果不同。“伐”后树木必然死亡，而“挖”的目的是移走栽种的树木。因此，国.家林业局2003年下发的《关于规范树木采挖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特别强调林业主管部门在核发许可证的同时“应当对批准的采挖作业进行监督管理.并主动提供有关技术服务，以提高采挖树木的成活率”。三是行为本质不同。“伐”的行为直接导致活立木的死亡，行为实施当场就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而“挖”的行为虽然也可能由于采挖水平、后期环境、养护技术等因素最终导致树木死亡，造成与“伐”的行为类似的后果，但这种结果是非典型的，而且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机械制造、林木养护水平日益提升，这种结果越来越少，所以“伐”与“挖”对林木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存在本质的区别。《通知》第八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采挖、运输、收购采挖树木，或者因采挖树木造成林地、植被破坏的，要依照法律法规关于林木采伐、林地管理、木材运输和收购的规定进行处罚。”有观点认为，既然该规定已经将采挖树木与采伐树木纳入相同的行政管理序列，那么盗伐林木的罪状就应当涵盖盗挖行为。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妥。该规定是为了严格规范现实生活中日益增多的，但森林法等法律法规又未涉及的采挖林木行为，但对乱采乱挖行为的行政处罚则必须由法律、行政法规予以规定，不能由国家林业局通过下发通知的形式予以确定。在刑事法律领域，语义的相对确定性是法律可预测性的客观要求。盗伐林木罪所确定的核心行为“伐”，即便是基于社会发展需要对“伐”作适度扩张性解释，也无法将“挖”的行为囊括进来。况且，正是由于采挖行为与采伐行为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类行为，行政管理机关才有必要专门制定规定进行政策调整。

（三）盗挖行为侵犯的客体主要是财产权利和环境资源

森林和其他林木等活立木能调节气候、净化空气、防风降噪，为人类提供优美的生存环境。盗伐林木罪被列在刑法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章中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一节，是鉴于活体树木对人类的特殊贡献，国家给予特别保护。盗伐行为造成的破坏不可逆转、无法恢复，所以其最终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而本案被告人的盗挖行为虽然未经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有关城市绿化管理制度，但毕竟未终结树木生命，尚未对生态环境造成无法挽救的后果，因此其行为危害最主要体现在侵害了树木所有人的财产所有权。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日益重视，花木价格在绿化热潮中逐年攀升。活体树的价值不能再简单地以立木材积数量来衡量，树木的珍贵程度和效用、绿化工程的特殊要求、树木的生熟等因素更多地被纳入考虑范围。而一些不法分子正是看中了活体树木本身的经济价值，而不是作为木材所体现的价值，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本案被告人已经盗挖的10棵香樟树虽然林木蓄积量仅有5.1475立方米，但价值达35496元，正在实施盗挖的17棵香樟树蓄积量只有6.901立方米，价值却达53250元。可见，本案被告人主观上追求的和行为最终实现的都是活体树木的经济价值，而非立木材积的经济价值，其行为危害主要体现在对树木所有权人的财产所有权的侵害。

综上，法院对本案被告人李波以出售为目的，盗挖行道树的行为，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是正确的。